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12月20日在《浙商》研究院與光大銀行合辦的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王永昌院長，孫強行長，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企業界的朋友，大家好！很榮幸接受邀請來參加今天的交流，我拿到的題目就是剛才主持人說的，怎麼認識世界複雜變局之下的中國經濟與浙商策略。實話實說，雖然自己做了好幾十年的研究，也高度關注浙江的發展，但對浙商概念之下我們的創新和已經取得的成績，確實調研不夠，在這裡不揣淺陋，就自己的認識來和各位做一個交流。
首先談一談怎麼看待當下世界複雜的變局。這裡面最突出的事情顯然就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對這個，宣傳口說不能講貿易戰，底下咱們知道大家講的就是這個事情），這個貿易摩擦升級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所關聯著的複雜局面，是當下我們要最注意密切跟蹤的事態演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過去已經被稱為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的基本判斷就是，顯然這個重要關係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們中國在爭取現代化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應該講面臨著新的一輪外部壓力，以及與我們內部“矛盾凸顯”相交織的挑戰性局面。美國和中國過去雙邊關係處理方面確實有過摩擦，甚至一些比較嚴重的不良局面，但是過去幾十年間，總體的基調還是在戰略平衡方面保持了基本共識，在利益的博弈方面形成了世界上最發達經濟體和世界上最典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的一種比較優勢可以解釋的互利。過去中美之間的這樣一種從利益考量上維持戰略平衡、形成非常有影響的互利等正面效應的局面，現在應該講告一段落了，我們現在確實要在未來的發展階段上，做全面的重新審視。
從現在往前展望，首先是要認清一個基本的對於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判斷。我最概括的說法，就是中國在2015年以來，國民經濟從宏觀指標上來看的這個平臺運行狀態，現在看來又要往下調整。從2015年到今年的上半年，12個季度以上的時間段裡，中國的龍頭指標GDP（表示經濟景氣水平的這樣一個最主要的指標）它是在6.7-6.9%這個很窄的區間內波動，本來如果按照我們乘勢繼續追求結構優化支撐的高質量發展，中央所關注的L型轉換中，大寫的L這個尾巴拉出來以後，它應該能夠得到L型轉換的確認，就是進入一個我們爭取時間越長越好的平臺運行狀態。前面的12個季度做的鋪墊，就是它已經中期化了，三年以上的時間段了。但現在我們要繼續觀察，這個L型拉出的尾巴又要往下調整。中央所說的認識、適應，還要引領的新常態，由“新”入“常”看來要超出原來預期的時間段。
簡要分析認識一下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相關的最基本的原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要認清，兩個大國的合作中間還有競爭，競爭中美國方面以遏制中國為主題詞的這樣一個基本態度，已經不是特朗普一個人或他的某一個黨派的態度了，他已經形成了美國朝野空前一致的一個共識。怎麼形成的？如果說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到了這樣一個狀態上，我們願意一句話捅破窗戶紙來說，就是反映著中國實際上前些年形成的追趕—趕超這個過程，到了發展中的某一個臨界點之後，綜合性的因素造成“叢林法則”主導這個局面——人類文明我們承認它在不斷提升，但是你無論說多少自由、平等、博愛、互惠互利，到了某一個臨界點之上，老大它必然要打壓老二，體現的還是叢林法則，沒有更多的道理可講，就是要以種種的藉口和種種的方式，遏制中國有可能繼續縮小跟美國的距離這樣一個發展的勢頭。這個貿易的問題，只是中美關係這座冰山露出海平面之上的直觀可以看到的一角，海平面之下是什麼呢？那就是全面博弈中間的力量考量了。它一定涉及我們的製造業水平、實力，科技的水平與科技創新能力的比拼，在經濟生活中至關重要的金融的影響力、輻射力，還有就是涉及極端狀態如果假設軍事對抗之下，誰可以佔得頭籌的前景，還有旁邊必然伴隨著的所謂“軟實力”——在整個國際社會里的影響力、感召力等等，是合在一起的。如果從這樣一個視角來理解中美之間現在的博弈，那麼我們的理性考量中，顯然必須把這個話說清楚。
