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文汇报
刘彦顺简历
刘彦顺，1933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穆棱县。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10月奉派留学于波兰外交学院外交领事系。1958年进入外交部，在我国驻波兰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研究室工作。196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职。1969年重返波兰，在驻波兰大使馆先后任随员、三秘、二秘，从事调研并兼管新闻工作。197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二秘、一秘。1983年再次赴波，在驻波兰大使馆任一秘，1984年任政务参赞。1987年在外交部苏欧司、欧亚司任参赞。1992年4月至1995年10月，任我国驻波兰共和国大使。
波兰十月事件
现任中波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前外交官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92年我重返波兰工作，波兰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我接触过的许多政界要人，一谈起中波关系，都会不约而同提起‘波兰十月事件’。”其中有参众两院领导人，有总统府部长，有华沙省市地方长官等。尽管他们属于不同党派，对内政外交持不同观点，但对中国在“十月事件”中给予波兰的支持，都赞不绝口。“毫不夸张地说，在中波关系史上，1956年10月是闪光的十月，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956年10月的波兰华沙事件对刘彦顺来说，仿佛历历如昨。
赫鲁晓夫“兵临城下”
1956年，刘彦顺还是波兰华沙外交学院的一名年轻学生。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流传至波兰后，外交学院失去了往昔的平静。波兰同学给刘彦顺讲了很多苏联如何干涉、欺负波兰的事例，言辞激烈。人人都预感到，一场风暴可能来临。
果不其然。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为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先后被撤职、开除、监禁的前任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誉。10月15日，波党政治局决定提前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并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消息传出，苏联表示强烈反对，不同意哥穆尔卡复出，要求波党推迟举行八中全会，举行苏波两党会谈。“当时，赫鲁晓夫下令驻扎在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波兰境外的苏军也向波兰边境集结，华沙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10月19日早晨，赫鲁晓夫率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突然飞临华沙上空，波党领导人匆忙赶到机场迎接不速之客，宾主间爆发了一场“舌战”。赫鲁晓夫要求出席波党八中全会，遭波方拒绝。波党八中全会如期举行，但临时增加议程，增选哥穆尔卡等人为中央委员，授权政治局和哥穆尔卡同苏共代表团会谈，并决定中断会议。当日上午，波苏两党代表团在贝尔维德尔宫开始了会谈。“此时哥穆尔卡已是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书记正式候选人、全会授权的正式会谈代表。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波党中央已确立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既成事实。”刘彦顺大使说。
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波苏两党会谈第一阶段气氛僵硬，双方互相指责。哥穆尔卡要求赫鲁晓夫下令苏军停止调动，返回驻地。赫鲁晓夫迫于形势，命令苏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在会谈中，波兰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干涉内政，一方面竭力消除苏联疑虑，强调坚持波苏友好同盟重要性。最后，双方商定八中全会结束后，波党立即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继续进行两党会谈。10月20日清晨，赫鲁晓夫从华沙打道回府……
“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波兰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翻天，还是反对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此，在中国驻波兰工作人员中产生了分歧。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如实上报了中央，并说明使馆党委的倾向性意见”。刘彦顺告诉记者。
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少数人的观点，得到了中央认可。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认为“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并指出“我驻波大使馆的看法，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是对的。”正是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中国此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
中国说“不”的作用
10月24日，刘彦顺刚走进华沙外交学院教室，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直奔过来握住他的双手说，“谢谢中国！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是毛主席说的‘不’字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赫鲁晓夫也就在这天，打电话吿诉哥穆尔卡，已下令苏军返回军营，结束了从10月18日开始苏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武力施压状态。
十月事件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北京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方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立场。
刘彦顺告诉记者，据新华社前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会见尤金是在10月20日，但其他一部分文献材料把会见时间记为10月21日。“虽然关于具体时间尚存争议，但对于改变十月风暴的进程，中国说‘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彦顺说，10月21日赫鲁晓夫虽已从华沙回到莫斯科，下令苏军停止调动，但波苏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尚未解决，疑虑和紧张远未过去，苏军坦克继续停在华沙城下待命。“一句话，赫鲁晓夫此时仍保持着对波动武的倾向。据苏共中央公布的档案披露，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两次会，在第二次会议前，赫鲁晓夫对波态度仍然犹豫，一方面考虑武力干涉，一方面又希望静观事态发展，但在第二次会议后，他的态度明确转变。”
此后，10月30日，苏联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犯有错误，表示出有错必改的态度；11月1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11月15日至11月19日，哥穆尔卡率团正式访苏，波苏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共识，强调双方要“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至此，1956年紧张的波苏关系告一段落，波苏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转变，其内因在于综合分析波兰八中全会之后，波兰并没有出现闹事情况，而他“返回莫斯科后，听到了中国的‘不’字，这有助于举棋不定的赫鲁晓夫在干涉和退让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说，中国的态度成为影响苏共决策的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重要的外因之一。”刘彦顺强调，对于中国说“不”的作用，不能片面地从10月20日或10月21日的“一时一事”来看，而应从十月事件一个多月的事态发展进程来分析，“中国声音起到了持续性的积极作用！”
波兰十月事件早已成为历史。当波兰处于困境时，中国对波兰表示出的友好、同情和支持，时至今日，仍是中波两国人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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