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二十一
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深入浅出，而“五行”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某种意义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的发展，是离不开“五行”这样一些基本范畴的。
五行关系图
“五行”是中国古代很重要的哲理范畴，汉初，有一位叫伏胜的人著一本《尚书大传》，书中记载了武王伐纣时的一场歌舞，在商郊的一个地方，士卒边跳边唱，歌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歌中把水、火、金、木、土看作是人们生存的五种要素，可见，商周时，对于“五行”的理解已经很有理论的概括性了。《国语·郑语》也记载，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太史伯回答郑桓公的提问时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里已经将“五行”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了。《左传》最早出现“五行”两个字，柳下惠说到了一段话：“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后来，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五行”便被推广其他五元素方面，如“五味”“五声”“五色”等，人们用感觉到的体验来描述五种元素。到了战国，有人编了以假乱真的《尚书·洪范》，书虽是伪作，而其中对“五行”的概括倒是值得注意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有三个涵义：一是把五行提升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的地位上；二是表明了五行的排列顺序；三是说明五种基本元素的功能特色。
《左传》中已有关于五行相克的观念，后来被概括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再循回，土克水。阴阳学派创始人邹衍以五行相胜来解释朝代的兴衰，强调天道自然，逆道必衰。《管子》专设《五行篇》，明确地将阴阳和五行统一起来：“故道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道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其道，然后有行。”《五帝》篇记载：“……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这里已把“五行”看成是化育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了。
董仲舒对“五行”理论有两个大贡献：一是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提出“比相生而间相胜”的看法，这种看法非常重要，五行的辩证关系，从此变得明了了，这使五行观念更为深刻、成熟。二是将“五行之质”与仁、礼、信、义、智“五行之德”联系起来，把自然（天）与人的社会行为（人）紧密联系起来。
周易与五行
隋朝时，有个叫萧吉的，著有《五行大义》一书，他列举此前的丰富文献资料，对五行的名称和涵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释，比如，他在总结五行关系时说：“木燃而生火，火焚木而成灰土，土聚而成山，山蕴石蕴金，山石津润，金销为水，水润生木”等等。
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以五种要素的联系和对立来解释和猜测事物的变化发展，这是很聪明的一种想法。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在今天看来，乃是蕴涵着事物矛盾统一的辩证思想，其实，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既相生（联系、统一）又相克（相异、独立）的，有相生才有事物的共同点和互相联系，有相克才有区别，才有变化和变易，才有发展的动力。
五行思想在古代就已有广泛的应用，五行本来是自然界的五种物质，后来被用来代表和说明其他种种事物，再后来，因为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五行也代表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事项，即所谓：人与天地合其德。阴阳五行在民间表现为方术文化、风水预测、民间信仰和建筑设计，以及农业耕作，时节文化，红白喜事等等方面的构成和矛盾的准则，五行观念的越来越来越广阔。
古人对“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的论述很精彩，比如： “金旺得火，方成器皿；火旺得水，方成相济；水旺得土，方成池沼；土旺得木，方能疏通；木旺得金，方成栋梁。”又如：“金赖土生，土多金埋；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赖木生，木多火炽；木赖水生，水多木漂；水赖金生，金多水浊。” 再如：“金能生水，水多金沉；水能生木，木盛水缩；木能生火，火多木焚；火能生土，土多火埋；土能生金，金多水浊。”还有：“金能克木，木坚金缺；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能克火，火多水热；火能克金，金多火熄。”
