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望插田，小伢望过年”这是小时候我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这句俗语充分反应出了那时小孩们对过年的向往、期盼和欣喜。
小时候，我对过年的记忆主要有穿新衣、放鞭炮、收红包和吃年饭，那时的人们好像一年都为过年这一天而活的，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好玩的都要留到过年这一天。
我懂事时是八十年代初，那是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但人们还是凭借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为过年而创造着一切美好。
记得秋天开始，大人们就为过年而忙活了。秋天开始挖红芋，母亲总是挑出光滑大个的红芋出来洗山粉，留着过年做圆子吃，剩下的红芋洗尽、风干、蒸熟、冷却，然后刮成薄薄的片状，晒干，过年时拿铁砂一炒就是甜香的红芋角。
初冬时开始割晚稻，母亲每每看到沉甸甸的糯稻穗子就会喜笑颜开地对我们说：“伢们，发狠割，今年过年有冻米，有糯米粉，有糖粑和欢喜团吃了!”因有着对美食的期盼，我就带领着弟弟、妹妹猫着腰、埋着头，甩着膀子割稻，一个梯田接着一梯田的消灭。
入冬后，大人小孩都在准备着过年了。父亲忙着抽林，砍些不成材的小树，剖成片柴，为三十晚上守岁烘火备炭；母亲忙着浆洗衣被和房屋大扫除，偶尔忙里偷闲地上街捡巧，给家里老小添置新衣鞋袜、购办年货等。
说到年货，我想起小时的一桩糗事。那时，家里困难，置办的年货有限，大部分都是次年拜年的礼包。记得那时有个糕点叫“双果”，外型很像花生，外面裹满了糖粉，特好吃。那时的包装不精美，就是用报纸包成一种上尖下方的椎型，再在上面套个红标签，拿绳一扎就是一个礼包了。还有白糖也是这样包扎的。
小时特好吃，母亲将这些礼包藏在阁楼的粮仓中。农村老鼠多，粮仓一般都在高处，平时没梯子是上不了的，母亲也许是有意防着我们偷吃，将梯子锁在她的卧室。
有天，我想了一个高招，让弟弟将锄头倒挂在粮仓的跳梁上，然后顺着锄头柄爬上粮仓，找到礼包后，又想出一计，从礼包的底部抠出一个洞，每天偷一点，礼包表面上看还是鼓鼓地立在那儿，实际上里面的内容没了。要过嘴瘾得先麻痹母亲，因为母亲每天上粮仓舀稻喂鸡的。现在想起这些和母亲斗智斗勇的故事自己都觉得很好笑。
到真正年关时，我们也已放了寒假，就掰着手指头倒计时了，先盼着过小年，有鱼冻子吃，然后过大年。记得有一年，弟弟换牙，老牙没掉新牙未出，他愁到过年啃不动鸡腿，哭闹着要拔牙。
过了小年后，母亲就开始计划着磨糯米粉、熬糖、发粑和打豆腐了。我们姐弟三个天天围着锅台转，蹭候着喝那特香的豆腐脑和特甜的糖稀！糖稀是麦牙糖还没成型，在熬煮到提起锅铲就能拉成片的阶段，喝到嘴里，醇香甘甜，不粘牙。
好不容易，真正到了大年三十，上午，父亲就会带我们姐弟仨上坟祭祖，我们顺便半省半偷地截留一点鞭炮下来，下午和村里的小孩比攀谁的鞭炮多、大和响。
母亲就开始忙着将腊鱼、腊肉唼烂，蒸米粉肉，煮年鱼。年饭很丰盛，“鸡鱼肉圆”是必须有的。真正看到满桌的美食，我们这些小屁孩往往心思又不在吃上了，而是急着穿上新衣，打着灯笼外出疯玩了。
那时大年三十，我们小孩子去隔壁邻居家走动，都会收到大人们给的糖果、芝麻糖、花生等零食。那时妹妹最好玩，她每次要求母亲买的新衣要口袋大，好装糖。
正月初一早上讲究的是早起，有“早起早发财”的说法。初一谁家的炮放得越早越好，越吉利。一般从凌晨四点多钟就有人家起床放鞭炮，一个姓氏的，住在一个大屋的人，谁家新娶了媳妇，添了人口的都要买挂万鞭放在大屋中堂咆放，以贺添丁增口。放过大鞭之后，便可开门出行。
一般头年腊月都会请算命先生掐好在哪方出行有利，如果没有算命的，就选择往高处走，一般都去爬天柱山，图个“步步高”的吉利，或者去三祖寺出行。
摄影/葛亮
正月初二开始走亲戚“拜年”，拜年一般要在对方家里吃一顿饭，如果是新亲或贵宾，待客方都会在吃饭前烧个茶。烧茶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说法，又叫“三层楼”。就是开饭前，特意开个小灶，烧个咸鸡腿，下撮挂面再煎个蛋饼，依次叠乘在一个大碗中。做亲戚的吃茶也很有讲究的，一般只吃“三层楼”中的上面两层，蛋饼和面条，鸡腿是不吃的。
记得有年，父亲带和我弟弟去舅爹家拜年，舅奶客气，烧了茶，我弟上桌就将蛋饼和面条倒给了父亲，独独啃起了碗底的鸡腿，鸡腿在他的撕咬中散发着浓浓的咸香味，我不想落下不懂规矩的笑柄，只好压着馋虫将碗中的蛋饼和面条吃个干净。
拜年归来，亲戚一般回箩都少不了“发糕”。“发糕”就是现在的米粑，过年的吉利话叫“发糕”，寓意“发”来“发”去，大“发”财源;“糕”来“糕”去，步步“糕”升!
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鱼肉餐餐有，新衣天天穿，过年拜年送礼和回箩都代之是现代礼品。除夕夜，大人们打牌，小孩们看春晚，相互之间走动也少了，年味的感觉似乎也比以前寡淡了许多。回想起儿时的年味，心里还是多了几份怀念和留恋。如今的生活好了，年味却淡了，到哪里才能寻找到失落的年味呢!（作者：葛玉屏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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