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明升遷路線
●1978年
在包頭某消防部隊入伍
●1981年
●1984年
升任一組組長
●1986年——1988年
歷任新城公安分局刑警隊副隊長、隊長
1988年，犯罪嫌疑人在審訊室意外“觸電身亡”
●1988年
被免職
●1988年至1992年
歷任普通民警、出租管理科副科長
●1992年
任呼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
●1994年10月
任新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1996年，領導破“呼格案”，後包括馮在內多位警官，因“迅速破獲大案”獲集體二等功
●1997年
任呼市公安局緝毒緝私支隊支隊長
2002年，因“勇鬥毒販、智擒毒梟”，獲全國勞動模範、內蒙古自治區十大特級民警
●2003年
任賽罕區副區長、公安分局黨委書記、局長
2007年9月，在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週年慶典安全保衛工作中表現突出，榮獲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一等功
●2011年
任呼市公安局黨委委員
●2012年
任呼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2014年12月
因涉嫌職務犯罪，被帶走調查
現年57歲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志明，最終未能平穩退休。
2014年12月17日下午，即呼格吉勒圖被宣告無罪後兩天，馮志明被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工作人員帶走調查。
無罪宣告後，內蒙古公、檢、法系統隨即啟動呼格吉勒圖案（簡稱“呼格案”）“追責”調查，對象是系統內對“呼格案”負有責任的人員。馮是第一個被帶走的責任人。
在內蒙古政法系統，從警34年的馮志明擁有不錯的口碑，業務能力突出；但又“貪功冒進”。
在馮志明職業生涯後期，“呼格案”成為其標籤和陰影。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志明被檢方帶走的方式並不雅觀。
來自內蒙古政法系統的消息顯示，2014年12月17日下午，內蒙古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工作人員進入呼市公安局時，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紀委工作人員正在局裡一間會議室內，就“呼格案”約談馮志明。
馮志明被約束帶反綁雙手、戴上黑色頭套後被帶離，當時，房間內有公安廳紀委及檢察院工作人員約10人。期間，馮志明與檢察院工作人員發生短暫爭執。
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對外公佈是因為，涉嫌職務犯罪。並未提及其主辦的呼格吉勒圖錯案。
“呼格案”發生時，馮志明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分局副局長，是“呼格案”專案組組長。他被帶走調查，被外界解讀為“呼格案”啟動追責程序後，第一個被調查的責任人。
一位熟識馮志明的內蒙古政法系統老幹部稱，“‘呼格案’是錯案，作為專案組長，他至少應該負領導責任。”上述官員透露，在內蒙古政法系統，對該案追責的聲音存在已久。
“在呼市政法系統，針對馮志明經濟問題的舉報早已有之。他此次被查，既是‘呼格案’追責的一部分，又查其經濟問題。”內蒙古政法系統多位幹部透露。
案件定性“強姦殺人”
知情人稱，“4·9女屍案”中，馮志明等領導定下“強姦殺人”的案件性質，“他起到分管領導的作用”
就在呼格吉勒圖被宣佈無罪的三天前，去年12月12日上午，馮志明還組織召開了公安武警聯勤武裝巡邏工作聯席會議。
呼市一位幹警介紹，馮志明被帶走調查後，很多人認為，“呼格案”是錯案，馮志明應該承擔相應的領導責任；“但也不能像網絡上說的要對馮千刀萬剮。網上很多表達對馮有些妖魔化。”
內蒙古政法系統一位詳細看過“4·9女屍案”卷宗的官員說，馮志明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公安卷宗中一線破案人員的名單裡。
“他那時作為新城區分局領導，不可能出現在一線。”上述官員說，“但公安機關內對案件研究時，他如何表態，是否簽字，還不清楚，這部分內容不包含在卷宗中。”