我在比較早的時候就強調了這樣一個看法：中國遠遠沒有進入可以和美國對決的平臺，這時候特別需要我們理性考慮，在整個國家的戰略上，儘可能形成一個高水平的思路和對策。我們在這樣的一個不期而至的壓力到來的局面之下，確實我們是被動接招，我們不想打貿易戰，但是已經來了這樣一個新的局面，我們現在也沒有時間展開分析說中國自己的一些不當之處，怎麼加快了這樣一個局面的到來——當然這也是值得反思的。但是往前看，在應對有的學者已經稱為“四十年未有之變局”的這個當下，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即要準備迎接挑戰，跟著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簡單的思路，可以首先概括這樣兩句話：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貿易戰必然是兩敗俱傷，它確實不是好事，它已經超越了理論上所說的比較優勢可以解決的國際上不同經濟體之間關係調整的這個範圍了，“比較優勢”解釋不了，“互通有無”解釋不了，我們必須認清，中國怎麼樣完成現代化和平發展，還得把握好追趕—趕超戰略，追趕中最後是希望後來居上，進入第一陣營。這樣一個戰略，我們怎麼樣能夠在實際生活中讓它繼續能夠得到貫徹？這個戰略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考慮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往前推進中國發展時勾畫的“三步走”，其內涵就是超常規發展，這樣我們才能擺脫工業革命以後嚴重落伍的局面，大踏步地跟上時代，逐步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實施這樣一個戰略，在變壞事為好事這方面，我們首先要意識到，市場上現在瀰漫著的一些悲觀情緒，是有誇張特徵的，帶有應激反應式的這樣一種不良心態。中央說的“穩預期”，不是隻靠宣傳來穩，從具體情況來看，貿易摩擦升級以後，在某些局部，其實已經有壞事可能帶來好事這樣明顯的特點。比如說中國過去為大豆做的支持不惜工本，我知道財政部門安排過多輪的巨量資金支持，然而本土的大豆仍然不能抵禦外部進口大豆的競爭，市場份額不斷萎縮，最後主要是生產豆腐還用我們東北產的大豆，其他榨取豆油，都是出油率更高的美國等外部進來的大豆。現在有了調整以後，中國一部分生產大豆的農戶、農場，是不是從局部來說，它反而成了好事？在這個產業鏈裡市場份額擴大，影響到的我們一部分市場主體，對他們局部來說，這就是好事兒。另外，由於有了壓力，中央非常明確地說放寬金融准入，更充分的金融多元化的競爭，可以使金融產品的系列更趨豐富，對應到市場上，包括我們民營企業所需要的很多金融產品，在競爭中間供給會更有選擇性，更有在實際生活中正面效應的發揮。我們老百姓關心的汽車、醫療等領域裡，中央已經非常明確地說降低關稅。降低進口汽車的關稅，對一部分中國的消費者來說是好事兒，他們心儀想買的外國車如果降低關稅十個點，他實際就可能少花十萬塊人民幣。如果按照美國，現在所說到的，中國產的車賣到美國只有2.5個點的關稅，而美國賣到中國，是25個點。如果咱們能砍下20個點去，那這些買進口名牌、外部生產汽車的中國消費者，機動車的購買者，實實在在得到的是好處，100萬一輛的車一下降20萬塊錢左右。還要說到藥品，更實實在在地看到局部的好處：一個家庭如果出了一個癌症病人，可想而知，整個家庭應對這樣一個不良狀態要一起努力，節衣縮食，而且高價的藥品還往往沒法買到，而現在說降低關稅的時候，擴大藥品首先是治療癌症藥品的進口，而且克強總理明確要求：關稅降低之後還要盯著藥價，把藥價真正降下來。這個情況怎麼帶來的？貿易摩擦升級逼出來的，壞事變成了好事。
跟著的是要從全局來說，真正的壞事變好事，最主要的潛力空間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變壓力為動力，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在改革領域裡啃硬骨頭，而且開放，會倒逼我們改革。就像當年那一輪我們入世，杜潤生老前輩說，入世那就是變法，為什麼變法？你必須對接國際規則，清理我們自己的文件櫃——清理文件櫃就是變法，變法就是求新，就是圖強，就是要通過這樣的倒逼，使我們在改革的推進過程中攻堅克難。所以，我認為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是實實在在的，我們要堅定不移地選擇我們自己可做的事情。我們自己改革做得不像樣的地方，能不能做得像樣一些？繼續擴大開放，總體來說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在一些涉及開放的領域裡，其實還有很多可做之事。比如跟國際上的交流——文化產品的交流是不是可以更開放一些；我們在現在的互聯網時代，互聯網怎麼樣更好對接國際上的一些信息，這都是我們在開放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考慮的問題。
