（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12月28日在《证券日报》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论坛举办方出的这一选题，我觉得是特别切合实际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突破方向，可能各位朋友都在自己心中有所考虑。我比较直率地谈谈自己的感受。
我们在不久前看到中央举行隆重的大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在中国面临能否避免邓小平所说的“死路一条”这种历史性考验面前，在如何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样最重大的问题上，终于在大方向上做了正确的选择，使中国经过40年，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当下，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看到有这么多成就的同时，实话实说，我们又有另外一些忧虑，以及看到改革攻坚克难在实际生活中间面临严峻挑战、近乎食不甘味的这种感受。
我们已有这么多的发展，但是往前看，中国的现代化在十九大进一步勾画的“新的两步走”的愿景向前实现的过程中，当下最直接的挑战，就是不期而至的外部冲击和我们内部的矛盾凸显交织而成的一种不确定性。我接触到很多地方政府层面工作的同志，还有企业界的，也包括我们金融资本市场这方面的不少朋友，大家都有这种不确定性的感受。从市场预期来看，我们也不必讳言，当下预期方面不良的氛围，已经使中央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要在“稳预期”这方面掌握好相关要领。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既然有不确定性，而且从外部冲击来说，引发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处于被动一方，我们自己并不能左右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而由对方给我们施加的压力，他们到底怎么样在后面的博弈中展开他们的动作，悬念很多。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在讨论中，很多人都说到要把握好我们应该选择、应该做好的“自己的事情”。我理解，自己能够选择、自己要努力做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确定性。中国经济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纵深与空间，我们的工业化就全国而言，我自己的认识是不能简单照搬国内外一些学者形成的人均国民收入接近一万美元就可以认为是工业化后期这样一些判断。其实我们沿海地区有工业化中后期的特征，中部和西部应该讲，总体上还是工业化初期、中期，合在一起，整个中国工业化是从中期向后期的转变过程，后面的纵深，还对应了中国有将近14亿人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和工业化相伴随着的城镇化所形成的成长空间。中国的真实城镇化率，特别要看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有42%出头，拿常住人口有欠账的58%出头的城镇化率来中和一下，我们充其量也只有50%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国际经验表明后面还至少有城镇化高速发展期的20个百分点的空间。每年上一个点，我们这个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还有20年。一轮一轮的建成区的扩大，一轮一轮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的建设，一轮一轮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人力资本的培育，就是中央所说的我们中国所具有的韧性、空间、回旋余地，这个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空间是确定的，无论怎么样风云变幻，我们自己要知道，只要按照改革开放这个现代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方面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按照扩大开放做全球的多边博弈，我们自己可选择的空间一定有，而且我们自己完全应当、也完全可以把握好确定性，如果处理得好，一定能支撑我们在新的挑战和考验面前，维系中国作为最大人口规模经济体6%左右的超常规发展。
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从当下的这种不确定性，说到我们要把握的确定性，就要落到最关键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一招”。这个最关键的改革问题，也是我们能够争取的最大红利之所在——总书记说了多次这是关键一招，克强总理也说了多次我们的最大红利在于改革创新。实际生活中，我想比较直率地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改革在进展中有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以“60条”文件为代表的通盘部署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注意，中央那时要求的时间表——事关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的牢牢把握，进度上是2020年改革应该“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时间表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必须攻坚克难——包括金融，包括资本市场，有取得的成绩，又有新的不断表现出来的困难，尤其是改革深化遇到的的一些困惑和阻力。怎么样真正按照中央时间表的要求，把硬骨头啃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有按照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才能如愿地真正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改革的深化中，这个供给侧结构化改革，也就是当年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之市场取向改革，在深水区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色彩的一个表述，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进的改革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只有把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中央的要求作为主线牢牢把握住，把深化改革的事情做好，才能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到2049、2050年的时点上，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是我们在考虑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具体的机构和单位自己怎样把握好本职工作和配合全局要求来深化改革的一条基本线索。