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金融產品違約規模激增
2018年以來，在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國內經濟下行、金融監管趨緊等的背景下，資本市場流動性整體處於緊縮的狀態。在流動性退潮之後，出現了信用債大量違約、P2P大面積暴雷、信託兌付危機等事件。
01債券
自2014年3月7日協鑫集成發行的“11超日債”成為我國首例違約的信用債以來，截至2018年9月末我國已有82家信用債發行主體發生債務違約，涉及債券212只。其中，2018年前9個月已有32家發行人發生債務違約，新增違約主體24家；涉及信用債82只，違約金額達804.21億元發生違約，遠超2016年全年的56只債券，共391.76億元。
02信託
據不完全統計，前三季度信託業共發生39起信託違約事件，資金多達140餘億元。上市公司發佈關於信託訴訟公告超53份，涉訴金額近百億元，涉及的信託公司多達21家，在68家信託公司中佔比接近1/3。其中，工商企業信託出現信託兌付危機事件約24件，佔比61.5%，成為兌付危機的“重災區”。以中江信託為例，前三季度13款違約項目多以工商企業類信託為主。
03P2P
2018年7月，P2P網貸行業有高管稱為行業內的”短暫性休克”。據零壹數據統計，7月問題平臺至少142家，平均每天4-5家，涉及待還本金至少550億元，涉及數百萬投資人。截至2018年8月31日，P2P問題平臺共有4612家，佔平臺總量的比例高達75.2%。截至8月底，P2P網貸行業待還餘額為8665億元，同比下降30.4%，環比下降4.57%（降幅與7月基本持平），已經連續11個月呈下降趨勢。
04私募
P2P的暴雷潮也蔓延到了私募基金。6月，“阜興系”旗下意隆財富的多個私募基金爆倉；7月，中精國投踩雷18億元，實控人外灘控股銷聲匿跡；北京中融景誠管理的泰融1期基金逾期。8月，國盈基金旗下“國盈西凱私募投資基金六號到十號”逾期。11月，金誠財富發行或管理的私募產品無法贖回。
為什麼出現大量違約金融產品
經濟環境惡化和政策導向是主要原因
造成債券違約、P2P暴雷等信用風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經濟層面來看
在去槓桿、防風險的政策背景下，消費、投資增速有所放緩；
同時，受中美貿易戰影響，進出口不確定性增加；內需和外需雙重疲軟，導致經濟下行，企業信貸需求放緩。
另外，由於市場對經濟下行的謹慎預期較為明顯，銀行等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明顯降低，對民企和中小企業信用收縮。
經濟下行與信用收縮形成負反饋，並從貨幣市場向信用市場傳遞。再加上，2018年資本市場開始實施資管新規，加強對影子銀行業務的規範與整頓，表外融資受限，造成整體信用偏緊，社融存量增速創新低。
政策方面
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中國的M2增速均值高達15%，銀行的總資產增速均值高達17%，但是目前的M2增速僅為8%，銀行的總資產增速僅為7%。
此外，供給側去產能也是信用風險暴發的重要原因。在去產能的背景下，下游製造業面臨上游資源性行業漲價，終端消費疲軟的雙重困境，導致企業盈利的大幅下滑，淨利潤不能覆蓋到期利息或本金，進而造成大規模債務違約的爆發。
房地產方面，由於融資收緊、一二線限價、三四線棚改貨幣化安置收緊、個人房貸利率上升、土地流拍等，全國特別是三四線地產銷售面積面臨下行壓力。地產銷售投資見頂回落，導致部分房地產開發企業流動性緊張。
除了宏觀因素外，目前市場上發行的金融產品與企業等融資主體自身或關聯方的信用密切相關，而企業一般融資渠道多、財務狀況透明度較低，一旦出現經營不善、過度擴張、資本結構不合理或現金流等問題，就可能會陷入流動性危機，甚至出現違約。
另外，投資增信的關注點應從融資主體轉移到資產本身。從出現風險的產品特徵可以看出，其核心的原因在於融資主體的償付能力的降低。
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依然維持下行趨勢的情況下，供給側改革方向不會發生改變，之前的主要資產來源基本集中於傳統產業，特別是房地產，融資主體的屬性決定了此類金融產品的風險依然難以消減。
風險已經出現，作為投資人如何應對？
基於中國的經濟特徵發生改變，政策引導的方向也在發生改變，後續金融產品的核心資產可能都會集中於存量資產，其中佔據主流的依然是不動產，其次為各類中短期債權。
環境的變化導致投資的關注核心從尋求成長帶來的高回報轉移到尋求控制風險實現穩健回報。判斷資產質量的核心指標也將從資產的估值和未來資本溢價空間轉移到資產的流動性和價格的穩定性上。也正是因為這一訴求的轉變，供應鏈金融產品應運而生。
供應鏈金融產品應運而生
供應鏈金融產品的核心特點就在於其控制風險的重點不在於融資主體本身，而在於處於供應鏈流程中的貨物。其具備了較好的流動性和可控性，也因為貨物流轉的時間較短，其資產價格的波動非常小，增信的能力較高。也因為這類金融服務的關注重點是交易中的貨物本身，和融資主體的信用風險起到了較大程度的隔離，不會受到融資主體違約風險的傳染。
總結而言，未來的穩健投資金融產品的選擇重點不再是融資主體的信用評級、償付能力和社會知名度，甚至資產規模，也不會是產品的模式，發行方的知名度等等，重點將會是產品所投資資產的性質，其流動性、可控度和與融資主體的風險隔離程度。投資增信的關注點應從融資主體轉移到資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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