過去一位政協的副主席帶著一些專家，曾經提過提案，能不能首先考慮開放谷歌的學術搜索，沒有迴音。但我覺得現在進一步開放過程中我們可以理性討論這樣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就是要堅定不移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在改革開放這個過程中，當然我們要爭取和美國方面鬥而不破，充分展開多邊博弈和形成制衡。美國這方面我們的思想準備，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時好時壞，這可能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現在我們還寄希望於所謂90天時間窗口裡能達到一個階段性的新的妥協和平衡。網上說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動手採取一些措施，對美國方面釋放誠意。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可以繼續密切跟蹤。也不要以為這個90天如果能取得一個相對明顯的成果，以後就一切都順利了，從最大的可能性來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應該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內，不斷對我們形成一些困擾和挑戰性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更好考慮多邊博弈之下，我們調動其他一些因素來制衡。我們已經明顯看到中日關係在改善，安倍訪華以後，一系列很實的東西，是超出預料的。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和歐洲方面，和法國，和德國，和其他的歐盟成員國，和其他的歐洲國家，現在進一步加強交流，更多地推進合作。我們和東南亞，和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我們都有這種多邊博弈中應該做的事情。對於企業來說同樣也是這樣：中美的貿易不可能歸零，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收縮份額，我們是要更多考慮開掘歐洲的，日本的，東南亞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大洋洲的市場，把這些事情合在一起。
總體的在戰略思維方面，我願意重新強調：深刻領會鄧小平當年，在1989年所謂“風波”之後他的重要論述，總體的說法，是說現在外部的這種嚴峻局面其實是一場“小風波”，他看的是整個歷史長河中，這只是小風波，我們要繼續堅定地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搞好關係。他給出的指導方針，有人概括為24個字：冷靜觀察，沉著應對，善於守拙，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善於守拙”跟“韜光養晦”實際是一個意思，其實善於守拙已經說清楚了，就是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們的短板，知道我們沒有必要唱高調。鄧小平說，你要當了頭，反而很多的優勢就自己把它喪失掉了，這個頭我們當不起。這是一個冷靜的判斷，是非常實事求是的務實判斷，後面跟著才是有所作為。合在一起，我認為對於當下我們怎麼認識外部的複雜局面和處理中美關係，以及整個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我們應該繼續爭取在速度有所調低的過程中，中國仍然保持超常規發展這樣一個態勢。比如從現在來看，世界上大規模的經濟體，沒有在這麼幾十年的時間段能夠維持6%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國現在雖然重心有點往下偏移，但是最大的可能性、大概率事件，今年仍然能完成6.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引導性目標，明年、後年處理得好的話，我們仍然能在6%以上或者6%左右——這仍然是一個在全世界來看驕人的超常規發展業績。當然，需要我們應對複雜局面，下定決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抓住擴大內需的事情做好。
所謂“擴大內需”，是有客觀上我們自己的潛力、迴旋餘地和韌性來支持的。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大人口規模的成長經濟體，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還有相當可觀的縱深。工業化伴隨著城鎮化，是彌合二元經濟，需要不斷形成巨量的基礎設施投入，以及產業一輪一輪的改造和升級換代。未來幾十年，還會有幾億人從農村遷移到中國中心區域、城鎮區域成為市民，要得到一視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待遇，無不需要大量的投入使這樣一些需求得到滿足。在投入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只要處理好和外部世界的和平發展關係，我們是可得到全球的供給來形成這個經濟循環中的成長。中國釋放巨量需求，彌合二元經濟，全球都跟中國做生意，和平發展、和平崛起，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邏輯。怎麼能保證這個和平？我們要意識到，雖然中美之間的不良局面使我們擔心滑入類冷戰，但是處理得好，很大的概率上是可以避免出現這種類冷戰局面的，因為現在已經不是當時美蘇對抗冷戰時期的那個基本格局，那時候美蘇各自領頭有一個自己閉環式的產業分工體系，各自的分工體系，現在早已經變成了中美和其他經濟體之間全球化的一個產業分工體系。曹德旺跑到美國去跟著產能走辦工廠，中國、美國貿易戰打響以後，特斯拉的馬斯克專門跑到上海來簽約建一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單體外資投資工廠，生產新能源汽車，這些說明什麼呢？中美之間已經開始形成了一個現在很難再切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鏈。
