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12月20日在《浙商》研究院与光大银行合办的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王永昌院长，孙强行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接受邀请来参加今天的交流，我拿到的题目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怎么认识世界复杂变局之下的中国经济与浙商策略。实话实说，虽然自己做了好几十年的研究，也高度关注浙江的发展，但对浙商概念之下我们的创新和已经取得的成绩，确实调研不够，在这里不揣浅陋，就自己的认识来和各位做一个交流。
首先谈一谈怎么看待当下世界复杂的变局。这里面最突出的事情显然就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这个，宣传口说不能讲贸易战，底下咱们知道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事情），这个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所关联着的复杂局面，是当下我们要最注意密切跟踪的事态演变。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过去已经被称为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的基本判断就是，显然这个重要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中国在争取现代化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应该讲面临着新的一轮外部压力，以及与我们内部“矛盾凸显”相交织的挑战性局面。美国和中国过去双边关系处理方面确实有过摩擦，甚至一些比较严重的不良局面，但是过去几十年间，总体的基调还是在战略平衡方面保持了基本共识，在利益的博弈方面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一种比较优势可以解释的互利。过去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从利益考量上维持战略平衡、形成非常有影响的互利等正面效应的局面，现在应该讲告一段落了，我们现在确实要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上，做全面的重新审视。
从现在往前展望，首先是要认清一个基本的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我最概括的说法，就是中国在2015年以来，国民经济从宏观指标上来看的这个平台运行状态，现在看来又要往下调整。从2015年到今年的上半年，12个季度以上的时间段里，中国的龙头指标GDP（表示经济景气水平的这样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它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本来如果按照我们乘势继续追求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中央所关注的L型转换中，大写的L这个尾巴拉出来以后，它应该能够得到L型转换的确认，就是进入一个我们争取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运行状态。前面的12个季度做的铺垫，就是它已经中期化了，三年以上的时间段了。但现在我们要继续观察，这个L型拉出的尾巴又要往下调整。中央所说的认识、适应，还要引领的新常态，由“新”入“常”看来要超出原来预期的时间段。
简要分析认识一下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相关的最基本的原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要认清，两个大国的合作中间还有竞争，竞争中美国方面以遏制中国为主题词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已经不是特朗普一个人或他的某一个党派的态度了，他已经形成了美国朝野空前一致的一个共识。怎么形成的？如果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愿意一句话捅破窗户纸来说，就是反映着中国实际上前些年形成的追赶—赶超这个过程，到了发展中的某一个临界点之后，综合性的因素造成“丛林法则”主导这个局面——人类文明我们承认它在不断提升，但是你无论说多少自由、平等、博爱、互惠互利，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上，老大它必然要打压老二，体现的还是丛林法则，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就是要以种种的借口和种种的方式，遏制中国有可能继续缩小跟美国的距离这样一个发展的势头。这个贸易的问题，只是中美关系这座冰山露出海平面之上的直观可以看到的一角，海平面之下是什么呢？那就是全面博弈中间的力量考量了。它一定涉及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实力，科技的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比拼，在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金融的影响力、辐射力，还有就是涉及极端状态如果假设军事对抗之下，谁可以占得头筹的前景，还有旁边必然伴随着的所谓“软实力”——在整个国际社会里的影响力、感召力等等，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理解中美之间现在的博弈，那么我们的理性考量中，显然必须把这个话说清楚。
我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强调了这样一个看法：中国远远没有进入可以和美国对决的平台，这时候特别需要我们理性考虑，在整个国家的战略上，尽可能形成一个高水平的思路和对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期而至的压力到来的局面之下，确实我们是被动接招，我们不想打贸易战，但是已经来了这样一个新的局面，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展开分析说中国自己的一些不当之处，怎么加快了这样一个局面的到来——当然这也是值得反思的。但是往前看，在应对有的学者已经称为“四十年未有之变局”的这个当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要准备迎接挑战，跟着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简单的思路，可以首先概括这样两句话：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贸易战必然是两败俱伤，它确实不是好事，它已经超越了理论上所说的比较优势可以解决的国际上不同经济体之间关系调整的这个范围了，“比较优势”解释不了，“互通有无”解释不了，我们必须认清，中国怎么样完成现代化和平发展，还得把握好追赶—赶超战略，追赶中最后是希望后来居上，进入第一阵营。