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12月初上阵地至1985年5月31日撤离，一军轮战部队在半年的时间里，除“12.24”有些失误外，先后取得了“12.21”、“1.15”、“2.11”、“3.8”4次大的战斗胜利，而且没有丢失一块阵地，没有一人被俘虏，没有丢失一具烈士遗体，共拔除越军阵地28个，击退越军反扑100余次，毙敌5007人，毁伤敌火炮128门、军车65辆，缴获枪炮112支（门），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15”战斗历时4昼夜，我军与蓄势已久的越军同时出手，以硬对硬，互有攻防，打了一场恶仗、险仗。参战部队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拼杀，顶住了越军数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打退了其步兵数10次轮番冲击，并进一步前推了阵地，重创越军122团、149团、153团、876团2营、821特工团1营……
正如解放军总参谋部在通报一军轮战部队15-18日战斗情况的电报中指出的那样：“此次战斗，敌人准备时间之长，炮火之猛烈，投入兵力之多，步兵进攻之顽强，均是1984年两次大的战斗所不及的。”
因为前面几节记录的主要是攻防战斗，好多事情写不进去，我只能用这一小节来作补充——
一是“1.15”打到最后兵力十分紧张。
一线阵地特别是一团阵地上，兵力明显不足。可以说，没有多少人能坚守阵地了。为此，一师领导到师医院动员轻伤员迅速归队投入战斗，一团领导则发动“八大员”（炊事员、通信员、保管员、理发员、军械员、卫生员、给养员、公务员）充实到前沿阵地，就连那些从地方特招过来足球队员也不例外，可见当时兵力是多么紧张！
一师原来有个战士业余足球队，20多名球员大多是从上海、天津等城市特招而来的，本来他们想代表一师在绿茵场上一展雄风的，没想到接到轮战命令后，他们和文艺演出队一样解散了。演出队大多是女兵，她们被分配到了师医院和炮兵团“三八女子卫生队”，而足球队是清一色的男兵，他们直接分到各团一线连队，虽然临战训练期间，他们刻苦训练，但毕竟时间太短，许多基础科目还没有学会，个别的甚至还不会打枪。团领导鼓励他们说：“不会打枪也不要紧，那就向敌人投手榴弹吧！即使手榴弹投不远，那把盖子拧下来，让其他战友投也行啊！”
这些年轻的足球队员上了战场，还真是好样的！他们说：“我们虽然是特招到部队踢足球的，但毕竟我们是穿了军装的足球队员，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履行军人义务保卫祖国……我们要把敌人当足球一样‘踢’回去！”
守门员姚青纪是上海市闸北区体校毕业的，在一师足球队解散之后，他打着背包到一团二连当了一名战士。他说：“我在足球队守好场上大门，我在前线就应守好祖国的大门。”1984年12月14日，在116号高地7号哨位担任警戒时，这位18岁的足球守门员为守住祖国南疆的大门，不幸遭敌炮击壮烈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三等功。
来自天津市的孙长亭同样到三团连队当了一名战士。1985年2月11日，在攻打140高地的战斗中，孙长亭和战友们好不容易将阻止我军前进的威胁最大的敌人火力点端掉了，当他们继续向前冲击时，不幸发生了，孙长亭的左脚被敌人埋设的地雷炸掉了，3块弹片深深地插入了他的左大腿。由于缺乏处理伤口的经验，孙长亭咬牙拔出3块弹片，顿时鲜血从伤口处喷了出来……孙长亭拖着伤腿艰难地向前爬着，直到战友们把他抬到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
就是这个大难不死失去左腿的孙长亭，没有躺在军功薄上享受照顾，而是刻苦锻炼，顽强拼搏，最后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和企业家。在第八、第九届残奥会和远南残运会上，他共夺得5枚金牌，标枪THS3级52.26m 还破了世界纪录。1991年他创办长亭假肢公司，为无数肢体残疾人带去福音……
我有个同年入伍的战友叫蔡玉明，是二团通信连的排长，越军打来的燃烧弹把他浑身上下都烙成水泡。一师医院处理以后，转到军部144野战医疗所住院。我多次去看望他，并送去衣服和水果罐头。在他即将出院前夕，得知一师领导动员伤员重返前线，我怕他上去出现第二次伤害（有些战友出院上阵地以后就没有活着回来），就悄悄地找杨文龙所长求情，让蔡玉明在医疗所多住了一个月。等他出院的时候，部队已接到撤下阵地休整的命令了。这也算是我利用职权为战友开的唯一一次“后门”。
二是“1.15”打得最紧张时炮弹供应不上。
连续4天4夜的激战，确实用了很多炮弹，“1.15”那几天我正好在一师那边，每天晚上看到的都是炮火红了半边天。上级机关一些同志认为一军部队比十四军、十一军用的炮弹多，要适当控制一下。所以，激战中，一军轮战部队各炮兵群普遍反映炮弹供应不足。据说，有个负责后勤保障的团领导，专程为此事跑到某弹药仓库，要求加大炮弹供应量，仓库领导说了一大堆理由，这位团领导越听越火，最后掏出手枪指着仓库负责人的脑袋，说：“是你供应炮弹让我们打鬼子，还是……”那仓库负责人见此情形，立刻脸色发青，汗都下来了，连声说“给、给、给，要多少给多少……”
对一线炮阵地弹药供应不足，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这位团领导用手枪逼仓库领导供应炮弹这事儿是真是假，只是部队传得非常玄乎，说得有鼻子有眼。
三是伤员特别是烈士得不到及时后运。