在經濟概念上來說，這就是在新技術革命時代，有越來越大的可能性按照共享經濟這樣一個理念，來形成互動，形成產業鏈上的分工合作，它促進的當然就是和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還幹嘛滑入冷戰？特別是要避免熱戰。另外一個，相關的從另一視角上的制約，是在供給側創新這方面，人類社會早已經形成的核威懾，這就可以來解釋為什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遲遲沒有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核威懾已經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為極小概率事件。其實這就是80年代鄧小平一錘定音所說的：時代主題可以認定為是和平與發展，不再是過去從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時代所說的戰爭與革命時代這樣的戰略判斷。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新的戰略判斷，其實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再也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所以，我們要一心一意謀發展，緊緊扭住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再也不可錯失這樣的戰略機遇期，要把中國損失的時間追上來，改變中國落後局面，大踏步跟上時代，以“三步走”實現現代化。整個鄧小平的現代化戰略思維中，戰略原點就是這個判斷，這個判斷現在絕對沒有過時，而且已經和正在被實踐和學理越來越充分地論證。我們的新供給經濟學，就是在這方面要進一步來探討，從基礎理論層面結合現實，必須說清楚為什麼現在我們的戰略原點就是和平與發展。是供給側的創新形成的推動性的共享經濟加上制約性的核威懾，使我們的企業家看大勢的時候，可以更多地具有我們的“定心丸”。一方面，現在總書記、黨中央表態的支持民營企業的政治正確，這是定心丸。另外一方面，無論政治風雲怎麼變幻，中國和世界以後的互動中，幾十年內，一直到中國尋求的中國夢的實現，它的主題就是和平與發展，這是咱們企業家能夠發揮自己聰明才智和創造性的一個最基本的環境和條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環境和條件，當然也是定心丸。
對這些事情如果我們進一步加深認識的話，再接著可做一個粗線條的預判就是前面說到的，今年和明後年只要處理得好，我們的年度經濟增長還都能夠再6%以上。所以，全面小康於2020年的實現，是大概率事件，全面小康的保證速度就是剩下的時間段裡6%以上，就可以解決總量概念上中國十年間人均GDP再翻一番，再加上精準扶貧等等社會政策的託底，能夠兌現這個階段性目標。再往後的考驗是什麼？我們要有十年或者十多年的時間段，繼續保持經濟發展超常規，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接中央提出的2035年我們要基本建成現代化。再往後才是2049—2050年建成現代化強國。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我們如何“取勢、明道、精術”，對應到在座的很多朋友，就要落到我們今天主題的後半段——就是我們浙商應該尋求什麼樣的作為。這方面我想比較粗線條地談談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我的認識是，首先要肯定浙商這個概念其實代表的是中國已經形成的增長極區域市場經濟發展中的生力軍。歷史上，浙江有一些特定的商業文明的積澱，但是又由於種種特殊原因，比如我們過去所分析的，浙江沿海地區長時期中，從傳統體制下的很長時間段來看，就沒有得到中國管理部門的政策關照，出於種種原因，沒有特定的重大項目等等方面的佈局，也沒有給出什麼傾斜支持，但是一旦進入改革開放這個發展路徑，在浙江，在一些典型的增長極區域，我們浙江草根層面這些民營經濟、縣域經濟概念之下的潛力活力的釋放，卻成為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過去已經注意到的溫州、台州，以及最近這些年繼續出現的一些民營經濟發展裡的生動案例，數不勝數。同時要特別評價一下，浙江的各級政府，實際上在開明和致力包容性增長這方面，應該給予總體上充分的肯定。有些事情推一推或拉一拉，結果完全不一樣。