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
（1）读《左传》的难点
昨天留下的问题有点太多太大，如果按照优先级排序的话，我觉得很有必要先谈一个先决性的问题：读《左传》有哪些难点。
语言古奥当然是难点之一，但还远远不是全部。《左传》所描述的那个春秋时代，无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风俗道德、言谈举止甚至细小到对一个人的称谓方式，都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古人比理解爪哇国人还要障碍重重。而这些难点，其实也往往都是重点。
试举一个简单的称谓例子：孔子姓什么？正确答案是：姓子。子姓衍生出若干分支，其中一支以孔为氏族名，孔子就是孔氏的第六代。以现代概念而言，姓是一个人的根目录，氏是姓的分支，从一个姓里可以分出很多个氏。姓是血缘符号，氏是家族分支符号。周代有“同姓不婚”的传统，两家人如果不同氏而同姓，是不可以缔结婚姻之好的。
当时的姓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简直少得可怜，氏却越来越多。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氏都比姓来得重要，这正如在现代社会里，住址往往比籍贯对一个人更重要一样。所以姓在不知不觉间便从历史舞台中消隐下去，氏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姓。汉朝人就已经不太分得清姓与氏的差别了，哪怕博学如司马迁，在《史记》里介绍某人的时候也常常说他“姓某氏”，完全将姓与氏混为一谈，将氏直接当作姓来使用了，“姓氏”一语的涵义从此转变。
正确理解姓与氏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这就要从周朝建国说起。从武王伐纣开始，弱小的周族联盟灭掉了强大的商朝，摆在眼前的第一个难题是：这么大的领土，到底该怎么统治呢？
要知道那是一个文字草创、交通不便、荆榛遍地的时代，治理广土众民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理解，后来《老子》之所以提倡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格局，不失为一种很实际的考虑。
（2）封建制：化大为小的治国术
治大国，这在两三千年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远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详细论证城邦的适宜规模，认为值得追求的是疆域和人口的自然而合理的限度，太大或太小都不像话。
果然，亚历山大大帝的开疆拓土是保持不住的，很快便分崩离析。即便当古罗马进入辉煌的帝国时代，奥古斯都也意识到太大的疆域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得不偿失，于是为继任者订立政治遗嘱：“建议他们永远只求保守住似乎是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战线和疆界之内的那一片土地：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周朝开国者的办法是：治大国不妨化大为小，把子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分封建国，这就是“封建”。周天子和同姓诸侯一般都是叔侄关系，和异姓诸侯一般都是甥舅关系，诸侯和大夫们又在原有的亲族关系上不断联姻。之所以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国际战争”很少有你死我活的打法，双方各有限度，各有节制，全没有战国以后的血腥味道，这是因为一来大家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谁对谁都不是鬼子或异教徒，二来参战是贵族的特权，军队主力是最低一级贵族“士”——这就是“士兵”一词的来历，只有“士”才有资格当兵——“士”打仗要遵循一整套优雅的贵族礼仪，秉持一种很不接地气的贵族精神，死缠烂打的都是流氓，由此衍生出中国的士文化和日本的武士道。
在封建制里，分封是一种逐级向下的金字塔结构。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国一国之内还要再做分封。大夫，也就是元老级的贵族，不但有采邑，甚至还有私人军队。正是在这样的逐级分封的封建关系里，《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才是合理的，管好一个贵族之家不亚于治理一个小国，有齐家的能力也就可以试着治国了。上至周天子，下至最低一级贵族“士”，家族关系才是政治关系的本质，“天下”是靠一整套宗法制度维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儒家礼学最重视丧礼——给怎样关系的亲戚服什么规格的丧，丧服要怎么做，仪式要怎么搞，细小到衣服边要怎么缝，哭要怎么哭，跳要怎么跳，一大套的繁文缛节，一丁点错误都不能犯，这是因为复杂的宗法关系必须仰赖复杂的丧礼来维系。这套礼仪，做过度了就容易造成僭越心理，做不足了就容易涣散凝聚力，所以才要格外讲究既不过分又不欠缺的中庸之道。