我们需要把自己可能的作为，融入中国整个以改革为龙头的现代化事业。这样一个考虑，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在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要在中央全局部署指导之下，冲过历史三峡的瓶颈期，经受住决定性考验。我们希望能够在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有继续发展的后劲儿，能够支持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去通过新的两步走，实现中国梦。
如果把大的图景做了这样的勾画，当下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中央要求的“决定性成果”的取得，从不少方面来看，进程已经落后于原定的时间表。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别无选择——比如我多年研究的财政和税收，这个领域里中央原来的要求是说，财税改革重点和基本的事情，2016年要做出来，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18年年底，财税改革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有这么多的进展，但是说到重点的基本的事情，还有很多的硬骨头。现在媒体上，我注意到有意无意在回避时间表这样一个概念，但我们心里要有数，哪怕时间拖后一些，关键就是要锲而不舍，一定要寻求这种决定性成果的突破。
方向上，我愿意强调一点：在当下是不是首先应该进一步形成关于正确的方向感的共识，因为这是实质性推进改革中我认为有必要加以强调的。前一段时间，中央十九大已有很好的指导精神，但在这一氛围里，又出现了社会公众不少的纠结和困惑，那些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不是旗帜等等错误思潮，动辄就可以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动议者和其中的活跃人物，他们自己感觉是冠冕堂皇、非常安全的。另外一些明显跟他们持不同意见、想与之商榷的研究者，或者在工作一线、特别是工作一线有一定责任担当的同志，他们要想发表点不同的声音，却有种种顾虑，缺乏安全感。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分析认识，因为它实际上反映的还是中国社会里的一种宁左勿右：我只要援引了《共产党宣言》的原话，谁能跟我来做什么样的商榷？他不想一想，《共产党宣言》说的“消灭私有制”后面，紧跟着的还有说共产党人并不否定对财产的私人占有，只是否定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一直发展到他的代表作《资本论》里，明确地说股份制带来了资本私有制的“扬弃”，未来的理想社会我们发展的方向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和联合占有生产资料和协作也就是联合劳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你如果是完整把握了马克思指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会意识到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使共产党宣言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到了新高度，一个人本主义体系之中，人们都可以通过明晰的、而且受保护的产权，在股份制的框架之下，持有对应的私有财产，而这些合在一起，却是资本社会化，从而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并且对接未来理想社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其实中央已经在十九大之前，就把这个关键性的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认识，写入文件说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很遗憾，我感觉整个社会的氛围仍然有“宁左勿右”的心理阴影，使我们在改革的重大方向上真正要去打开创新局面的时候，非常容易畏首畏尾。反而另外一些会造成轩然大波弄得人心惶惶的、完全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思潮，却非常容易兴风作浪。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要根据中央领导新近一系列明确的讲话、重要的指示精神，还有中办、国办的文件，来凝聚改革攻坚更明晰的共识，更好地把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身后又有一百多年的发展，我们要结合着丰富的实践，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取向之下，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树立正气担当、弘扬创新的精神。配套改革中间，怎么样力求逼近其决定性成果？我的理解，还是中央早已经给出的概念，就是我们发展中，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一下，结合着所谓突破方向，怎么样去解决创新方面的阻碍和困惑。
我观察，实际生活中的创新，现在应该讲氛围方面是更加感觉到约束重重。邓小平当年南巡的时候，说要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实际生活中我做了大量调研，一线的同志们哪个人还敢讲闯字？大胆的试怎么试？你看我，我看你，怎样能够保证试了以后不出什么纰漏？被人抓住吃不了兜着走，这是普遍的心态。中央说的第一动力，如果在这样一个实际上大家只是表态、只是贴标签、而实际生活中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那么它从何而来？决定性的成果没有这种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显然是不可能如愿取得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贴标签式的吵不清楚的争论，因为邓小平说有些东西说得清楚吗？你既然说不清楚，争吵有什么意义？他说要少争论、不争论，“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那个阶段上就是因为避开了那种永远谁也说服不了谁、永远吵不出结果的很多争论，才实质地推进了闯和试的进程。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在当下有些争论已是无法回避的。像刚才我所举的“消灭私有制”堂而皇之地摆在那儿，我们怎么认识它？我认为就需要参加这种争论，因为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后，我认为可以运用商榷的这种方式。很遗憾，实话实说，我看到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似乎都不愿意进入这样一种值得去做严肃争论的领域。有些，是应该采取不争论、少争论的态度；有些，是应该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之下鼓励百家争鸣式的严肃的学理商榷。