我們記憶猶新，那時候80年代中後期關於溫州發展的爭議何等激烈，什麼假冒偽劣的問題，各種不良現象，你不能說它沒有，但是看主流是什麼？主流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間創業創新可能魚龍混雜、沙泥俱下，但最主要的是人民群眾要致富，要在改革開放時期黨的新政策給出的空間之下，發揮他們的創造性，而政府方面總體來說寬容地、開明地處理了這個發展過程中間錯綜複雜的一些問題，這才能帶來以後我們看到的越來越有規範性、越來越有成熟和穩定特徵的發展局面。我們過去跟蹤過溫州，哪裡一開始，老百姓創業也戰戰兢兢，必須搞一個掛靠，戴紅帽子，才敢形成一個市場主體的行為和活動，到後來顧慮打消了一些的情況之下，又要搞一個非驢非馬的“股份合作制”，實際上是私人產權在裡面主導，但他一定要掛一個股份制後面的合作之名，合作那就成了集體經濟的框架，認為政治上安全。再往後，才有更標準化的對接現代企業制度的股份制，得到產權保護一定信心的情況下，一直髮展到一些成規模的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等等。這樣的過程中，要肯定浙江政府是允許在基層試錯，允許在探索的過程中讓民間的活力在彈性空間裡找到相對規範和成熟的形式。這些經驗，我覺得未來以及在應對現在複雜局面情形下，我們應該給予進一步的肯定。第二個層面，我感覺浙商概念下，“新經濟”這個引領整個發展態勢的最前沿的科技第一生產力，信息時代作為代表的這個高新科技新技術革命，在浙江已經形成了領軍局面，這非常難能可貴，以至於同在長三角，上海的領導層曾非常遺憾地說，怎麼我們就沒把阿里巴巴吸引到這裡來？為什麼在杭州就成了氣候。現在怎麼反思，可以有各種說法，但總體來說，這實際上也是一個綜合判斷下企業自主的選擇，說明在前些年我前面肯定的這些東西，支撐了非常不容易的創業成果，在燒錢的過程中，在種種試錯、容忍各種壓力的過程中，最後終於脫穎而出，形成了以高新科技企業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的蓬勃局面。而且就現在的勢頭看著，在面對新的挑戰的時候。還在繼續蓬勃發展，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第三，我們要承認在浙江中心區域和整個轄區之內總體評價，基礎設施所打的底子，已經有相當的支撐力，但還不是已非常令人滿意了，顯然還有跟國際水平相比的差異。比如杭州，這幾年由於種種原因，杭州的城市建設又在升級發展，有人已經把杭州說為可以考慮加入一線城市之列了，我並不認為這個話說得特別紮實，但是得承認杭州在所謂“二線城市”裡，現在已經排在最前面。但是看看杭州公交軌道交通體系怎麼樣？跟國際水平相比，一比就知道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我瞭解現在杭州的地鐵還在加緊建設，什麼時候建成跟紐約、東京一樣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或者咱們不說紐約東京，和德累斯頓、慕尼黑比一比，能不能大體上類似？這樣的基礎設施，才是我們心目中要追趕的那個高水平。但是要肯定這些年的發展，已經把我們很多中心區域的基礎設施，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對於以後乘勢把我們浙江的中心城市發展好，並且把城鄉一體化帶動起來處理好，把我們星羅棋佈的特色小鎮建得更好，都是新的起點。最近幾年，在很多其他地方還比較惶惑的情況下，我們浙江的特色小鎮卻發展得有聲有色，城市群建設、特色小鎮代表的小城鎮建設，合在一起要以基礎設施繼續升級，以基礎設施帶動和支持產業群發展，帶動宜居城市建設，給老百姓美好生活以可持續的支撐條件，非常值得肯定。這裡面浙商的貢獻不言而喻，這些新區，這些產業新城建設和運營，需要我們企業界積極的參與，已有PPP等投融資創新形式，應大力通過創新機制和政府合作，一起把這個局面更好地進一步發展起來。
第四，我注意到浙江的有關管理部門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像鳳凰計劃等政策支持要求，要給實體經濟的升級發展插上融資支持翅膀。這樣的發展，在中國其實是追求守正而出奇。“守正”，是講我們對應市場經濟的一般經驗，而“出奇”，是要政府在這裡“更好發揮作用”，就是要把政府看準了要支持的事情，對應上經濟手段為主的、與市場機制兼容的一些可持續的政策融資支持，這些要落到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發展這個最根本的歸宿上。浙江以後繼續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確實要面對實體經濟升級在某些區域已經“碰到天花板”這樣的約束。比較直率地說，我觀察溫州在“跑路事件”之後，稱得上一段時間痛失好局，資金鍊斷了，暴露的是我們金融生態裡高利貸起了潛規則強制替代明規則的作用、而經不住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它的脆弱性帶來的“跑路”事件，稱得上是局部危機，而跟著暴露的，是產業的空心化，是我們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以後，卻沒能如願地繼續往上升級。怎麼把這個事情處理好，我們現在有經驗，也有教訓，可以經過努力以後消化陣痛，重拾升勢。