仪式在社会功能上的意义，等这个专栏讲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时候再做更深入的分析，以下我只讲一个小小的事例。
（3）迂腐自有迂腐的道理
《左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蔡国为国君蔡平公举行葬礼，新继位的太子朱在葬礼仪式上站错了位置，站到了一个较为靠后的位置上。鲁国派去参加葬礼的大夫回国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鲁国贤人叔孙昭子，昭子叹着气说：“蔡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就算不亡国，这个新国君也一定不得善终。《诗经》不是说嘛：‘不解（xiè）于位，民之攸墍（xì）’，这位新任国君刚刚即位就站到卑位上，看来是保不住他的君位了。”
杜预为《左传》作注，说所谓太子朱站到卑位，是不以嫡庶排序而以长幼排序的结果，让庶兄站在了自己的前边。
嫡庶之分是周礼的一大核心。贵族一妻多妾，妻子生下的长男称为嫡长子，拥有天然的继承权，妾生的儿子称为庶子，庶子即便比嫡长子年长，也没有继承权，在仪式上必须排在嫡子之后。排序一出问题，往往就预示着国家或家族的动乱。中国人最容易理解这个道理：重要人物的出场排序只要稍稍有点变化，各种猜测就会风起云涌，人心就会不稳，野心家就会蠢蠢欲动。后来这位太子朱果然丢掉了君位，逃亡到外国去了。
退一步说，即便太子朱顺利接班，蔡国上下一团和气，葬礼排序的错误只是无心之失，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那又如何呢？对这个无心之失，人们只要看在眼里，就会疑上心头，信心的动摇很容易就会导致局面的变化。
所以，再复杂的繁文缛节也必须保证全程不出任何闪失。儒家学问最难学的既不是《论语》的“仁”，也不是《孟子》的“义”，不是任何高大上的政治哲学理念，而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繁琐到无以复加、令人生畏的仪节。
今天我们还会在一些小城市和农村见到繁复的丧葬仪式，源头就在这套周代宗法制度，只不过今天的仪式无论搞得再怎么像模像样，原本的政治意义早已经荡然无存了，任何人再没法靠它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儒家学说就是在周代这样一种封建土壤里成长起来的，秦汉以后废除封建制，改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修齐治平”就没了着落，旧理论和新社会越来越不合拍，于是我们会看到有三种情形贯穿秦汉到明清的历史：一是不断有儒家学者号召恢复封建制，引起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二是儒家学者会做出另外一种努力，把旧理论重新解读，让它适应新的社会格局；三是即便有哪位皇帝真想以儒家学说治理天下，最后也不得不外儒内法。
后人每每讥讽儒家礼学繁琐迂腐，殊不知这些繁琐迂腐在那个以宗法系统维系的封建制里自有其特定的合理性。只是当宗法解体、封建消亡，社会结构变了，再固守那套周礼就难免显得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了。吊诡的是，也恰恰是在社会结构巨变之后，儒学才被奉为经典，孔子才被尊为圣哲。经典的文献是不刊之论，圣哲的言语为万世垂法，儒学和现实这才总是有矛盾重重。源自小社会的体制与伦理被郑重其事地施行在大社会里，激起的风浪直到今天依然余波未息。
今日思考
飘风起于萍末，我们只要读通《左传》，将“青萍之末”追溯清楚，就很容易对后来的历史生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我们还必须直面一个问题：作为如此古老的一部史书，《左传》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今日得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要点：
- 春秋时代的社会和秦汉以迄明清的社会非常不同。
- 封建制是一种基于宗法关系的逐级分封、化大为小的政治格局，和我们惯用的“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 儒家学问最难学的既不是《论语》的“仁”，也不是《孟子》的“义”，不是任何高大上的政治哲学理念，而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繁琐到无以复加、令人生畏的仪节。
- 儒学诞生于周代封建制的土壤，和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社会完全无法合拍，而儒学与孔子偏偏是在集权社会里得到高度推尊，各种风浪由此而生。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要点，就到这里吧，让我们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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