实际生活中，我还是觉得形势比人强——一开始就说到了，现在有外部不期而至的压力，我们别无选择，可以变压力为动力。中美关系大为紧张了，但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中美关系，一方面我们跟美国之间，它出招我们接招，博弈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要在这方面尽可能掌握好斗而不破，继续通过双边博弈，在斗而不破的过程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争取走出一个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应更开阔地发展多边博弈，要更积极地和日本、和欧洲、和东南亚、和非洲、和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广泛开展交流，作多边的互动。这种坚定不移的扩大开放，实际上是会倒逼我们实质性的改革。当年入世，我印象很深刻，形势比人强，决策者下决心，做了一定的磨合妥协之后，中国终于和美国谈拢了，中国入世了。杜润生老前辈跟着有个评论：入世“清理文件柜”，这就是中国的变法。你清理文件柜，原来很多法规看起来都是白纸黑字、要严格执行的，所谓法治社会里不可怀疑的，但一清理文件柜，不能跟国际规则接轨的，通通取消，这就是倒逼的变法，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我们现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已经看到中央明确地说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低关税，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金融领域里要进一步放宽准入，这都会改变我们原来的法规。这种创新事项上，应该紧紧抓住扩大开放倒逼所形成的正面效应。
此外，我认为还有另一个角度：我们自己处理国内矛盾凸显以后的纠结，要特别注重各个方面相对容易形成共识的事情——就是加强管理。比如财税领域，中央现在强调全面绩效管理，这个要求，实际生活中离不开预算的透明度提高、公众参与。“60条”之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是第一个关于部门的文件，其他各个部门的文件跟着来，那么预算改革第一条是什么？就是要进一步透明、公开，以利加强管理，优化全社会的监督。从中央开始，再到地方，政府除了像国防、外交极少数需要保密部门的信息之外，其他的部门预算信息统统挂在网络上，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叫加强管理吧？它实际上，给出的是公众对政府履职相关信息的知情权，知情权后面跟着的，就是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这样从加强管理切入的制度建设，实际上也就是要解决中国现在难以正面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融合问题。这些事情，我认为就是要抓住不放、要做好的实事，这种扩大开放的倒逼和我们加强管理角度上切入的、容易形成共识的制度建设，对潜移默化的配套改革是推进。此外，也还要匹配上继续鼓励必要的基层创新试错。
我记得今年年初，大家在展望改革开放40周年如何纪念的时候，就注意到，习总书记主持的深改组会议，给出明确的主题：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实。要从思想解放到改革的深化、攻坚克难，落到抓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中央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前后的一些明确的指导精神，一定要落到抓实上。我感觉在抓实的这个方面，要援引前一阶段中央文件里再次强调的一个精神，就是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我在实际调研中，也跟很多同志探讨这个事情，中央早有这个明确的态度，也有不少的地方，珠三角、长三角的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过这个意思，也写入过很多地方和部门的文件。实际生活中，怎么贯彻这个精神？我们现在无庸讳言，存在一种偏差，就是大家都在讲创新，但不讲如何创新，特别是不讲在我们自己的辖区、我们自己的行业、我们特定的领域里，怎么允许试错。当下形式主义的一大表现，就是只表态不动作，这样最安全，一旦有动作，一个人如果说他改革意识比较强，愿意做这种创新实验的话，他实际的压力就是一个人做事情，N个人监督。合规不合规？在合规过得去的情况下，实际生活中间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他的一举一动哪个地方有偏差，会不会被人抓住小辫子，会不会抓住一个吃不了兜着走？现实问题都跟着来了。所以，很多一线同志的感觉，就是不敢动，动辄得咎。有这么多的监督审计、巡视督察，成了一线同志说的实际工作局面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动作是最安全的，一动作就有不安全感。这决不是一个中央所要求的氛围，不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中国经济主要问题寻找突破方向时应该形成的一个社会环境。
所以，我结束发言前比较概括地试着做一个小结。我自己的认识，是要在总体上把握规范性、注重合规的同时，掌握好创新必须给出的试错的弹性空间。要在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更多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中，落实到怎么样贯彻中央所说的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精神，真正成为我们实际工作中推动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种动力，一种配套条件。资本市场、证券行业这方面，我注意到前面我们的会长发言里，非常清晰鲜明地体现了中央所要求的鼓励创新、鼓励在创新中去化解矛盾开创新局面的精神。我愿意以上面这样一个发言和可能还不够成熟的看法，来和各位交流，来与大家共勉：为改革创新鼓与呼！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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