这样一个战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让它继续能够得到贯彻？这个战略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考虑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往前推进中国发展时勾画的“三步走”，其内涵就是超常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工业革命以后严重落伍的局面，大踏步地跟上时代，逐步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实施这样一个战略，在变坏事为好事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市场上现在弥漫着的一些悲观情绪，是有夸张特征的，带有应激反应式的这样一种不良心态。中央说的“稳预期”，不是只靠宣传来稳，从具体情况来看，贸易摩擦升级以后，在某些局部，其实已经有坏事可能带来好事这样明显的特点。比如说中国过去为大豆做的支持不惜工本，我知道财政部门安排过多轮的巨量资金支持，然而本土的大豆仍然不能抵御外部进口大豆的竞争，市场份额不断萎缩，最后主要是生产豆腐还用我们东北产的大豆，其他榨取豆油，都是出油率更高的美国等外部进来的大豆。现在有了调整以后，中国一部分生产大豆的农户、农场，是不是从局部来说，它反而成了好事？在这个产业链里市场份额扩大，影响到的我们一部分市场主体，对他们局部来说，这就是好事儿。另外，由于有了压力，中央非常明确地说放宽金融准入，更充分的金融多元化的竞争，可以使金融产品的系列更趋丰富，对应到市场上，包括我们民营企业所需要的很多金融产品，在竞争中间供给会更有选择性，更有在实际生活中正面效应的发挥。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汽车、医疗等领域里，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说降低关税。降低进口汽车的关税，对一部分中国的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儿，他们心仪想买的外国车如果降低关税十个点，他实际就可能少花十万块人民币。如果按照美国，现在所说到的，中国产的车卖到美国只有2.5个点的关税，而美国卖到中国，是25个点。如果咱们能砍下20个点去，那这些买进口名牌、外部生产汽车的中国消费者，机动车的购买者，实实在在得到的是好处，100万一辆的车一下降20万块钱左右。还要说到药品，更实实在在地看到局部的好处：一个家庭如果出了一个癌症病人，可想而知，整个家庭应对这样一个不良状态要一起努力，节衣缩食，而且高价的药品还往往没法买到，而现在说降低关税的时候，扩大药品首先是治疗癌症药品的进口，而且克强总理明确要求：关税降低之后还要盯着药价，把药价真正降下来。这个情况怎么带来的？贸易摩擦升级逼出来的，坏事变成了好事。
跟着的是要从全局来说，真正的坏事变好事，最主要的潜力空间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变压力为动力，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在改革领域里啃硬骨头，而且开放，会倒逼我们改革。就像当年那一轮我们入世，杜润生老前辈说，入世那就是变法，为什么变法？你必须对接国际规则，清理我们自己的文件柜——清理文件柜就是变法，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倒逼，使我们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攻坚克难。所以，我认为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选择我们自己可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改革做得不像样的地方，能不能做得像样一些？继续扩大开放，总体来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在一些涉及开放的领域里，其实还有很多可做之事。比如跟国际上的交流——文化产品的交流是不是可以更开放一些；我们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怎么样更好对接国际上的一些信息，这都是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过去一位政协的副主席带着一些专家，曾经提过提案，能不能首先考虑开放谷歌的学术搜索，没有回音。但我觉得现在进一步开放过程中我们可以理性讨论这样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在改革开放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要争取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充分展开多边博弈和形成制衡。美国这方面我们的思想准备，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时好时坏，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我们还寄希望于所谓90天时间窗口里能达到一个阶段性的新的妥协和平衡。网上说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动手采取一些措施，对美国方面释放诚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继续密切跟踪。也不要以为这个90天如果能取得一个相对明显的成果，以后就一切都顺利了，从最大的可能性来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应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不断对我们形成一些困扰和挑战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更好考虑多边博弈之下，我们调动其他一些因素来制衡。我们已经明显看到中日关系在改善，安倍访华以后，一系列很实的东西，是超出预料的。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和欧洲方面，和法国，和德国，和其他的欧盟成员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现在进一步加强交流，更多地推进合作。我们和东南亚，和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我们都有这种多边博弈中应该做的事情。对于企业来说同样也是这样：中美的贸易不可能归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收缩份额，我们是要更多考虑开掘欧洲的，日本的，东南亚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大洋洲的市场，把这些事情合在一起。
