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林（1934-2018）
北京人，理论物理学家
郝柏林从不以聪明人自居，还一再告诫学生，“我见过的自认为聪明的人没有一个做成了事”。相反，这位“科学战士”把老老实实做学问挂在嘴边，身体力行，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
清晨，北京中关村。一位两鬓略见斑白的男人，穿褪色蓝的确良，推着自行车，书包斜挎，精神满满地走向计算中心，周身洋溢着“对一天工作即将开始的期待、兴奋和执着”。二十年后，已在硅谷做了多年工程师的符洪，见到来美国研究访问的郝柏林，觉得当年的导师还和记忆中这幅鲜明的画面一样年轻——
那时，他是“文革”后中科院首批增选的最年轻学部委员之一，中国统计物理学研究的核心人物，还是国内混沌研究的先驱，最早在国内提倡利用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眼下，年近古稀的他正和同为计算机专家的夫人张淑誉，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讨论，刚刚用几种不同的计算方式，验证一组基因关联图。差不多二十年就换个方向，用发小舒济的话说，“我知道他是闲不下来的。”
在学生面前，郝柏林毫不掩饰“一直在从事第一线的具体科学工作”的自豪。投身理论物理一甲子，他亲身实践着“两弹元勋”彭桓武先生“用理论物理的知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一切问题，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格言。直到2018年3月7日去世前一天，84岁的他还在与同事发邮件讨论他们合作的著作，去世当天上午还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挑灯看剑”、“负戟吟啸”，两本文集的题名共同勾勒出一位科学战士的形象。“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郝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照亮黑暗的火炬虽已不在，前进道路的方向已经指明。”次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微信公众号发表悼念文章，署名“郝老师的学生们”。
游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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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郝柏林的“知遇之恩”，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感念在心。上世纪80年代末，当多数人还认为“生物膜研究不是理论物理”时，正是郝柏林力排众议，将他引进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并在所长任上大力支持他的研究方向。
1997年，把英文专著《实用符号动力学与混沌》书稿送出后，郝柏林告别了自己与合作者开创的这门学科，一股脑闯入理论生命科学的全新领域，致力于使用数理方法解开基因组的奥秘。在当时“生命之树”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他逆流而上，利用全基因组学分析方法重建了原核生物的生命之树，一套微生物亲缘关系分析软件CVtree得到国际认可。
“要想做生物，不能当票友，必须钻研生物，成为行家。”世纪初，生命科学大热之际，郝柏林曾这样提醒应用数学界同行。2002年在复旦成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他也对同事强调，这是一个义无反顾全心全意研究生物的“中心”，而不是出身于物理学的人参与一些生物学研究的中心。
郝柏林自称“游击队长”，而他的“游击队员”都清楚不过，那绝不意味着“打一枪换一炮”，而是勇于挑战新方向，做解决问题的“奇兵”。他还用生物界的“懒蚂蚁”现象类比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以此自勉：它们不参加搬运已经发现的食物，看似老在东游西逛，实际却是寻求新食物源的“尖兵”，“没有‘懒蚂蚁’的种群，早在生存竞争中灭绝了。”
“华丽转身”从每天背25个生物学单词开始，“须知此时他已66岁了！”与郝柏林在中科院共事近30年的刘寄星回忆：上世纪70年代，郝柏林与于渌合作用骨架图计算临界指数的工作，是中国大陆物理工作者对重正化群早期发展的惟一贡献，而计算到关键时刻，郝柏林犯病，仍坚持卧床工作；1962年，他在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时，翻译《量子场论方法在统计物理学中的应用》，只吃点面包喝点茶，创造了一昼夜译出一万字的纪录。
同一时期，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他通过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设计的“朗道势垒”，即一门数学和八门物理组成的理论物理“最低标准”考试——要知道他最初留苏时分配到的是矿业经济专业，通过自学他不仅成功转入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还在3年内修完了5年本科课程——可惜考最后两门时，朗道突遇车祸丧失智能，未能由他亲手将其名字写入通过者名录，因此郝柏林也从不对外宣称自己是“朗道的学生”。此前28年间通过该考试者者仅43人，至少有18人后来成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更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即使在理论物理受到严重冲击的“文革”时期，他也没有荒废。一方面积极参与胰岛素结构分析、天线小型化、地震活动分析等国家任务，“挨整”时则“躲在家里”求解三维伊辛模型，最终求得的一个封闭近似解，被王竹溪先生称为“迄今最好的结果”。
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每天傍晚两三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就打开自带的木箱子，在上面写作最早的计算机语言——FORTRAN教科书，该书在“文革”后一版再版。
他所在的“五人研究小组”，除陈春先下海成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包括于渌和他在内的四人后来都成为院士。没有人怀疑，这批人原本可以取得更高成就。
郝柏林的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国摆脱封建落后和列强欺辱，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期，郝柏林属于始终坚持在自己的劳动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奋斗过的那一批人。一方面，他们已经接近在所处的历史初始条件和社会边界条件下的最好解，另一方面，个人的聪明才智也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而无法全部用到科学事业上。他们的经历不应在年轻的一代人身上重复，但却应当为年轻人所知晓。”
负戟吟啸
过去，曾有人拿着印有一大串头衔的名片请他参加会议，却说不出会议实际想解决的问题，被他一句“大家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少来虚套套”气走了；对他自己的重要成果，他从来“客观评价”，不仅承认和宣扬共同合作者的贡献，即使是对世界级成果也清醒指出在思路方法设备上没有突破，“中国不能过早乐观”，对此生物学家饶毅曾专门撰文表示钦佩。
2007年，郝柏林公开批评某些科学机构领导人“官越大，文章越多”。“要抓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篇文章上署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资助体制必须改变”，“警惕用宽容失败掩饰研究资源的浪费”，“必须撤消一大批管理和评估机构”……
他也因此招来一些人的嫉恨，引来不少匿名攻击。朋友劝他发声正名，他说，“也许总的声明一次，以后概不理睬，为人做事，自有公论”。令刘寄星敬佩的是，郝柏林经常慷慨激昂地抨击学术官僚的昏言昏举，纯出自公心，从未有“取而代之”之意。
上世纪80年代，他因批评得罪上级官员，辞去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之位，几年后又临危受命出任所长。那时他或许还会想起刚入所时与陈春先畅谈的情景，“不知天高地厚，不懂人微言轻，居然以中国理论物理事业的兴亡为己任。”
“他根本不像一些人流传的那样‘严肃地板着个黑脸’，对我们这些做学问的小弟弟，他完全没有门户之见，而且很容易接近。”中科院院士葛墨林记得，第一次见面后，郝柏林夫妇去他家，竟送上一捆用过的计算机程序纸，说背面可以做草稿用。
郝柏林的一位学生说，“郝老师有一个特别好的品质，他不会强迫他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做物理、做学术之类，更鼓励他们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东西。”他带过的研究生中，有人34岁转考医学院，有人转行做工程师、记者，他都引以为荣。
有学生视他为科学界的鲁迅。11年前，他欣然同意在科学网开博客，自言“至少部分减少‘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状况”；晚年与友人聚会，念及“文革”中含冤早逝的青年物理家孟宪振，以及遇害的清华叶企荪先生之徒熊大缜，其悲愤往往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一篇科学“檄文”末尾，郝柏林引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最后一句：“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感谢李珊珊为本文提供帮助；参考文献：《挑灯看剑集——贺郝柏林院士八十华诞》、《负戟吟啸录——一个前沿战士对中国科学的感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45期
文 / 本刊记者 陈竹沁
编辑 / 翁倩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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