1996年，當地媒體《“四·九”女屍案偵破記》報道中，曾提到馮志明在破案中的作為：“馮志明副局長觀察了現場……他和報案人簡單交談了幾句之後，他的心扉像打開了一扇窗戶……馮副局長、劉旭隊長、卡騰教導員等分局領導，會意地將目光掃向還在自鳴得意的那兩個男報案人（其一為呼格吉勒圖），心裡說，你倆演的戲該收場了。”
一位呼市幹警說，內蒙古政法系統普遍認為該報道有誇大成分、文學色彩。
但一位熟知案情的老幹警稱，馮志明確實主觀認定呼格吉勒圖是兇手，“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現場勘察不仔細。”
另一位老幹警說，“4·9女屍案”呼格報案後，“強姦殺人”的案件性質是馮志明等領導定的，在對呼格吉勒圖刑拘等環節中，馮志明也簽了字。“他起到分管領導的作用。”
“解釋不清”的案子
趙志紅落網後，馮志明曾單獨違規提審趙；知情人稱，馮志明認為“呼格案”不是錯案，他自己稱“解釋不清”
馮志明的“信任危機”因趙志紅落網而到來。
2005年10月，內蒙古系列姦殺案疑犯趙志紅落網，其交代數起殺人案中的一起就是“4·9女屍案”。
這在內蒙古政法系統引起震動，尤其“新城分局驚得夠嗆”，呼市一位老幹警說。
趙志紅落網時，馮志明時任賽罕區公安分局局長。據媒體報道，趙志紅交代犯下“4·9女屍案”後，馮志明曾對趙進行了一次單獨訊問。這引起了呼市公安局領導的重視，隨後趙志紅被轉移，看管民警也被調換為武警戰士。呼市公安系統一名老幹警向新京報記者證實了此事。
多位呼市政法系統幹部說，“馮志明始終認為‘呼格案’沒辦錯，他覺得趙志紅說假話。”他們分析，這可能是馮違規提審趙志紅的原因之一。
2006年3月，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牽頭成立“呼格吉勒圖流氓殺人案”複查組，並相繼有媒體發出質疑“4·9女屍案”為錯案的報道。
2005年，新城分局當時派了刑警隊長、分管刑偵的副局長去旁聽趙志紅審問，“但新城分局不承認當初辦錯了案，他們回去整理證據，卻發現陰道檢物不見了。”前述呼市老幹警說。
2010年左右，一位幹警吃飯時偶遇馮志明。他過去敬酒，馮和他提及“呼格案”時一臉苦笑：“這事兒我怎麼跟你解釋，我解釋不清楚啊。”
呼市一位老幹警透露，趙志紅落網後，政法系統內開始有人舉報馮志明的經濟問題，“告得挺厲害。”
但這些並未影響馮志明的“進步”。
2011年，馮志明升任呼市公安局黨委委員，此事經媒體報道後，質疑的聲音頗高。但次年，馮志明又升任為市局黨委委員、市局副局長，分管治安、信訪等工作。
“實際上，‘呼格案’對馮的心情和仕途都產生了負面影響。”一位內蒙古政法系統幹警介紹，馮志明在一次升遷考察時，組織部門特意就“呼格案”找他談過話。
“沒吸取教訓”
1988年，一犯罪嫌疑人在刑偵大隊的審訊室“觸電身亡”，馮志明被免職，他曾痛哭。但同事稱，“呼格案”證明馮沒有吸取教訓
與外界的聲討和質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馮志明作為一個從警34年的老警察，在政法系統擁有不錯的口碑。
據馮的同事們描述，馮志明身高近一米八，長相魁梧，不喜言談有威嚴，“工作狂，肯吃苦，敢於衝在一線。”任職賽罕區公安分局局長時，馮志明曾在大街上徒手擒兇。
梳理馮志明從警履歷，他有過基層經驗，也有過刑偵、緝私緝毒等多樣經歷，曾多次榮立一、二、三等功，多年獲評自治區公安系統模範警察。並曾因“勇鬥毒販、智擒毒梟”，獲得全國勞動模範的榮譽稱號。
熟識馮志明的一位內蒙古政法系統老幹部介紹，馮出生於1958年，父母是外地到呼市支援邊疆建設的工人。馮志明在家排行老四。因此下屬和朋友常稱他“四哥”，更為親近的人則稱他“馮大頭”。
1978年，馮志明在包頭某消防部隊入伍，1981年復員，被分配到呼市公安局新城區分局刑警隊一組。
“那時候辦案子，基本都是靠摸排、走訪等最原始的手段，”上述老幹部記得，馮志明能幹、肯吃苦。“而辛苦工作就一定有收穫。”
1984年，馮志明被提拔為組長；1986年，他升任新城公安分局刑警隊副隊長，並很快提拔為隊長。
馮志明當年的一位同事介紹，升任隊長之後，馮志明想“進步”的意識很強，表現更為積極。
“他把部隊裡那一套搬到了警隊，”上述幹警說，馮志明要求刑警隊警員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跑步。“我跟他說，刑警一般晚上兩點半還沒睡，早上六點半起不來床。”
馮志明不服氣，他向上述幹警表露，自己沒有背景，只有拼命工作、帶好隊伍，才有提拔的可能。
跑步堅持了一段時間，由於警員精神狀況不好，對破案效率也沒有幫助，不了了之。
上述幹警和政法系統一位老幹部分析，出身普通家庭的馮志明，有強烈的要求“進步”的慾望，其手段是喜歡做一些“轟轟烈烈、看得見”的事情。
“這可能導致他‘貪功冒進’，比如‘呼格案’這種人命關天的重大刑事案件，不留餘地。”上述老幹部說。
不久後的一起命案，令馮志明的仕途跌回原點。
1988年，馮志明分管的轄區內出現一樁命案。之後，犯罪嫌疑人在刑偵大隊的審訊室意外“觸電身亡”。馮志明和主管刑偵的分局副局長被免職。