总体的在战略思维方面，我愿意重新强调：深刻领会邓小平当年，在1989年所谓“风波”之后他的重要论述，总体的说法，是说现在外部的这种严峻局面其实是一场“小风波”，他看的是整个历史长河中，这只是小风波，我们要继续坚定地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他给出的指导方针，有人概括为24个字：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善于守拙”跟“韬光养晦”实际是一个意思，其实善于守拙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的短板，知道我们没有必要唱高调。邓小平说，你要当了头，反而很多的优势就自己把它丧失掉了，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这是一个冷静的判断，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务实判断，后面跟着才是有所作为。合在一起，我认为对于当下我们怎么认识外部的复杂局面和处理中美关系，以及整个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应该继续争取在速度有所调低的过程中，中国仍然保持超常规发展这样一个态势。比如从现在来看，世界上大规模的经济体，没有在这么几十年的时间段能够维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虽然重心有点往下偏移，但是最大的可能性、大概率事件，今年仍然能完成6.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引导性目标，明年、后年处理得好的话，我们仍然能在6%以上或者6%左右——这仍然是一个在全世界来看骄人的超常规发展业绩。当然，需要我们应对复杂局面，下定决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抓住扩大内需的事情做好。
所谓“扩大内需”，是有客观上我们自己的潜力、回旋余地和韧性来支持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的成长经济体，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纵深。工业化伴随着城镇化，是弥合二元经济，需要不断形成巨量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产业一轮一轮的改造和升级换代。未来几十年，还会有几亿人从农村迁移到中国中心区域、城镇区域成为市民，要得到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无不需要大量的投入使这样一些需求得到满足。在投入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只要处理好和外部世界的和平发展关系，我们是可得到全球的供给来形成这个经济循环中的成长。中国释放巨量需求，弥合二元经济，全球都跟中国做生意，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怎么能保证这个和平？我们要意识到，虽然中美之间的不良局面使我们担心滑入类冷战，但是处理得好，很大的概率上是可以避免出现这种类冷战局面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当时美苏对抗冷战时期的那个基本格局，那时候美苏各自领头有一个自己闭环式的产业分工体系，各自的分工体系，现在早已经变成了中美和其他经济体之间全球化的一个产业分工体系。曹德旺跑到美国去跟着产能走办工厂，中国、美国贸易战打响以后，特斯拉的马斯克专门跑到上海来签约建一个全球最大规模的单体外资投资工厂，生产新能源汽车，这些说明什么呢？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现在很难再切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
在经济概念上来说，这就是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有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按照共享经济这样一个理念，来形成互动，形成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它促进的当然就是和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还干嘛滑入冷战？特别是要避免热战。另外一个，相关的从另一视角上的制约，是在供给侧创新这方面，人类社会早已经形成的核威慑，这就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迟迟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威慑已经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其实这就是80年代邓小平一锤定音所说的：时代主题可以认定为是和平与发展，不再是过去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时代所说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这样的战略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战略判断，其实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所以，我们要一心一意谋发展，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再也不可错失这样的战略机遇期，要把中国损失的时间追上来，改变中国落后局面，大踏步跟上时代，以“三步走”实现现代化。整个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思维中，战略原点就是这个判断，这个判断现在绝对没有过时，而且已经和正在被实践和学理越来越充分地论证。我们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在这方面要进一步来探讨，从基础理论层面结合现实，必须说清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战略原点就是和平与发展。是供给侧的创新形成的推动性的共享经济加上制约性的核威慑，使我们的企业家看大势的时候，可以更多地具有我们的“定心丸”。一方面，现在总书记、党中央表态的支持民营企业的政治正确，这是定心丸。另外一方面，无论政治风云怎么变幻，中国和世界以后的互动中，几十年内，一直到中国寻求的中国梦的实现，它的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这是咱们企业家能够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环境和条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是定心丸。
