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9个月，终于全部完成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6册的阅读，跑完了一场漫长的阅读马拉松。为了能在阅读过程中长些记性，有意识地做了些阅读札记，回头一数，竟也有100篇之多，5万多字之众，也算是有所收获。在合卷之际，想对全书再做个整体的阅读概括，以真正划上阅读该书的圆满句号。
一切为了皇上：关于《资治通鉴》
编《资治通鉴》，说白了，就是为了皇家的统治，让现在的统治者通过历史兴亡演替，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不要重蹈覆辙。但可惜的是，后来的皇上们倒是读得不多，而大量的让臣子们读了，让老百姓读了，让爱好历史的人读了，司马光若是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为了能达到为皇上统治服务的目的，《资治通鉴》的编写很是费了心机。
其一，说教的通史。司马光为文，以简炼著称，编《资治通鉴》也是惜墨如金，但对儒家典籍不惜笔墨，重要的奏章一字不漏，重要的对话照单全收。收录的这些奏章、劝谏文章是在劝当时的统治者，其实也是在劝后世阅读的统治者。如果只把《资治通鉴》中收录的奏章、劝谏文章单独抽出来，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历代经典劝谏文集。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其二，重于政务和战争。而除过奏章，《资治通鉴》的文字重点用于政务和战争的记述，这更是一个皇帝从政的根本所在，即内文外武。历史上的重大战争，《资治通鉴》肯定是不惜笔墨，对于那些小型的局部战争也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详细记述。对于战争双方的用人、战术、后勤保障等有关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必然进行重点分析。对一个治国方略的产生必然要原原本本地讲述一番，怎么提出来的，皇上与大臣们是怎样讨论的，实施了效果怎么样，等等。
其三，重近世而略远世。一半的笔墨用在了唐以后到宋朝建立前350年左右的历史，就是因为宋承唐及五代而立，更多的是吸取唐及五代兴亡的教训，所以对其历史的记述明显要细致，有时甚至是繁琐。比如安史之乱一段历史，一年的记述篇幅，超过了对战国时代10年甚至几十年的篇幅。有时为了说清当时的情形，事件的前后左右面面俱到，特别是连篇累牍的君臣对话让人读起来都有些烦。
由此可以看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出发点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的，确实是名副其实。
全面的历史体验：关于阅读《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结束长达1300多年（公元前403至公元959年）的历史，如果没有《资治通鉴》，要全面了解上千年的历史，就需要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去读正史，其内容浩繁，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而且，那些正史都是纪传体，重人而轻事，要想通过那些正史理清这1300多年的历史脉络，也绝非易事。由此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史学贡献之巨大。我个人感觉，其突出的史学意义在于：
其一，系统的历史。以前零零星星地读历史片断，全以一些吸引人的故事形式出现，结果让故事代替了历史，原原本本地读《资治通鉴》，才发现了整个历史的真面目，以更全面、更深刻、更直接的方式感受了历史。
其二，简练的通史。要忠实记录1300多年的历史，又要满足编书的资治目的，司马光与他的编纂小组可谓殚精竭虑，可以说做到了惜墨如金，提纲挈领，高度浓缩，历时19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千古流芳的史学巨著。后人们因此可以更方便更轻松地了解千百年的历史。
其三，清晰地通史。就是突出治国安邦这个主线，以皇帝与大臣们这个统治阶层人物为主要描述对象，以政务与军事为主要描述内容，其余的能简炼就简炼。因而，记述的历史虽长，但条理清晰，主干突出。
经典的平民化：关于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柏杨先生经过十年孜孜不倦，用现代语词译解，使得原本晦涩难解的文言文《资治通鉴》，变为普通老百姓人人皆可阅读的史学通俗读物，让千年经典从此平易可亲，确实是做了一件大善事。我个人对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感受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最大的感受，直观。不仅是对文言文的译解，而且对地名的今址进行了注释，对官职的地位、职责进行了现代化的解释并形象地给予了新的代称，对重要事件则直接用一张示意图来说明，尤其是重要战争，一张图标示出来，一下子就好理解数倍。
其二，最大的认识，悲愤之作。悲观出哲学家，忧郁出诗人。那么是什么出史学家？悲愤吗？远的如司马迁，近的如柏杨。十年监狱生活让作者更加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发愤创作此书，借古讽今，书中的旁白和柏杨曰就是作者心声的最大反映，无处不体现着作者的民本思想和民主进步主张。
