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指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两弹”指原子弹和导弹，“一星”指人造卫星。近几年，“两弹一星”又指
导弹、核弹、人造卫星。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大国的核讹诈下，于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并没有明确具体指哪两颗弹和哪一颗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宇宙中唱响了东方红歌曲。 [1]
社论
军事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我国航天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
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导弹、核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中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中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用长征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从此之后，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巨大成功
“两弹一星”事业的巨大成功，依靠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生动体现。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优势和条件，都要通过参与这一事业的所有人员特别是他们中的功臣来实现。“两弹一星”功臣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功臣们的业绩彪炳史册，功臣们的精神光耀千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为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几十年中，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以其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着人间奇迹。“中华民族不欺侮别人，也绝不受别人欺侮”，是他们的坚定信念。爱国主义是他们创造、开拓的动力，也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我们要学习功臣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他们不怕狂风飞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仪器，自己制造；缺少资料，刻苦钻研。就是这样，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伟绩。
民族骄傲
1964年周总理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全国各族人民喜迎新中国50华诞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功臣。我们向功臣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所有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为了这一事业献身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发扬精神
我们要学习“两弹一星”功臣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前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产物。"两弹一星"精神表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21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和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人民日报》 (1999年09月19日第2版) [1-2]
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用两弹一星精神开发信息产业”等。
功勋人物
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两弹一星”元勋情况：
授勋前过世(7人) ：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授勋后过世(12人) ：钱学森、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朱光亚、黄纬禄、王大珩、屠守锷、陈能宽、任新民、程开甲。
现在仍在世(4人)：王希季、孙家栋、周光召、于敏
信息统计
从籍贯看，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5人，安徽3人，湖北、湖南、北京、天津、四川、云南、辽宁、吉林、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苏州吴江县人。 [4]
23位“两弹一星”元勋青少年成长时期所在的省份排序分别是：
江苏5人，杨嘉墀、程开甲、姚桐斌、王淦昌、钱骥。
浙江4人，吴自良、陈芳允、屠守锷、钱三强。
安徽3人：邓稼先、任新民、黄纬禄。
北京1人：王大珩。
河南1人：赵九章
余下的是：
湖南2人：陈能宽，周光召。
上海1人：钱学森。
天津1人：于敏。
云南1人：王希季。
湖北1人：朱光亚。
辽宁1人：孙家栋。
山东1人：郭永怀。
吉林1人：彭桓武，
在南方(淮河以南的)长大的有16人，北方为7人。如果以东部和西部对比，则来自沿海省份的有14人，来自中部省份的有7人，西部的仅有来自昆明的王希季和重庆的周光召2人。
23位元勋中出自苏南浙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就有10人，如果算上长江三角洲接近地安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邓稼先等3人，则为13人。
23位元勋共有18个姓氏，其中只有3个姓出现率在两次以上，即：王姓3人，钱姓3人，陈姓2人，其余姓氏者均各占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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