对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进一步加深认识的话，再接着可做一个粗线条的预判就是前面说到的，今年和明后年只要处理得好，我们的年度经济增长还都能够再6%以上。所以，全面小康于2020年的实现，是大概率事件，全面小康的保证速度就是剩下的时间段里6%以上，就可以解决总量概念上中国十年间人均GDP再翻一番，再加上精准扶贫等等社会政策的托底，能够兑现这个阶段性目标。再往后的考验是什么？我们要有十年或者十多年的时间段，继续保持经济发展超常规，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接中央提出的2035年我们要基本建成现代化。再往后才是2049—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如何“取势、明道、精术”，对应到在座的很多朋友，就要落到我们今天主题的后半段——就是我们浙商应该寻求什么样的作为。这方面我想比较粗线条地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我的认识是，首先要肯定浙商这个概念其实代表的是中国已经形成的增长极区域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生力军。历史上，浙江有一些特定的商业文明的积淀，但是又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比如我们过去所分析的，浙江沿海地区长时期中，从传统体制下的很长时间段来看，就没有得到中国管理部门的政策关照，出于种种原因，没有特定的重大项目等等方面的布局，也没有给出什么倾斜支持，但是一旦进入改革开放这个发展路径，在浙江，在一些典型的增长极区域，我们浙江草根层面这些民营经济、县域经济概念之下的潜力活力的释放，却成为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过去已经注意到的温州、台州，以及最近这些年继续出现的一些民营经济发展里的生动案例，数不胜数。同时要特别评价一下，浙江的各级政府，实际上在开明和致力包容性增长这方面，应该给予总体上充分的肯定。有些事情推一推或拉一拉，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们记忆犹新，那时候80年代中后期关于温州发展的争议何等激烈，什么假冒伪劣的问题，各种不良现象，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看主流是什么？主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创业创新可能鱼龙混杂、沙泥俱下，但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要致富，要在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新政策给出的空间之下，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而政府方面总体来说宽容地、开明地处理了这个发展过程中间错综复杂的一些问题，这才能带来以后我们看到的越来越有规范性、越来越有成熟和稳定特征的发展局面。我们过去跟踪过温州，哪里一开始，老百姓创业也战战兢兢，必须搞一个挂靠，戴红帽子，才敢形成一个市场主体的行为和活动，到后来顾虑打消了一些的情况之下，又要搞一个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私人产权在里面主导，但他一定要挂一个股份制后面的合作之名，合作那就成了集体经济的框架，认为政治上安全。再往后，才有更标准化的对接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得到产权保护一定信心的情况下，一直发展到一些成规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等等。这样的过程中，要肯定浙江政府是允许在基层试错，允许在探索的过程中让民间的活力在弹性空间里找到相对规范和成熟的形式。这些经验，我觉得未来以及在应对现在复杂局面情形下，我们应该给予进一步的肯定。第二个层面，我感觉浙商概念下，“新经济”这个引领整个发展态势的最前沿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信息时代作为代表的这个高新科技新技术革命，在浙江已经形成了领军局面，这非常难能可贵，以至于同在长三角，上海的领导层曾非常遗憾地说，怎么我们就没把阿里巴巴吸引到这里来？为什么在杭州就成了气候。现在怎么反思，可以有各种说法，但总体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综合判断下企业自主的选择，说明在前些年我前面肯定的这些东西，支撑了非常不容易的创业成果，在烧钱的过程中，在种种试错、容忍各种压力的过程中，最后终于脱颖而出，形成了以高新科技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的蓬勃局面。而且就现在的势头看着，在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还在继续蓬勃发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三，我们要承认在浙江中心区域和整个辖区之内总体评价，基础设施所打的底子，已经有相当的支撑力，但还不是已非常令人满意了，显然还有跟国际水平相比的差异。比如杭州，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杭州的城市建设又在升级发展，有人已经把杭州说为可以考虑加入一线城市之列了，我并不认为这个话说得特别扎实，但是得承认杭州在所谓“二线城市”里，现在已经排在最前面。但是看看杭州公交轨道交通体系怎么样？跟国际水平相比，一比就知道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了解现在杭州的地铁还在加紧建设，什么时候建成跟纽约、东京一样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或者咱们不说纽约东京，和德累斯顿、慕尼黑比一比，能不能大体上类似？这样的基础设施，才是我们心目中要追赶的那个高水平。但是要肯定这些年的发展，已经把我们很多中心区域的基础设施，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对于以后乘势把我们浙江的中心城市发展好，并且把城乡一体化带动起来处理好，把我们星罗棋布的特色小镇建得更好，都是新的起点。最近几年，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比较惶惑的情况下，我们浙江的特色小镇却发展得有声有色，城市群建设、特色小镇代表的小城镇建设，合在一起要以基础设施继续升级，以基础设施带动和支持产业群发展，带动宜居城市建设，给老百姓美好生活以可持续的支撑条件，非常值得肯定。这里面浙商的贡献不言而喻，这些新区，这些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需要我们企业界积极的参与，已有PPP等投融资创新形式，应大力通过创新机制和政府合作，一起把这个局面更好地进一步发展起来。
