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二十一
中國古典文化源遠流長，中國古代哲學概念深入淺出，而“五行”就是中國古典哲學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某種意義說，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的發展，是離不開“五行”這樣一些基本範疇的。
五行關係圖
“五行”是中國古代很重要的哲理範疇，漢初，有一位叫伏勝的人著一本《尚書大傳》，書中記載了武王伐紂時的一場歌舞，在商郊的一個地方，士卒邊跳邊唱，歌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歌中把水、火、金、木、土看作是人們生存的五種要素，可見，商周時，對於“五行”的理解已經很有理論的概括性了。《國語·鄭語》也記載，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太史伯回答鄭桓公的提問時說：“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這裡已經將“五行”看成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本元素了。《左傳》最早出現“五行”兩個字，柳下惠說到了一段話：“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後來，約在公元前6世紀末，“五行”便被推廣其他五元素方面，如“五味”“五聲”“五色”等，人們用感覺到的體驗來描述五種元素。到了戰國，有人編了以假亂真的《尚書·洪範》，書雖是偽作，而其中對“五行”的概括倒是值得注意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這段話有三個涵義：一是把五行提升為構成宇宙萬物的五種基本元素的地位上；二是表明了五行的排列順序；三是說明五種基本元素的功能特色。
《左傳》中已有關於五行相剋的觀念，後來被概括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再循回，土克水。陰陽學派創始人鄒衍以五行相勝來解釋朝代的興衰，強調天道自然，逆道必衰。《管子》專設《五行篇》，明確地將陰陽和五行統一起來：“故道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道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通其道，然後有行。”《五帝》篇記載：“……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這裡已把“五行”看成是化育成萬物的基本元素了。
董仲舒對“五行”理論有兩個大貢獻：一是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提出“比相生而間相勝”的看法，這種看法非常重要，五行的辯證關係，從此變得明瞭了，這使五行觀念更為深刻、成熟。二是將“五行之質”與仁、禮、信、義、智“五行之德”聯繫起來，把自然（天）與人的社會行為（人）緊密聯繫起來。
周易與五行
隋朝時，有個叫蕭吉的，著有《五行大義》一書，他列舉此前的豐富文獻資料，對五行的名稱和涵義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釋，比如，他在總結五行關係時說：“木燃而生火，火焚木而成灰土，土聚而成山，山蘊石蘊金，山石津潤，金銷為水，水潤生木”等等。
在當時的條件下，能以五種要素的聯繫和對立來解釋和猜測事物的變化發展，這是很聰明的一種想法。五行相生相剋的理念在今天看來，乃是蘊涵著事物矛盾統一的辯證思想，其實，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既相生（聯繫、統一）又相剋（相異、獨立）的，有相生才有事物的共同點和互相聯繫，有相剋才有區別，才有變化和變易，才有發展的動力。
五行思想在古代就已有廣泛的應用，五行本來是自然界的五種物質，後來被用來代表和說明其他種種事物，再後來，因為天人合一觀念的影響，五行也代表社會和倫理道德方面的事項，即所謂：人與天地合其德。陰陽五行在民間表現為方術文化、風水預測、民間信仰和建築設計，以及農業耕作，時節文化，紅白喜事等等方面的構成和矛盾的準則，五行觀念的越來越來越廣闊。
古人對“五行”的相生相剋關係的論述很精彩，比如： “金旺得火，方成器皿；火旺得水，方成相濟；水旺得土，方成池沼；土旺得木，方能疏通；木旺得金，方成棟樑。”又如：“金賴土生，土多金埋；土賴火生，火多土焦；火賴木生，木多火熾；木賴水生，水多木漂；水賴金生，金多水濁。” 再如：“金能生水，水多金沉；水能生木，木盛水縮；木能生火，火多木焚；火能生土，土多火埋；土能生金，金多水濁。”還有：“金能克木，木堅金缺；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能克火，火多水熱；火能克金，金多火熄。”
五行與企業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在陰陽五行中有很精彩的體現。比如，古代宮廷建築就是最講究陰陽五行的，其中，以故宮最集中、典型，故宮的建築嚴格遵循著“五行”理念，重相生，防相剋。
