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金马影帝是陈松勇。
就是在李连杰版《方世玉》中，扮演以德服人的雷老虎那位。
那一届金马奖，片商本打算给同剧组的梁朝伟报名影帝，给陈松勇报名男配。
但陈松勇抗议：
这出戏的男主角有两个，我演的比较差吗？可以报名两位啊！最终片商同意了，帮两人都报名了。
结果，那一届梁朝伟没入围，陈松勇入围且摘帝了。
公布影帝后，一同入围的成龙也跟着陈松勇上台。
成龙摸了那尊金马，笑说：
我拿不到，我摸一下。其后，陈松勇用那浓浓的闽南语口音，还有那标准台客范，发表得奖感言：
要感谢的人很多，我会带着这匹马请他们喝酒。
兴起之处，他接着唱了句闽南语名曲：爱拼才会赢。
这部电影，当年在金马奖除了影帝外，还拿下了最佳导演：侯孝贤。
《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第一次与梁朝伟合作。
当时，由于对林文清的角色写的对白不甚满意，而且梁朝伟本身普通话也讲不好，更不用说闽南话了。
于是，侯孝贤当下决定，干脆把他写成一个聋子。
后来，片中的梁朝伟只有一句台词，四个字：
我，台湾人。
《悲情城市》也是侯孝贤与辛淑芬的最后一次合作。
在本片上映20周年的时候，金马影展发出一个寻人启事，要寻找辛淑芬。
找了3个多月，这位女主角依然没有露面。
多年后，侯孝贤再次讲起他如何发现了当时他最钟爱的女主角辛淑芬：
有一天，已经小有名气的侯孝贤在万国戏院门口，看到一个读高三的年轻人，那人就是辛树芬。
侯孝贤看傻了，半天不敢上前。
后来，她走了，侯孝贤舍不得，就跟上去。
到上天桥，过天桥，下天桥，结果还是舍不得。
于是，侯孝贤走到辛淑芬面前，掏出自己的身份证，跑到她面前说我是侯孝贤，是拍电影的，希望能跟你要个电话。
那一年的侯孝贤才40出头，他拍的这部台湾史诗片，除了金马奖，还成为第一部拿到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台湾电影，并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
说它是史诗，并非夸张。
它的故事背景，是1947年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
台湾结束了51年的日据时代，回归祖国怀抱，史称台湾光复。
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希望。
却不曾想，这个百废待兴的台湾，却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爆发了强烈的矛盾。
政治，民生，经济等方方面面混乱无序，而台湾民众与外省人之间又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磨合的历史节点中，存在了巨大的矛盾。
而国民党政府当时采取的错误政策，又使得这样的矛盾更为激化。
当时，任职台湾省行政长官的是陈仪，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台湾的历史性悲剧：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一群缉私人员团团围住了林江迈的烟摊。
林江迈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
那一天，林江迈在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冲突。
期间，一名缉私人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
这一下，围观群众也愤怒了。
冲突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一名缉私人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误伤当地群众陈文溪（20岁，胸部中弹，送医次日死亡）。
此后，冲突再度升级。
到了2月28日下午，约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请愿。
但是，却遭到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人。
这起冲突，已经演变为武装冲突了。
其后，由这个事件引发的冲突范围不断扩大到整个台湾境内，台湾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悲情城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讲述了台湾一家人的故事。
故事是从1945年开始的。
那一年，林家经营的餐厅“小上海”重新开业。
老大林文雄（陈松勇扮演）的小妾生下了一个孩子，起名林光明，或许意为台湾将迎来光明的将来。
在那个节点上，林文雄在一场闲聊戏中，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母亲的坟头风水有问题“为开场，道出了母亲死后，林家四兄弟的境遇：
老二林文龙，战时被日本人征调南洋做了军医，自此杳无音信。
老三林文良（高捷扮演），战时被征去上海为日军做翻译，等到战后回来，却已是精神失常。
老四林文清（梁朝伟），自幼从树上摔下，导致耳聋，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在1945年的节点上，虽然这个家也已经有所残缺，但看似接下去会往好的方面走了。
但没想到，到了故事的终局，林家却走向了家破人亡的境地。
老三回来后，虽然精神疾病治好了，但却因为和黑帮一起做起走私，贩毒的生意，最终遭到陷害被捕，出来后，再度患上精神疾病，成为废人一个。
做为家里大家长的老大林文雄，操持家里大小事务，也受到老三牵连卷入黑帮事件，最终落得在赌场里面被人一枪毙命。
因为耳聋，老四林文清算是个时代的边缘人了。
他只是专心经营着那家照相馆，而他又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结交的也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