第四，我注意到浙江的有关管理部门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像凤凰计划等政策支持要求，要给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插上融资支持翅膀。这样的发展，在中国其实是追求守正而出奇。“守正”，是讲我们对应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而“出奇”，是要政府在这里“更好发挥作用”，就是要把政府看准了要支持的事情，对应上经济手段为主的、与市场机制兼容的一些可持续的政策融资支持，这些要落到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发展这个最根本的归宿上。浙江以后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要面对实体经济升级在某些区域已经“碰到天花板”这样的约束。比较直率地说，我观察温州在“跑路事件”之后，称得上一段时间痛失好局，资金链断了，暴露的是我们金融生态里高利贷起了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的作用、而经不住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它的脆弱性带来的“跑路”事件，称得上是局部危机，而跟着暴露的，是产业的空心化，是我们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却没能如愿地继续往上升级。怎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们现在有经验，也有教训，可以经过努力以后消化阵痛，重拾升势。
第五，浙江民营经济特别发达，又得到了近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确”这样一个中国非常重要因素的支持，从总书记到有关部门，现在所有的这些指导和要求，要落到实处。总书记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这个“自己人”怎么把握。从我们最基本的认识上讲，这个“自己人”绝对不是安抚，是在中国整个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短期、中期、长期，它一直是自己人。为什么呢？我们在以学者定位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就是不能再停留于人大资深教授援引的《共产党宣言》里的“消灭私有制”，他说这个似乎很安全，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结果弄得整个市场上人心惶惶。其实要讲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你要跟着学习马克思更成熟的代表作《资本论》中所说的，股份制带来了私有制的扬弃，而以股份制为框架，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和联合占有生产资料和协作劳动基础上，可以重建个人所有制，那就不是消灭私有制的问题，而是私有制升华为“资本社会化”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情况下，升级发展的问题，要保护私有产权而通过混合所有制，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赢，共同融入现代化中国的美好生活和未来中国梦的实现。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底气。
最后说一下，我认为浙商发展的要领，是不是可以提到这么几条（带有“班门弄斧”之嫌了）的性质，我觉得第一条还是一定要看大势，要把不确定性放在眼中之后，把握确定性，因为市场上的投资机遇在中国，终究是世界上最具潜能的一个大市场和最具成长行的区域。国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投资主体正盯着中国找机会呢，类似于特斯拉，类似于舟山的波音飞机制造基地，以及其他一些现在我们看到的投资发展动态。
第二条，我的看法是要进一步定恒心，抢先机，促升级。这里面既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也包括传统产业。有一个在传统产业视角上，我们也可以说到“微笑曲线”这上面我们的作为：这个微笑曲线简单说，直角坐标系上一个横轴和一个纵轴，横轴表示价值链，从一开始的创意相对稳定地形成了品牌，然后投入规模批量生产，然后在市场上营销、推广。横轴的价值链对应的纵轴是表示不同阶段上主体所取得的回报水平。一旦创意成功形成品牌，这在左边是比较高的收益，但到了加工阶段，像中国现在当“世界工厂”，咱们东莞一带加工的全球85%左右的玩具，大量都是贴牌，相关收益是有，但是处于中间收益水平低下来的部分。再到了后面的市场营销、一茬一茬的市场扩展、售后服务等等这些环节上，又是高收益。中国在这些年发展过程中，微笑曲线的左端、右端，主要都是由外国人手里拿着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主要做的是中间这些事儿。在我们浙江很多实体经济层面，也存在类似东莞、珠三角这种现象。我们能不能下决心，在挑战和压力之下，我们争取更多地把中国本土市场主体的收益，向左右两个高端推进。同样都是生产汽车，本来广州的广本，市场口碑很好，但是它做的是中间的事儿。这几年人家进一步提升到了广汽传褀，完整的本土知识产权，一年可以卖50多万辆，它就是把自己的收益推到了微笑曲线左右两个高端上。我们很多的企业家，要在这方面真正找到自己创新这方面的切入点，争取向微笑曲线的左方和右方往上推，包括传统产业里很多实体经济的主体，应当努力做这样的升级发展。
最后一条，我认为大家心里要有数，走混合经济共赢之路是大方向。民营企业当然是自己决策，寻找机会，在混合经济之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推进过程中，我感觉很多情况下的切入点，首先可以观察PPP。这些PPP项目一做几十年，它的SPV主体，就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公司，而其中政府方面它天然就不想一股独大，舞台实际上是给企业、包括咱们民营企业、市场主体让出来的。政府的政绩表示在PPP上，就是少花钱，少持股，四两拨千斤，这是它做事儿做的漂亮。这种机会，正好是邓小平所说的，不用争议，其他事情争来争去争不出结果，做PPP，按照现在的政策引导依法合规，咱们要有耐心走完它的整个过程，一旦做起来，好几十年。这个混合所有制，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政府、企业，加上专业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老百姓又得实惠，支撑我们超常规发展，这都是我们的机遇。
以上是自己不成熟的一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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