经过4天4夜的激战，前沿阵地上的烈士遗体一时运不回来。部队领导很是着急，因为上级规定不能丢失一具遗体，要求大家不惜一切代价把烈士遗体抢运回来，并提出了优惠的立功条件，说：“背一具烈士遗体记三等功一次，背两具烈士遗体记二等功一次，背3具烈士遗体记一等功一次。”不少官兵利用夜色摸到前沿背烈士遗体，由于天黑路远，又不能点灯，大家只好摸索捡瘦小的背，可等背回来一看，才发现有不少是越南鬼子！有个“军工”班一次背回来8具遗体，竟然全是越南兵……当然，后来好多立功承诺都没法兑现，因为轮战结束后整个部队立功指标只有参战官兵总数的35%！
其实，到前沿阵地背烈士遗体既艰难又危险。董荣林是我熟悉的二团五连班长，他们连队就是担任最危险的“军工”任务——把弹药和生活用品背到一线，再把阵地上负伤牺牲的战友背下来，而且都是晚上，不能开灯打手电。否则，越军的炮弹就要覆盖过来。有一次，我们俩在阵地上偶然相遇了，他像情人一样猛扑过来，抱住我就泪流满面，说：“佳文，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我拍拍他的后背：“你多保重！”就说不下去了。
董荣林哭着对我说，有时候夜里，他们几个人好不容易用背包带把一具烈士的遗体绑好准备抬走时，阵地上战友对他们说：“伙计，等一等，这里还有胳膊、手和腿，也不知道是谁的了……你们一起带上吧！”
为防止越军埋下的竹签伤人，前线官兵都一律改穿“钢板鞋”——在胶鞋底里夹了一层钢板，但这样一来，鞋底不拐弯缺少弹性，特别是晚上雨后走比较陡的山石路就容易打滑，结果有的“军工”战士连同抬着的烈士遗体一起摔下了山……
还好，董荣林是活着走下阵地的，他和我另一位熟悉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在前沿侦察的二团二炮连代理排长李殿才，都荣立了二等功。
说到“军工”，不得不说一下小“秀才”于子佳的故事。
于子佳是江西星子县（现为庐山市）人，和我原来一样，在二团政治处当报道员。上阵地前，报道员董仁白接到了南京政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而成绩更优秀的“秀才”于子佳因为种种原因则被充实到本团四连当了“军工”。他这个白面书生每天和董荣林一样，把阵地上需要的物资背上去，把阵地上的伤员、烈士背下来。“1.15”战斗连续激战4天4夜，于子佳冒着敌人的炮火，一次次把弹药背上142号阵地，在穿越百米生死线时，越军不仅会把于子佳和战友作为阻击步枪的锁定目标，还会不定时地对他们进行炮火覆盖。
那天夜里，于子佳背着一箱手榴弹边往142号阵地上爬，边喘着粗气拍着胸脯，喊着类似高尔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话——“小鬼子，你有种就把老子打死吧！”话还没说完，越军的炮火就覆盖过来了，于子佳身负重伤，胸口、腹部、大腿3处负伤，最近的一块弹片离他的心脏不到两毫米……
四是关于“将门虎子”参战的故事。
此次参战的“官二代”不少，如余秋里的儿子余浩，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颜金生的儿子颜晓宁，都表现出色。每次到一团，想到晚上和余浩住在半山腰的一个溶洞里，我就觉得挺自豪的：人家总政领导的儿子现在也当“山顶洞人”，咱农民子弟还有啥好说的？！
更让我钦佩的是，二十军军长杨石毅的儿子杨少华一直战斗在一线。杨少华原在空降兵部队工作，1984年初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杨少华调任一团五连副连长。接到参战命令后，杨少华义无反顾地随一团上了前线，在“1.15”战斗中表现突出。杨少华经常给父亲写信汇报思想和有关情况。一次，二十军召开党委会，作为党委书记的杨石毅从口袋里掏出儿子的来信，念给与会人员听——大意是：每一个生活在和平环境里人，千万不要忘记边境还有战争。即使是内地部队，我们也要绷紧战备这根弦，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军里的新闻干事反应很快，就写了一条消息《想一想前线的同志们》，没几天就被《解放军报》放在报眼位置刊用了。
北京一位领导看了军报消息，感慨良多：《高山下的花环》里的军长和他的儿子，是作家塑造的艺术形象，而杨石毅和他的儿子杨少华就真真切切生活在我们中间，杨少华是真正的“将门虎子”啊……他立即给《解放军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了解杨少华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报道。《解放军报》的有关编辑将电话打到了一军前指组织处，正好那天接电话的是我。
“一军组织处吗？你好！我是军报的xx，我们想了解一下杨少华同志的情况。”“好的。您说……”“杨少华同志还活着吗？他表现怎么样？”“杨少华还活着，他表现很好啊。”“好的，那请你跟军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军报的记者准备去采访杨少华……”“欢迎军报记者到前线来。”
《解放军报》很快派来一位著名记者，并在一版推出了大半个版面的长篇通讯《在战火中镌刻人生》，还配发了杨少华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的照片。杨少华的事迹激励着前线的战友奋勇杀敌。但也有个别官兵对这张刊登杨少华事迹的军报并不买账，甚至将报纸撕掉了，理由很简单：“我们参战的同志哪个表现都不差，不就是因为他有个当军长的老子吗？！”
不久，杨少华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青年演讲团，他的演讲报告还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
战后，杨少华荣立了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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