五行与企业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阴阳五行中有很精彩的体现。比如，古代宫廷建筑就是最讲究阴阳五行的，其中，以故宫最集中、典型，故宫的建筑严格遵循着“五行”理念，重相生，防相克。
比如，故宫分外朝和内廷，外朝为阳，内廷为阴。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称为五门、三朝之制，因为古人认为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内廷多采用偶数，如两宫、六寝等，古人认为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外朝是主殿，其中，太和殿为“阳中之阳”，内廷主殿乾清宫，则为“阴中之阳”，外、内此两个主殿，均用重檐庑殿式，室内天花正中均有藻井，殿前设御路，丹墀上设日晷（gui4)、嘉量等。
再举个例子，比如，社稷坛是最典型、最直观地体现五行思想的。其台基作出表现方位的五色土，坛的四周砌以矮墙，矮墙按五行体系作出各色琉璃瓦顶：东方为青蓝，以应五行之木；南方为赤，以应五行之火；西方为白，以应金；北方为黑，以应水；中央为黄，以应土。其方位、色彩，严格地纳入规范的五行系统。而且，五色土是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的，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象征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为万物之本。
社稷坛是呈正方形的三层高台，以汉白玉砌成，象征着“天圆地方”之说。稷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上神和谷神，商周以至清代的帝王，均沿袭社稷的大礼。历代帝王自称受命于天，将自己比作“天子”，将社稷象征国家构成的基础，故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清晨举行大祭，如遇有出征、班师、献俘等重要的事件，也在此举行社稷大典。社稷坛四周有三重围墙，内墙四面各辟一座汉白玉门，名“棂星门”。中间有一墙名“坛墙”，在坛墙与外墙之间，北有拜殿和戢门，西有神库和神厨、宰牲亭等。拜殿是明清两代帝王在祭扫途中避风雨的地方，故名拜殿。
值得注意的是，阴阳五行与谋略文化、管理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古代谋略家，古代的管理者，正是以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来谋划人事的，古人认为，人的行为要顺应自然，朝廷政事要合乎天道，政治上要依时寄政，一定不能逆天而动，不违反时节规律，不能使“五行”逆势而相克。阴阳五行是古代谋略的方法论根据，也是古代管理方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是古人揣摩事物发展趋势的基本依据。而且，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诸葛亮七擒孟获时，藤甲兵以甲当船，又能挡兵器，但孔明知道，适于水者不适于火，这即是依“五行”的规律，接着，诸葛亮用火攻，大获全胜，因为藤属木，而火克木。
古代管理者经常将管理对象比喻为“五行”的元素，然后分析被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看看是属于“相生”的还是“相克”的，如果是“相生”关系，那么就能相处和谐，配合、合作会更好，“和”会有“贵”；而如果是“相克”关系，就会有矛盾、冲突，就不容易相处了。而在权力角逐的政治舞台上，有时一些君王会故意以“相生相克”的道理，故意设置条件，让文官与武将、内朝与外朝、功臣与外戚、后宫与相府、部堂大臣与特权宦官等处于“相克”状态，而君王有来利于在势力平衡和双方的矛盾中掌控局面，避免王权旁落，同时，君王有时又利用“相生”的道理，与外戚、宦官、状元、谏官等建立特殊的密切关系，为的是抑制朝中揽权的强臣。“五行”理念成了帝王学的方法论根据。
其实，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五行”理念依然值得重视的，不论是生产型企业还是服务型企业，或新科技形态下的新企业，企业内部都存在着组织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各个子系统之间是互相存在互相矛盾的，比如，生产企业中的人、财、物，产、供、销，其中不管是哪个环节，总是与其它环节互相联系和对立的，配合好，便是“相生”，处理不好，便是“相克”。企业中，不同的活动之间，也是“相生相克”的，生产与研发，生产与销售，采购与储存，采购与销售等等，还有，董事会与CEO，生产经理、销售经理与财务经理，CEO与中层经理人，经理人与员工，员工与员工等，也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相有对立关系的。不管是人与人，事与事，或人与事，在企业中都是在互相联系着，同时又是在互相对应，互相竞争，甚至互相有对立的方面，这就需要管理者分出如何分析出“相生相克”状态，如何促其“相生”，避其“相克”，如何利用适度的良性的竞争（相克）来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相生）。事物是矛盾统一的，企业系统组织中，各种子系统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的，有序的竞争能增强活力，而无序（熵增加）的耗损，将把公司毁了。关键在于，在管理中运用好“五行”理念中“相生相克”的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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