却也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的清扫运动中被捕，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有他的最终音讯。
这个家族的遭遇无疑是悲情的。
当这个家族的故事被投射到整个时代动荡背景下，则又折射出当时这个悲情的城市。
本来，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用极为商业化的手段，讲述得让人荡气回肠。
但是，它的风格却依然侯孝贤，用作家阿城对于本片的评价我想是较为准确的：
《悲情城市》是以“自然法则”出入，是以知识分子展现为现象，描述“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
这种自然法则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一个风格？
由于全片基本都讲闽南语，闽南语系的朋友看的时候，或许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包括人物说话的语气，行为等就仿似没经过艺术加工，而是真实生活的场景。
像林文清和妻子宽美这场戏，由于文清没法说话，因此整个场景是无声的。
而且镜头是不移动的，镜头中是文清夫妇二人，以及还不会说话，还在爬的孩子。
行为是收到一封信后，两人情绪产生了波动。
但间中，宽美还得分神照顾爬行的孩子。
这场景几乎就是默片，信的内容片中没说，但读到信后，由于人物情绪所带出来的戏剧冲突，则通过人物的动作，表情带出来。
在《悲情城市》里，侯孝贤用了不少长镜头与深焦镜头的拍摄方式。
镜头就摆在那里，不移动，人物就在这样的镜头里面进行表演。
而由于镜头摆放位置的原因，使得观众又有了第三方的观察视角。
宽美来到九份的戏里，机位是从山上远远拍下去的。
观众就好似个旁观的路人般，站在山上看着宽美上山。
这个场景中，即使是宽美等人后来走到了近景，也是从屏幕的一侧出镜，宛似从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身旁走过般。
在医院的几场戏里，镜头又刻意拉开一段距离，戏中人物始终处于远景和中景进行表演。
此时的观众视角，又宛如是站在医院走廊远远看着的旁观者般。
一群人打架的一场戏，镜头也是拉得远远的，人物在镜头里面也显得小了。
此时的观众，又站在旁观这场武斗的第三者视角。
这样的戏，一定会有人觉得闷。
加上全片又几乎是闽南语对白，有的观众看不进去实属正常。
而对于喜欢的人来说，这种淡留下的意，却是足以绕梁三尺的。
据说，当时这部电影写了两百多场戏，但侯孝贤只拍了一半，因他认为，拍到这样的程度，意尽了。
而片中的意，则是通过个体人物，来侧写出那个时代的动荡。
有场戏，讲的是日本战败后，在台湾教书的日本女教师要回到日本。
临行前，她把一些物事留给朋友吴宽美和她的哥哥吴宽荣，以作纪念。
此时，镜头闪回，背景音乐用了那首挺好听的日本民谣《红蜻蜓》。
酒楼里，知识分子相聚喝酒，谈论着时局。
有人开玩笑讲了个笑话：
台湾光复后，日本国旗就没人挂了。
一些女人就比较节俭，拿着这些国旗给孩子做衣服裤子。
结果，孩子穿出去，那屁股上一个个红成一团，被人笑是猴屁股。
这些知识分子笑话也讲，而对时局的无奈和愤慨，也讲着。
但当他们听到窗外传来《流亡三部曲》的时候，又打开窗，围到窗口，一起跟着唱：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还有知识分子间的闲谈中，又讲出了当时这些人对自己寻不着根，无处寄托并带着愤懑的归属感：
（现在有人说我们被日本）奴化，这是我们自己要的吗，我们就这么贱？当初也是清朝把我们给卖了的。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有谁问过台湾人同不同意？
这样的意，这样的悲情，贯彻始终。
后来林文清一去不回，妻子宽美写给阿雪的信里，这么说道：
阿雪，小叔（文清）被抓了。抓到哪，到现在还不知道。当初我们也想过要逃，不过，再逃也无路可走。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片中的配乐。
神思者为本片做的同名配乐，真是神来之笔。
它的旋律简单，但却大气，配合剧情来看，其中也带着一份悲凉之感。
尤其是片头和片尾两相呼应。
曲子开始的时候，是相对低声的铺垫；直到1：17分的时候，鼓声响起，全曲高潮伊始。
开场的时候，这一下高潮出现在“悲情城市”这四字片名出现之时，字与曲结合，预示了这个悲情气氛。
而到了结尾，低声铺垫处的画面，则是已经分崩离析的林家，到最后只剩下空无一人的屋子。
此时，内屋的等仍在一闪一闪地，及至曲子的高潮那段再次响起时，屏幕渐变为黑，片尾字幕出现，悲情与苍凉延续至尽。
侯孝贤是这么说《悲情城市》的：
我并非要‘揭旧疮疤’，而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明白自己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必须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历史。电影并非只关注于‘二·二八’事件，但我认为其中有些事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此事禁忌太久，更使我感到拍摄的必要。
而当我们再回到1989年的金马奖，就会发现这部电影与金马奖的故事也很有戏剧性。
《悲情城市》故事结束的时间是1949年，那一年，台湾进入了戒严时代。
《悲情城市》上映的1989年，台湾刚结束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两年。
就在那一年的金马奖，《悲情城市》错失最佳影片，输给了关锦鹏的《三个女人的故事》。
那一次，连关锦鹏都觉得迷惑和不解，怎么可能？
而侯孝贤更是气得破口大骂：
金马奖一向就是分配的嘛！很烂！侯孝贤还一度这么说道他和金马奖的关系：它恨我，我恨她。
但后来，2011年，金马影展组织评选了“五十大华语导演”和“影史百大华语电影”。
这次，位列首位的就是侯孝贤和他的《悲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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