比如，故宮分外朝和內廷，外朝為陽，內廷為陰。外朝主殿佈局採用奇數，稱為五門、三朝之制，因為古人認為上方，前方、奇數、正數為陽；內廷多采用偶數，如兩宮、六寢等，古人認為下方、後方、偶數、負數為陰。外朝是主殿，其中，太和殿為“陽中之陽”，內廷主殿乾清宮，則為“陰中之陽”，外、內此兩個主殿，均用重簷廡殿式，室內天花正中均有藻井，殿前設御路，丹墀上設日晷（gui4)、嘉量等。
再舉個例子，比如，社稷壇是最典型、最直觀地體現五行思想的。其臺基作出表現方位的五色土，壇的四周砌以矮牆，矮牆按五行體系作出各色琉璃瓦頂：東方為青藍，以應五行之木；南方為赤，以應五行之火；西方為白，以應金；北方為黑，以應水；中央為黃，以應土。其方位、色彩，嚴格地納入規範的五行系統。而且，五色土是由全國各地納貢而來的，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還象徵著金、木、水、火、土五行為萬物之本。
社稷壇是呈正方形的三層高臺，以漢白玉砌成，象徵著“天圓地方”之說。稷是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祀的上神和穀神，商周以至清代的帝王，均沿襲社稷的大禮。歷代帝王自稱受命於天，將自己比作“天子”，將社稷象徵國家構成的基礎，故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清晨舉行大祭，如遇有出征、班師、獻俘等重要的事件，也在此舉行社稷大典。社稷壇四周有三重圍牆，內牆四面各闢一座漢白玉門，名“欞星門”。中間有一牆名“壇牆”，在壇牆與外牆之間，北有拜殿和戢門，西有神庫和神廚、宰牲亭等。拜殿是明清兩代帝王在祭掃途中避風雨的地方，故名拜殿。
值得注意的是，陰陽五行與謀略文化、管理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古代謀略家，古代的管理者，正是以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剋的辯證關係來謀劃人事的，古人認為，人的行為要順應自然，朝廷政事要合乎天道，政治上要依時寄政，一定不能逆天而動，不違反時節規律，不能使“五行”逆勢而相剋。陰陽五行是古代謀略的方法論根據，也是古代管理方法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五行相生相剋的規律是古人揣摩事物發展趨勢的基本依據。而且，在政治、軍事等領域的應用非常廣泛，比如，諸葛亮七擒孟獲時，藤甲兵以甲當船，又能擋兵器，但孔明知道，適於水者不適於火，這即是依“五行”的規律，接著，諸葛亮用火攻，大獲全勝，因為藤屬木，而火克木。
古代管理者經常將管理對象比喻為“五行”的元素，然後分析被管理對象之間的關係，看看是屬於“相生”的還是“相剋”的，如果是“相生”關係，那麼就能相處和諧，配合、合作會更好，“和”會有“貴”；而如果是“相剋”關係，就會有矛盾、衝突，就不容易相處了。而在權力角逐的政治舞臺上，有時一些君王會故意以“相生相剋”的道理，故意設置條件，讓文官與武將、內朝與外朝、功臣與外戚、後宮與相府、部堂大臣與特權宦官等處於“相剋”狀態，而君王有來利於在勢力平衡和雙方的矛盾中掌控局面，避免王權旁落，同時，君王有時又利用“相生”的道理，與外戚、宦官、狀元、諫官等建立特殊的密切關係，為的是抑制朝中攬權的強臣。“五行”理念成了帝王學的方法論根據。
其實，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五行”理念依然值得重視的，不論是生產型企業還是服務型企業，或新科技形態下的新企業，企業內部都存在著組織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相生相剋”關係，各個子系統之間是互相存在互相矛盾的，比如，生產企業中的人、財、物，產、供、銷，其中不管是哪個環節，總是與其它環節互相聯繫和對立的，配合好，便是“相生”，處理不好，便是“相剋”。企業中，不同的活動之間，也是“相生相剋”的，生產與研發，生產與銷售，採購與儲存，採購與銷售等等，還有，董事會與CEO，生產經理、銷售經理與財務經理，CEO與中層經理人，經理人與員工，員工與員工等，也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互相有對立關係的。不管是人與人，事與事，或人與事，在企業中都是在互相聯繫著，同時又是在互相對應，互相競爭，甚至互相有對立的方面，這就需要管理者分出如何分析出“相生相剋”狀態，如何促其“相生”，避其“相剋”，如何利用適度的良性的競爭（相剋）來促進企業的創新和發展（相生）。事物是矛盾統一的，企業系統組織中，各種子系統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對立的，有序的競爭能增強活力，而無序（熵增加）的耗損，將把公司毀了。關鍵在於，在管理中運用好“五行”理念中“相生相剋”的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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