免職後的馮志明，被安排到呼市公安局租車管理科。以普通民警身份工作了一段後，馮升為副科長。
1992年，馮志明“復出”，調任呼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1994年，調任新城區公安分局任副局長，分管刑偵。
一位熟識馮志明的幹警稱，馮志明任職新城公安分局副局長期間，無論是破案率還是打擊處理人數，年年在呼市名列前茅。
兩年後，呼市毛紡廠家屬院女廁發生“4·9女屍案”。馮志明任專案組長。報案者——18歲的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兇手。案發62天后，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
馮志明在1988年被免職後，一位老同事前去探望，被免職後的馮酒後痛哭，表示悔意。但老同事認為，“後來在辦理‘呼格案’時，馮志明並未從上述事件中吸取教訓。”
立功升遷
外界多認為馮志明升遷速度快，但內蒙古政法系統幹部認為，馮志明“幹了34年，升到正處級，不算快”
1996年，“4·9女屍案”宣佈“告破”後，包括馮志明在內多名警官，榮獲集體二等功，獲通報嘉獎。
呼市政法系統一位老幹部稱，在上述時期，立功是幹警職位升遷、工資增加、警銜授予過程中重要的指標。
呼市一位老幹警解釋，“呼格案”後，馮志明獲得二等功是政治榮譽，只有在待提拔的候選人其他條件相當時，才能成為重要參考項目。“與提拔有一定關係，但不具有決定性作用。”
1997年，呼市公安局成立緝毒緝私支隊，馮志明調任該隊任支隊長。一般支隊長為正科級。“但給馮志明級別是副處級，並享有副處級待遇。”呼市政法系統一位幹部說。
2000年6月，呼和浩特市政府調整市轄區行政區劃，郊區更名為賽罕區，包含城區和農區兩部分。賽罕區一躍成為呼和浩特面積最大的城區，內蒙古自治區四套班子駐地也遷往該區。
2003年，馮志明調任賽罕區公安分局局長。這是一個副處級的職位，馮志明依然高配正處級。不久，馮擔任賽罕區副區長。
當時，馮志明的名片上，在“賽罕區副區長、公安局局長”的職務後面，特意標註了“正處級”幾個字。
“馮志明任職賽罕分局局長期間，正是該區高速發展期。這一職位的實際責任和意義遠超其行政級別。”呼市多位政法系統官員評價。
馮志明的一位老同事記得，調任賽罕區後，馮志明出現較為明顯的變化，“更加看重官職；講究場面，出入奢華的地方；也開始‘敢跑官、敢進步’。”
外界對於馮志明升遷的解讀，多為速度快，也多與“呼格案”相聯繫。但內蒙古政法系統幹部認為，馮志明“幹了34年，升到正處級，不算快。”
多位警員被約談
馮志明被帶走調查的同時，多名“4·9女屍案”當年辦案警員相繼被有關部門約談
2014年12月17日，馮志明被帶走調查後，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對外公佈是因為，涉嫌職務犯罪。並未提及其主辦的呼格吉勒圖錯案。
職務犯罪是一個概括性的表述，它包括三類，貪汙賄賂犯罪、瀆職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
新京報記者獲得的消息稱，馮志明涉嫌受賄、翫忽職守等罪名。
內蒙古政法系統一位官員介紹，馮志明被查，“既是‘呼格案’追責的一部分，又查其經濟問題。”這一說法得到多位內蒙古政法系統官員的確認。
馮志明被帶走調查的同時，多名“4·9女屍案”辦案警員相繼被有關部門約談。
一位政法系統老幹警透露，相關部門找了當時3個到現場的警員以及新城區某派出所教導員孫永林、當時的刑警隊副隊長以及隊長等人談話。
孫永林和李王敖是當年提審呼格吉勒圖的兩位辦案警員，後者得癌症已於去年去世。
多位呼市政法系統人士透露，“呼格案”複查後期，上述幾位民警曾向同事和朋友透露，感到很大壓力。一次，一位參與“呼格案”民警和同事吃飯，酒後哭了起來。
民警李王敖在去世前，談及呼格案時，曾向朋友表示過後悔之意。
一位熟識孫永林的幹警介紹，“呼格案”宣佈再審後，孫所在的派出所所長正常調離，“按常理和資歷來說，孫將接任所長位置。”但下任所長卻外派而來，孫永林依然任職教導員。
2014年的最後一天，呼格吉勒圖的父母獲賠近206萬元國家賠償。呼格家人表示，下一步，他們將關注“呼格案”的追責：究竟是哪個部門、哪個環節、哪個人在‘呼格案’中出現問題？應該承擔什麼責任？
“希望類似的冤假錯案再也不要出現，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新年願望”，呼格吉勒圖的哥哥昭格力圖說。
新京報記者 周清樹 特約撰稿 楚京輝 實習生 李驍晉 呼和浩特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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