第五，浙江民營經濟特別發達，又得到了近來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確”這樣一箇中國非常重要因素的支持，從總書記到有關部門，現在所有的這些指導和要求，要落到實處。總書記說民營企業是“自己人”，當然我們還要進一步分析這個“自己人”怎麼把握。從我們最基本的認識上講，這個“自己人”絕對不是安撫，是在中國整個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短期、中期、長期，它一直是自己人。為什麼呢？我們在以學者定位提出的一個最基本的思路，就是不能再停留於人大資深教授援引的《共產黨宣言》裡的“消滅私有制”，他說這個似乎很安全，因為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話，結果弄得整個市場上人心惶惶。其實要講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你要跟著學習馬克思更成熟的代表作《資本論》中所說的，股份制帶來了私有制的揚棄，而以股份制為框架，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就和聯合佔有生產資料和協作勞動基礎上，可以重建個人所有制，那就不是消滅私有制的問題，而是私有制昇華為“資本社會化”的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情況下，升級發展的問題，要保護私有產權而通過混合所有制，使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共贏，共同融入現代化中國的美好生活和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這個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底氣。
最後說一下，我認為浙商發展的要領，是不是可以提到這麼幾條（帶有“班門弄斧”之嫌了）的性質，我覺得第一條還是一定要看大勢，要把不確定性放在眼中之後，把握確定性，因為市場上的投資機遇在中國，終究是世界上最具潛能的一個大市場和最具成長行的區域。國際上還是有很多的投資主體正盯著中國找機會呢，類似於特斯拉，類似於舟山的波音飛機制造基地，以及其他一些現在我們看到的投資發展動態。
第二條，我的看法是要進一步定恆心，搶先機，促升級。這裡面既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科技，也包括傳統產業。有一個在傳統產業視角上，我們也可以說到“微笑曲線”這上面我們的作為：這個微笑曲線簡單說，直角座標系上一個橫軸和一個縱軸，橫軸表示價值鏈，從一開始的創意相對穩定地形成了品牌，然後投入規模批量生產，然後在市場上營銷、推廣。橫軸的價值鏈對應的縱軸是表示不同階段上主體所取得的回報水平。一旦創意成功形成品牌，這在左邊是比較高的收益，但到了加工階段，像中國現在當“世界工廠”，咱們東莞一帶加工的全球85%左右的玩具，大量都是貼牌，相關收益是有，但是處於中間收益水平低下來的部分。再到了後面的市場營銷、一茬一茬的市場擴展、售後服務等等這些環節上，又是高收益。中國在這些年發展過程中，微笑曲線的左端、右端，主要都是由外國人手裡拿著的，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主要做的是中間這些事兒。在我們浙江很多實體經濟層面，也存在類似東莞、珠三角這種現象。我們能不能下決心，在挑戰和壓力之下，我們爭取更多地把中國本土市場主體的收益，向左右兩個高端推進。同樣都是生產汽車，本來廣州的廣本，市場口碑很好，但是它做的是中間的事兒。這幾年人家進一步提升到了廣汽傳褀，完整的本土知識產權，一年可以賣50多萬輛，它就是把自己的收益推到了微笑曲線左右兩個高端上。我們很多的企業家，要在這方面真正找到自己創新這方面的切入點，爭取向微笑曲線的左方和右方往上推，包括傳統產業裡很多實體經濟的主體，應當努力做這樣的升級發展。
最後一條，我認為大家心裡要有數，走混合經濟共贏之路是大方向。民營企業當然是自己決策，尋找機會，在混合經濟之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推進過程中，我感覺很多情況下的切入點，首先可以觀察PPP。這些PPP項目一做幾十年，它的SPV主體，就是一個標準的現代企業制度的股份制公司，而其中政府方面它天然就不想一股獨大，舞臺實際上是給企業、包括咱們民營企業、市場主體讓出來的。政府的政績表示在PPP上，就是少花錢，少持股，四兩撥千斤，這是它做事兒做的漂亮。這種機會，正好是鄧小平所說的，不用爭議，其他事情爭來爭去爭不出結果，做PPP，按照現在的政策引導依法合規，咱們要有耐心走完它的整個過程，一旦做起來，好幾十年。這個混合所有制，讓大家看看是不是政府、企業，加上專業機構“1+1+1>3”的績效提升，老百姓又得實惠，支撐我們超常規發展，這都是我們的機遇。
以上是自己不成熟的一些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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