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金馬影帝是陳松勇。
就是在李連杰版《方世玉》中，扮演以德服人的雷老虎那位。
那一屆金馬獎，片商本打算給同劇組的梁朝偉報名影帝，給陳松勇報名男配。
但陳松勇抗議：
這出戏的男主角有兩個，我演的比較差嗎？可以報名兩位啊！最終片商同意了，幫兩人都報名了。
結果，那一屆梁朝偉沒入圍，陳松勇入圍且摘帝了。
公佈影帝后，一同入圍的成龍也跟著陳松勇上臺。
成龍摸了那尊金馬，笑說：
我拿不到，我摸一下。其後，陳松勇用那濃濃的閩南語口音，還有那標準臺客範，發表得獎感言：
要感謝的人很多，我會帶著這匹馬請他們喝酒。
興起之處，他接著唱了句閩南語名曲：愛拼才會贏。
這部電影，當年在金馬獎除了影帝外，還拿下了最佳導演：侯孝賢。
《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是侯孝賢第一次與梁朝偉合作。
當時，由於對林文清的角色寫的對白不甚滿意，而且梁朝偉本身普通話也講不好，更不用說閩南話了。
於是，侯孝賢當下決定，乾脆把他寫成一個聾子。
後來，片中的梁朝偉只有一句臺詞，四個字：
我，臺灣人。
《悲情城市》也是侯孝賢與辛淑芬的最後一次合作。
在本片上映20週年的時候，金馬影展發出一個尋人啟事，要尋找辛淑芬。
找了3個多月，這位女主角依然沒有露面。
多年後，侯孝賢再次講起他如何發現了當時他最鍾愛的女主角辛淑芬：
有一天，已經小有名氣的侯孝賢在萬國戲院門口，看到一個讀高三的年輕人，那人就是辛樹芬。
侯孝賢看傻了，半天不敢上前。
後來，她走了，侯孝賢捨不得，就跟上去。
到上天橋，過天橋，下天橋，結果還是捨不得。
於是，侯孝賢走到辛淑芬面前，掏出自己的身份證，跑到她面前說我是侯孝賢，是拍電影的，希望能跟你要個電話。
那一年的侯孝賢才40出頭，他拍的這部臺灣史詩片，除了金馬獎，還成為第一部拿到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臺灣電影，並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
說它是史詩，並非誇張。
它的故事背景，是1947年臺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
臺灣結束了51年的日據時代，迴歸祖國懷抱，史稱臺灣光復。
一切，似乎都充滿了希望。
卻不曾想，這個百廢待興的臺灣，卻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上爆發了強烈的矛盾。
政治，民生，經濟等方方面面混亂無序，而臺灣民眾與外省人之間又處在這樣一個過渡磨合的歷史節點中，存在了巨大的矛盾。
而國民黨政府當時採取的錯誤政策，又使得這樣的矛盾更為激化。
當時，任職臺灣省行政長官的是陳儀，在他任職期間，發生了臺灣的歷史性悲劇：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一群緝私人員團團圍住了林江邁的煙攤。
林江邁中年守寡，帶著一兒一女艱難度日。
那一天，林江邁在解釋，哀求均無濟於事的情況下，終於爆發了衝突。
期間，一名緝私人員用槍托將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
這一下，圍觀群眾也憤怒了。
衝突升級，在這個過程中，一名緝私人員傅學通向人群開槍，誤傷當地群眾陳文溪（20歲，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
此後，衝突再度升級。
到了2月28日下午，約四，五百名群眾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向陳儀請願。
但是，卻遭到衛兵開槍射擊，當場死傷數人。
這起衝突，已經演變為武裝衝突了。
其後，由這個事件引發的衝突範圍不斷擴大到整個臺灣境內，臺灣陷於一片混亂之中。
《悲情城市》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講述了臺灣一家人的故事。
故事是從1945年開始的。
那一年，林家經營的餐廳“小上海”重新開業。
老大林文雄（陳松勇扮演）的小妾生下了一個孩子，起名林光明，或許意為臺灣將迎來光明的將來。
在那個節點上，林文雄在一場閒聊戲中，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母親的墳頭風水有問題“為開場，道出了母親死後，林家四兄弟的境遇：
老二林文龍，戰時被日本人徵調南洋做了軍醫，自此杳無音信。
老三林文良（高捷扮演），戰時被徵去上海為日軍做翻譯，等到戰後回來，卻已是精神失常。
老四林文清（梁朝偉），自幼從樹上摔下，導致耳聾，經營著一家照相館。
在1945年的節點上，雖然這個家也已經有所殘缺，但看似接下去會往好的方面走了。
但沒想到，到了故事的終局，林家卻走向了家破人亡的境地。
老三回來後，雖然精神疾病治好了，但卻因為和黑幫一起做起走私，販毒的生意，最終遭到陷害被捕，出來後，再度患上精神疾病，成為廢人一個。
做為家裡大家長的老大林文雄，操持家裡大小事務，也受到老三牽連卷入黑幫事件，最終落得在賭場裡面被人一槍斃命。
因為耳聾，老四林文清算是個時代的邊緣人了。
他只是專心經營著那家照相館，而他又是家裡讀書最多的人，結交的也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
