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把精力用在逼死對手，何不花更多精力謀求行業的繁榮，謀求讓貨運司機更有尊嚴的工作，市場需要共贏，零和思維可以休矣!”日前，貨運O2O平臺藍犀牛CEO王粟發表聲明，痛斥遭遇58同城旗下平臺58速運的不當競爭。
在王粟這篇《我們為什麼聲援貨運司機》提到了國內移動APP從業者眾多，然而大多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大型的平臺方應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並且指責58速運依靠手裡龐大的資金，讓司機“二選一”，已然擾亂市場秩序，王粟將為權益受到侵害的貨運司機提供必要法律援助，維護他們正當的市場自由選擇權，以及勞動保障和收入權，並要求58方面立即停止侵權行為，立即停止針對藍犀牛的非正當競爭。
一石激起千層浪，王粟的公開信以及此前發佈的藍犀牛官方微博迅速引發了行業廣泛的關注，在藍犀牛的聲明中，指出藍犀牛同城貨運叫車平臺客服陸續接到天津、深圳等全國多個城市的司機舉報，58速運逼迫貨運司機簽署排他性協議，以單方面解約、扣留保證金、獎勵舉報等方式，脅迫司機禁用藍犀牛貨運叫車服務。
被忽視的1000萬APP打工者
中國互聯網從不缺少紛爭，過去21年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史何嘗不是一次紛爭史。經過多年的發展後，58同城已然躋身行業一線，在各個O2O領域均有涉及，然而瘋狂擴張背後，市場上出來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前段時間開始的58旗下瓜子二手車和人人車大戰還沒落下帷幕，此番58速運又一次因為藍犀牛的控訴進入了公眾的輿論風口。這一次和藍犀牛的大戰儼然成為了互聯網+創業公司和基層打工者反對互聯網霸權的“宮鬥劇”。
王粟說要“保障移動生活APP上1000萬打工者”讓我非常受觸動，他讓我第一次想到應該好好梳理和審視一下互聯網+行業的打工者的生存狀態了。那麼，到目前為止，全國基於互聯網+的移動生活APP真的有王粟說的這麼多打工者嗎?他們的生存狀況究竟什麼樣?收入有保障嗎?他們有沒有像之前的農民工一樣被APP運營方剋扣工資?
帶著疑問，我粗略的統計了一下基於APP的打工者人數(見下圖)，何止1000萬!!!
大家可以看到，我粗略統計的結果已經接近1100萬人，真實的數字只怕會比這個更多，因為我這裡只統計了互聯網+貨運司機、專車司機、洗車、家政、美甲、教育和醫療的打工者(含兼職)人數，這還不包括其它諸如“回家吃飯”等新興移動生活APP的打工者。
APP打工者生存狀態調查
那麼，這些APP打工者的生存狀態如何呢?
首先，王粟的對貨運司機的感情和對他們艱辛生活的瞭解程度著實觸動了我。他說，“貨運叫車平臺上工作的司機師傅，很多都是基層打工者，生活並不寬裕，他們有限的收入可能要養活妻女、父母，甚至還揹負著車貸(很多人貸款買金盃小面賺錢養家)、房貸的壓力。試想一下，如果這些司機師傅有更好的出路，又何至於冒著嚴寒酷暑在馬路邊、市場旁趴活兒賺錢?之所以叫藍犀牛，也是想時刻提醒自己，要善待這些像牛一樣踏實辛勞工作的城市基層打工者，踏踏實實的幫助貨運司機賺錢，讓他們與企業共同成長。”
從他的視角我也開始設身處地的去思考，這些人就像他說的絕大多數基層打工者，生活並不寬裕，可能還面臨供養父母、妻女和房貸，比如家政、美甲、洗車、專車司機差不多都是如此。
其次，這些移動生活APP打工者正當的收入權益是很難有絕對的保障的，因為大都是APP平臺說了算，最典型的案例可能就是專車司機了。此前專車剛剛興起，司機月入萬元是常態，但現在專業運營平臺調整補貼及平臺費政策以後，很多專車司機每月收入已不到3000元，能掙多少基本上是平臺說了算，甚至很多司機目前因收入大幅降低已經發起維權，並且有很多司機已經表示不幹專車了，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當初放棄了自己四五千元的工作，瘋狂湧入專車市場，如今再去找工作無疑是增加了他們打工的機會成本。
再次，移動生活APP打工者以各種理由和藉口解僱也時有發生，同時因為APP運營者資金斷鏈倒閉而失去打工機會的也不在少數。比如e洗車倒閉就有數百名洗車工被失業。而王粟在文章中炮轟的美甲師被“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也是有案可查的，之前就曾有媒體報道過此事，甚至美甲師還和58到家對簿公堂，北京商報記者對此事還特別做了追蹤報道。
一定程度上講，貨運司機、美甲師被單方面解僱、扣留保證金這樣粗暴對待，是整個移動生活APP行業打工者生存狀態的一個縮影，如果APP運營方從中作梗，他們的勞動收益權就很難得到真正的保障。
別讓互聯網霸權毀了“萬眾創業”
事實上，二選一的戲碼在中國互聯網行業早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從早期的ebay和淘寶的廣告投放“二選一”，到這兩年天貓和京東因為“二選一”頻頻爆發出來的爭鬥，以及筆者本身以自媒體的身份投稿也經常遇到平臺方“你在我這邊投稿就不能去其他地方投稿”的霸王規則。
可以說，在開放的互聯網行業，無時不刻存在這種“封閉”之舉。這種不合理的條款長期下去輕則影響平臺上的不計其數的從業者，重則於國家提倡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相違背。
馬化騰經常說的一句話叫做“連接一切”，意思是通過騰訊的開放平臺讓360行的不同的人和企業通過騰訊的平臺連接起來，共同實現價值的傳遞。在開放的互聯網，每個個體都應該是自由的，互聯網企業應尊重人的價值，尊重人才對市場的雙向選擇，而不是動輒以“選我還是選他”。
前文提到全國基於移動生活類APP的打工者有將近1000萬人之多(算上兼職用戶)，互聯網巨頭數來數去就那麼幾個，這些平臺的開放與否、公正與否，直接關係著中國互聯網是否能夠健康發展。
從互聯網發端到如今“互聯網+”上升到國家頂層設計，中國的互聯網經濟在互聯網扶貧、創業、就業等方面，都在充分顯示一個互聯網大國崛起之後的“為民”、“惠民”理念。只有真正維護數千萬APP打工者的收入權，才能讓全民共促網絡發展，共享網絡發展成果。
筆者在此鄭重呼籲，移動生活APP的運營主體應自覺維護行業的正常秩序，承擔起企業應有的企業責任。同時在“互聯網+”大潮下，監管行業更需要制定細化行業的法規，指導互聯網創新不偏離正軌，營造良好的互聯網創業、就業環境。
寫在最後：互聯網時代，開放戰勝封閉是大勢所趨，共贏戰勝封閉是大勢所趨，攜手戰勝封閉也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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