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歷史上無論哪個朝代，都會有一個集團勢力在朝堂上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任務，那就是宦官。從開始的侍奉皇帝起居到權勢熏天時甚至可以流放大臣、廢立皇帝，宦官集團的生存之道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的生存權力來自於皇帝對於集權的渴望，他們的權力最初都源於皇帝所代表的皇權要制衡大臣的訴求，宦官權力的崛起往往是和以大臣為代表的外朝以相輔相伴，互相寄生。
秦漢是中國專制主義中央王朝帝國的開始階段，也是中國封建政治制度由初創到逐步成熟完善的過渡階段。
在最初的帝國行政體制中，秦漢實行的是三公九卿制。即在百官九卿之上由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總覽帝國行政的一切。在這種體制下丞相統領百官，為真正意義上的政府首腦。御史大夫是副丞相，任務是協助丞相監察百官，長傳下達。
由於百官集中對丞相負責，御史大夫又是丞相的跟班，太尉不過是沒有實際軍權的虛職，所謂的三駕馬車根本沒有權力的監督與制衡。
於是這就逐漸形成了在中國封建帝制經常出現的一個權力鬥爭問題——皇權與相權的權力之爭。
為了解決這種獨大的相權，在漢武帝時期，內朝的尚書檯被皇帝所重用，也就是重用皇帝身邊的侍從，從而逐漸架空外朝的宰相。所以在漢代後期，三公的位置雖然還十分崇高，但權力已經被架空，而錄尚書事，領尚書事這些官號成為逐漸成為了事實上的宰相。
從此想當宰相，必須源於尚書，有尚書的身份稱號。
到了東漢，由於皇權與地主階級的聯合，有軍功出身的地主階級夾雜著手中操持的軍權，仰仗著外戚或者皇室權貴的身份，成為政府的實際首腦，因此在東漢往往是這些號稱大司馬或者大將軍的人，領尚書事，成為帝國實際的行政運營人。
比如說又是大司馬又是尚書的霍光。
但尚書檯的出現，本來是漢武帝為了制約這些干政的外戚，但沒想到最後卻成為了外戚竊取權力的最簡單途徑。因為他們明白一旦掌控了尚書檯，就掌控了國家政權。
於是為了與這些蹬鼻子上臉的權貴相抗衡，皇帝放棄了本來是為出身卑微之人打造的尚書檯，開始倚重於身邊的家奴和親信——宦官。
但可惜的是，在皇帝與外戚長期的權力鬥爭中，慢慢陷入了死循環，即：
皇帝與宦官抗衡大臣，宦官崛起；皇帝再聯合大臣抗衡宦官，大臣再崛起……
最終東漢王朝就是毀滅於這種制度內部，權力無法平衡的困境之中。
在漢代之後，經歷了長時間的分裂以及門閥士族階級的崛起，宦官和外戚集團被時代被壓制，魏晉時期的尚書檯成為了不再受外界干擾的宰相機構。
這就又需要一些新的權力機構來對外朝的尚書檯形成制衡，所以此時宮禁中的中書省、門下省，這些機構就走上了歷史舞臺。
中書令，侍中這些原本職位卑微的皇帝的親信（皇帝的陪讀居多，不是宦官），逐漸控制了朝政，這就是隋唐三省宰相制的前身和雛形。於是在初唐形成了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共為宰相的局面，三省六部部制就此形成，三駕馬車互相制衡。
但制度永遠是制度，現實永遠在變化。隨著種種要素的推移，三省制也逐漸演變成一省制，中書省和門下省合稱中書門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個宰相職位就來源於此。在原本歸屬於內朝的中書門下掌控了朝政之後，它和原來的尚書檯一樣，也正式演化為了一個外朝的宰相機構，並一直在唐宋時期存在。
那麼皇帝身邊又必須要扶植起一批人來作為制衡外朝權力的工具，於是皇帝又找來了宦官。
這一次，唐朝的皇帝直接把禁衛軍的軍權交給了宦官。在安史之亂後，外朝的藩鎮勢力十分猖獗，所以唐代的皇帝希望掌控著中央禁軍的軍權來制衡藩鎮，卻沒想到大唐從此走向了分裂。
和東漢的情況一模一樣，這個宦官勢力原本皇帝是想倚靠的，結果制度的破壞和任用親信反而造成了對自身的威脅，內有宦官外有藩鎮，在這個兩股勢力的相互傾軋中，王朝也走向了滅亡。
在總結了前朝的教訓之後，宋朝的皇帝獨具匠心地開創了又一天地。
趙宋皇室明白，寧可受大臣口水戰的約束，也比把實際的軍權交給有可能造成綱紀混亂的人強，因此他認可了外朝宰相的權力，形成了一種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在反覆權衡宦官、外戚、武將和以士大夫為代表的文官之後，他們選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藉助於儒教的意識形態和文官的勢力，開創了相對平衡的政治制度格局。
但是在南宋後期和元朝，戰事的吃緊往往需要權力的集中，因此總覽超綱的宰相權力再次集中，到明朝初期，形成了中書省一省獨大的局面，於是有了朱元璋廢除宰相。
皇帝幹著宰相的活，對於勤政的朱元璋不算什麼，但是對於他那些要不是喜歡當將軍，要不就是喜歡修道練功，要不就是幹木匠的後代就壓力山大了。於是明朝中後期之期，在皇帝的身邊又起來一批人幫助皇帝幹活，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明朝內閣制度。
和之前的宰相不同，內閣它不是一個正式的朝廷機構，在制度和法度上說，百官最主要的是六部長官和內閣輔臣之間，是沒有上下之間的隸屬關係的，也就是說，內閣自始至終都只是皇帝的一個顧問和秘書機構，所以明朝的內閣決不能和唐宋的宰相混為一談，它不是依靠制度和法度，而是依靠皇帝的指派和信任來輔助皇帝處理事務的。
但是隨著內閣制度的發展和成熟，在明朝的中後期之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備某種宰相化的趨勢，儘管不是制度和法度意義上，那麼此時，皇帝身邊又需要扶植起一批人來作為制衡，此時皇帝又選擇了宦官，這就形成了明朝後期內朝司禮監和外朝內閣共相的局面。
所以宦官權力的大小是和皇權所面臨的對手的權力和威脅的大小相伴生的，一旦皇權垂死掙扎，宦官權力就會無限放大，它也就從工具而變為皇權的憑藉和依賴，從依靠皇權轉變皇權依賴它才能存在，那麼此時，王朝滅亡也就是近在眼前了。
至於為什麼清代宦官從此銷聲匿跡，那些鐵帽子王都要分一杯羹，哪裡還有宦官的份？這也與遊牧民族骨子裡的彪悍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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