卻也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清掃運動中被捕，直到電影結束，也沒有他的最終音訊。
這個家族的遭遇無疑是悲情的。
當這個家族的故事被投射到整個時代動盪背景下，則又折射出當時這個悲情的城市。
本來，這樣的故事完全可以用極為商業化的手段，講述得讓人蕩氣迴腸。
但是，它的風格卻依然侯孝賢，用作家阿城對於本片的評價我想是較為準確的：
《悲情城市》是以“自然法則”出入，是以知識分子展現為現象，描述“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
這種自然法則呈現出來的是什麼樣一個風格？
由於全片基本都講閩南語，閩南語系的朋友看的時候，或許會有這樣一個感覺：
包括人物說話的語氣，行為等就仿似沒經過藝術加工，而是真實生活的場景。
像林文清和妻子寬美這場戲，由於文清沒法說話，因此整個場景是無聲的。
而且鏡頭是不移動的，鏡頭中是文清夫婦二人，以及還不會說話，還在爬的孩子。
行為是收到一封信後，兩人情緒產生了波動。
但間中，寬美還得分神照顧爬行的孩子。
這場景幾乎就是默片，信的內容片中沒說，但讀到信後，由於人物情緒所帶出來的戲劇衝突，則通過人物的動作，表情帶出來。
在《悲情城市》裡，侯孝賢用了不少長鏡頭與深焦鏡頭的拍攝方式。
鏡頭就擺在那裡，不移動，人物就在這樣的鏡頭裡面進行表演。
而由於鏡頭擺放位置的原因，使得觀眾又有了第三方的觀察視角。
寬美來到九份的戲裡，機位是從山上遠遠拍下去的。
觀眾就好似個旁觀的路人般，站在山上看著寬美上山。
這個場景中，即使是寬美等人後來走到了近景，也是從屏幕的一側出鏡，宛似從一個素不相識的路人身旁走過般。
在醫院的幾場戲裡，鏡頭又刻意拉開一段距離，戲中人物始終處於遠景和中景進行表演。
此時的觀眾視角，又宛如是站在醫院走廊遠遠看著的旁觀者般。
一群人打架的一場戲，鏡頭也是拉得遠遠的，人物在鏡頭裡面也顯得小了。
此時的觀眾，又站在旁觀這場武鬥的第三者視角。
這樣的戲，一定會有人覺得悶。
加上全片又幾乎是閩南語對白，有的觀眾看不進去實屬正常。
而對於喜歡的人來說，這種淡留下的意，卻是足以繞樑三尺的。
據說，當時這部電影寫了兩百多場戲，但侯孝賢只拍了一半，因他認為，拍到這樣的程度，意盡了。
而片中的意，則是通過個體人物，來側寫出那個時代的動盪。
有場戲，講的是日本戰敗後，在臺灣教書的日本女教師要回到日本。
臨行前，她把一些物事留給朋友吳寬美和她的哥哥吳寬榮，以作紀念。
此時，鏡頭閃回，背景音樂用了那首挺好聽的日本民謠《紅蜻蜓》。
酒樓裡，知識分子相聚喝酒，談論著時局。
有人開玩笑講了個笑話：
臺灣光復後，日本國旗就沒人掛了。
一些女人就比較節儉，拿著這些國旗給孩子做衣服褲子。
結果，孩子穿出去，那屁股上一個個紅成一團，被人笑是猴屁股。
這些知識分子笑話也講，而對時局的無奈和憤慨，也講著。
但當他們聽到窗外傳來《流亡三部曲》的時候，又打開窗，圍到窗口，一起跟著唱：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還有知識分子間的閒談中，又講出了當時這些人對自己尋不著根，無處寄託並帶著憤懣的歸屬感：
（現在有人說我們被日本）奴化，這是我們自己要的嗎，我們就這麼賤？當初也是清朝把我們給賣了的。籤《馬關條約》的時候，有誰問過臺灣人同不同意？
這樣的意，這樣的悲情，貫徹始終。
後來林文清一去不回，妻子寬美寫給阿雪的信裡，這麼說道：
阿雪，小叔（文清）被抓了。抓到哪，到現在還不知道。當初我們也想過要逃，不過，再逃也無路可走。
還有值得一說的是片中的配樂。
神思者為本片做的同名配樂，真是神來之筆。
它的旋律簡單，但卻大氣，配合劇情來看，其中也帶著一份悲涼之感。
尤其是片頭和片尾兩相呼應。
曲子開始的時候，是相對低聲的鋪墊；直到1：17分的時候，鼓聲響起，全曲高潮伊始。
開場的時候，這一下高潮出現在“悲情城市”這四字片名出現之時，字與曲結合，預示了這個悲情氣氛。
而到了結尾，低聲鋪墊處的畫面，則是已經分崩離析的林家，到最後只剩下空無一人的屋子。
此時，內屋的等仍在一閃一閃地，及至曲子的高潮那段再次響起時，屏幕漸變為黑，片尾字幕出現，悲情與蒼涼延續至盡。
侯孝賢是這麼說《悲情城市》的：
我並非要‘揭舊瘡疤’，而是我認為如果我們要明白自己從何處來和往何處去，必須面對自己和自己的歷史。電影並非只關注於‘二·二八’事件，但我認為其中有些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此事禁忌太久，更使我感到拍攝的必要。
而當我們再回到1989年的金馬獎，就會發現這部電影與金馬獎的故事也很有戲劇性。
《悲情城市》故事結束的時間是1949年，那一年，臺灣進入了戒嚴時代。
《悲情城市》上映的1989年，臺灣剛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時代兩年。
就在那一年的金馬獎，《悲情城市》錯失最佳影片，輸給了關錦鵬的《三個女人的故事》。
那一次，連關錦鵬都覺得迷惑和不解，怎麼可能？
而侯孝賢更是氣得破口大罵：
金馬獎一向就是分配的嘛！很爛！侯孝賢還一度這麼說道他和金馬獎的關係：它恨我，我恨她。
但後來，2011年，金馬影展組織評選了“五十大華語導演”和“影史百大華語電影”。
這次，位列首位的就是侯孝賢和他的《悲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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