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与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取得胜利，但是用兵的人不一样，他们的所学不同，人生阅历不同就会导致用兵的方式不同。虽然目的是一致的，但是通向目的的方法却有一些不同。
兵家与儒家看似在用兵一方面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用兵大部分时候都是兵家的事情。但是，一次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关于用兵之道的辩论却体现了双方在对待战争与胜利的方法上面有着显著的差异。
赵孝成王询问二人用兵的要领是什么之后，临武君认为：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意思就是要看天时地利，然后再观察敌人用兵的变化和行动，后发而先至，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临武君的想法可能是他在战场之上经过多次生死搏杀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天气与地形在他眼中很重要，知敌行动也非常要紧，占据了这两项，只要己方能够快人一步作出反应，那么就可以取得胜利。
但是荀子在用兵的角度却与临武君完全不同，儒家尚古，所以荀子认为：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其实别看荀子说了这么一大堆，真正有用的只有“善附民”这三个字，意思就是可以使民亲近。百姓就是兵源，两者就像是弓与箭的关系，二者协调才能发挥威力，不协调的话就算是后羿也射不中目标。
但是临武君对于荀子的这种看法很不赞同，既然亲近百姓就能够获胜，那么要兵法战术干什么呢？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他会从哪里出来，孙武和吴起就是用这种办法天下无敌，为什么要去亲近百姓呢？
荀况当然也反对临武君的这一番说辞，“臣之所道，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我说的是仁者的用兵之道，这是王者的志向，你说的是权利与谋略，形势利害。仁者用兵不能用诡诈之术，能用诈术取胜的是一些散兵游勇，君臣之间离心离德，没有仁德的军队。用夏桀的的方法对付夏桀，犹且有胜有负，如果用夏桀的方法去对付尧，那么就是以卵击石，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临武君与荀子这番讨论用兵之道，我个人感觉他们二人谈论的话都不在一个点上。临武君谈论的用兵之道是在一场战争或者一个战役之中如何取胜的方法，荀子谈论的用兵之道就到了将领或者君王应该怎么管理这只军队上。二人说的都对，都有可取之处，但是感觉还是怪怪的。
兵家与儒家用兵之道的不同之处也就在于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兵家对于战争非常务实，以取胜为第一要务，想的就是怎么用兵取胜。而儒家总是从人心人性方面入手，仁政、向心力、凝聚力才是最要紧的有了这些就可以战无不胜。但是......儒家的这套怎么会让我想起宋襄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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