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文匯報
劉彥順簡歷
劉彥順，1933年12月生於黑龍江省穆稜縣。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54年10月奉派留學于波蘭外交學院外交領事系。1958年進入外交部，在我國駐波蘭革但斯克總領事館、駐波蘭大使館研究室工作。1965年在外交部蘇歐司任職。1969年重返波蘭，在駐波蘭大使館先後任隨員、三秘、二秘，從事調研併兼管新聞工作。1975年在外交部蘇歐司任二秘、一秘。1983年再次赴波，在駐波蘭大使館任一秘，1984年任政務參贊。1987年在外交部蘇歐司、歐亞司任參贊。1992年4月至1995年10月，任我國駐波蘭共和國大使。
波蘭十月事件
現任中波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外交史學會理事，前外交官聯誼會第二屆理事會常務理事。
“1992年我重返波蘭工作，波蘭社會制度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我接觸過的許多政界要人，一談起中波關係，都會不約而同提起‘波蘭十月事件’。”其中有參眾兩院領導人，有總統府部長，有華沙省市地方長官等。儘管他們屬於不同黨派，對內政外交持不同觀點，但對中國在“十月事件”中給予波蘭的支持，都讚不絕口。“毫不誇張地說，在中波關係史上，1956年10月是閃光的十月，從未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1956年10月的波蘭華沙事件對劉彥順來說，彷彿歷歷如昨。
赫魯曉夫“兵臨城下”
1956年，劉彥順還是波蘭華沙外交學院的一名年輕學生。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流傳至波蘭後，外交學院失去了往昔的平靜。波蘭同學給劉彥順講了很多蘇聯如何幹涉、欺負波蘭的事例，言辭激烈。人人都預感到，一場風暴可能來臨。
果不其然。7月，波蘭統一工人黨舉行二屆七中全會，為犯有“右傾民族主義”錯誤、先後被撤職、開除、監禁的前任總書記哥穆爾卡恢復名譽。10月15日，波黨政治局決定提前於19日召開八中全會，改組政治局，並準備選舉哥穆爾卡為波黨中央第一書記。消息傳出，蘇聯表示強烈反對，不同意哥穆爾卡復出，要求波黨推遲舉行八中全會，舉行蘇波兩黨會談。“當時，赫魯曉夫下令駐紮在波蘭境內的蘇軍包圍華沙，波蘭境外的蘇軍也向波蘭邊境集結，華沙城內氣氛異常緊張。”
10月19日早晨，赫魯曉夫率領陣容龐大的代表團，突然飛臨華沙上空，波黨領導人匆忙趕到機場迎接不速之客，賓主間爆發了一場“舌戰”。赫魯曉夫要求出席波黨八中全會，遭波方拒絕。波黨八中全會如期舉行，但臨時增加議程，增選哥穆爾卡等人為中央委員，授權政治局和哥穆爾卡同蘇共代表團會談，並決定中斷會議。當日上午，波蘇兩黨代表團在貝爾維德爾宮開始了會談。“此時哥穆爾卡已是中央委員、中央第一書記正式候選人、全會授權的正式會談代表。赫魯曉夫不得不面對波黨中央已確立哥穆爾卡領導地位的既成事實。”劉彥順大使說。
尊重少數人的意見
波蘇兩黨會談第一階段氣氛僵硬，雙方互相指責。哥穆爾卡要求赫魯曉夫下令蘇軍停止調動，返回駐地。赫魯曉夫迫於形勢，命令蘇軍停止前進，原地待命。在會談中，波蘭領導人一方面堅決反對蘇聯干涉內政，一方面竭力消除蘇聯疑慮，強調堅持波蘇友好同盟重要性。最後，雙方商定八中全會結束後，波黨立即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繼續進行兩黨會談。10月20日清晨，赫魯曉夫從華沙打道回府……
“波蘭十月事件的性質是什麼？是波蘭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翻天，還是反對蘇聯奉行大國沙文主義？對此，在中國駐波蘭工作人員中產生了分歧。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將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如實上報了中央，並說明使館黨委的傾向性意見”。劉彥順告訴記者。
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少數人的觀點，得到了中央認可。毛澤東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析了波蘭十月事件的性質，認為“蘇波關係搞得這樣緊張，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造成的”，並指出“我駐波大使館的看法，比較強調波蘭反蘇情緒高漲，很可能是從蘇聯駐波蘭大使那裡聽來的。我駐波使館另外一些同志覺得波蘭的情況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結果。這兩種意見，看來後一種是對的。”正是從這一正確的判斷出發，中國此後採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行動。
中國說“不”的作用
10月24日，劉彥順剛走進華沙外交學院教室，波蘭同學尤萊克欣喜若狂地呼喚著他的名字，直奔過來握住他的雙手說，“謝謝中國！毛澤東支持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我們在一起！”“後來我才知道，是毛主席說的‘不’字傳到了波蘭，打動了波蘭人的心。”赫魯曉夫也就在這天，打電話吿訴哥穆爾卡，已下令蘇軍返回軍營，結束了從10月18日開始蘇軍兵臨華沙城下的武力施壓狀態。
十月事件的危急關頭，毛澤東在北京召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蘇方表明中國堅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的立場。
劉彥順告訴記者，據新華社前社長吳冷西回憶，毛澤東會見尤金是在10月20日，但其他一部分文獻材料把會見時間記為10月21日。“雖然關於具體時間尚存爭議，但對於改變十月風暴的進程，中國說‘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劉彥順說，10月21日赫魯曉夫雖已從華沙回到莫斯科，下令蘇軍停止調動，但波蘇之間的矛盾和爭端尚未解決，疑慮和緊張遠未過去，蘇軍坦克繼續停在華沙城下待命。“一句話，赫魯曉夫此時仍保持著對波動武的傾向。據蘇共中央公佈的檔案披露，10月2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開了兩次會，在第二次會議前，赫魯曉夫對波態度仍然猶豫，一方面考慮武力干涉，一方面又希望靜觀事態發展，但在第二次會議後，他的態度明確轉變。”
此後，10月30日，蘇聯發表《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承認過去犯有錯誤，表示出有錯必改的態度；11月1日，中國發表聲明，支持蘇聯的宣言。11月15日至11月19日，哥穆爾卡率團正式訪蘇，波蘇雙方經過會談，達成共識，強調雙方要“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基礎上，擴大、加強和發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誼”。至此，1956年緊張的波蘇關係告一段落，波蘇之間最終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流血衝突。
赫魯曉夫的態度發生轉變，其內因在於綜合分析波蘭八中全會之後，波蘭並沒有出現鬧事情況，而他“返回莫斯科後，聽到了中國的‘不’字，這有助於舉棋不定的赫魯曉夫在干涉和退讓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可以說，中國的態度成為影響蘇共決策的重要的國際因素之一、重要的外因之一。”劉彥順強調，對於中國說“不”的作用，不能片面地從10月20日或10月21日的“一時一事”來看，而應從十月事件一個多月的事態發展進程來分析，“中國聲音起到了持續性的積極作用！”
波蘭十月事件早已成為歷史。當波蘭處於困境時，中國對波蘭表示出的友好、同情和支持，時至今日，仍是中波兩國人民心中最美好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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