其三，最大的收获，在轻松中读完巨著。在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简介和推荐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资治通鉴》的价值颇高，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缩影就在眼前，编得这么长的史书却因为文言文之故，让现代人望之却步，宛如读天书”。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若非柏杨白话版，以本人的半吊子古文水平，读一年以上也未必能读完《资治通鉴》，更不要说还有那些苦读半天也读不懂的地方。有了柏杨这个版本，晚上在家、出差在外、乘飞机坐火车，皆可抄起一本，读得津津有味。
当然，我个人觉得也有两个小的问题：
一是古代君王名字的过度直呼也带来理解上的不便。柏杨先生为了消灭残存的封建专制意识，对古代皇帝一律在书中直呼其名，比如，秦始皇，直呼为赢政；汉武帝，直呼为刘彻；等等。
这样也好也不好，熟知的大家知道名字，不熟知的特别是上古的帝王，大家只知道谥号或庙号或年号，书中也直呼其名，反倒费解。如上古的尧，书中直呼为“伊祁放勋”；舜，直呼为姚重华；禹，直呼为姒文命；夏朝的末代暴君桀，直呼为姒履癸；商朝末代暴君纣，直呼为子受辛；推翻夏朝的汤，直呼为子天乙；春秋著名的楚庄王，直呼为芈侣；等等。其结果，就是要在直呼的名字后再反注古代的称呼。
二是对柏杨先生彻底否定方块汉字的认识不能苟同。柏杨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及汉字的种种缺点，说不尽快过度到拼音化这个世界语言的正轨，没有前途。
当上世纪汉字电脑输入确实是个问题的时候，汉字能否现代化也确实成为问题，但现在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反而成了最适合电子存储的文字，而且还是艺术，多亏当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硬推汉字拼音化，否则今天我们真是要悔青肠子，更是愧对祖先，可能也给后世子孙不好交待。
当然还有一点遗憾，就是本书的纪年问题，以公元纪年加皇帝年号来编排，与现代的公历纪年并未完全对应，如果一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年中不要紧，如果发生在年末就出现问题，因为其已经是公历的下一年，但在本书中还是上一年。典型的如五代郭威创建后周时时间，公历是950年底至951年初，而在本书，仍然是950年。所以，如果能把公历再对照注解一下就更好了。
民本历史观：关于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柏杨曰”
仿照原《资治通鉴》的臣司马光曰，柏杨创造了“柏杨曰”，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所在，也是作者最主要的心血所在。“柏杨曰”主要的思想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每每遇到惨烈的政治事件，“柏杨曰”在一番议论之后，必然将矛头指向万恶的封建专制，指出不消灭封建专制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悲剧。对看似开明的明君主义也强烈反对，指出唯一的出路就是民主。
二是对儒家复古主义的强烈批判。对儒家那种不合时宜、动不动就三皇五帝如何如何的说词，柏杨深恶痛绝，总是给予无情的嘲笑和毫不留情的批判。
三是对劳苦大众灾害的深切同情。伟大的中华民族，也是苦难的中华民族，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仅仅指望的太平日子也可望而不可得，天灾人祸不断，战争瘟疫多发，旱涝冰雹常有，地震蝗虫频扰，易子相食的惨剧不止一次的出现，每每讲到此时，柏杨都忍不住要和屈原一样，悲哀地感叹一番，“哀民生之多艰”。
此外，也有柏杨对一些历史事件成因的质疑和辨析。
难称经典：关于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北岳版本
我是为北岳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而欢呼雀跃的，没有这样的通俗版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停留在对《资治通鉴》的皮毛了解或一知半解上，也会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想阅读《资治通鉴》却迟迟不敢下定决心的人继续徘徊。
正如出版社的宣传语，“九百年后的今天，柏杨先生耗时十年（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将其译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但作为这样的名著和这样的大部头作品，我对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努力依然留有遗憾，主要有三条。
其一，装祯设计小气了。书的设计色调是古朴的，与古籍的内容相称，但开本小了，不大气；里面的纸张也一般，部分页码对版不准，出现文字歪斜、上下页错行等现象，不能尽如人意。
其二，翻译出书粗心了。由于汉字几经简化，有可能几个繁体字现在变为一个字了，也有可能依然留存在生僻字类别，偏旁部首都没有变，所以在繁简转换时一定要细心。北岳出版社把台湾的繁体字翻译为大陆的简体字来出版，全书整个做得是不错的，但也有一些疏忽之处，特别是地图上的繁简字转换失误更多一些。
比如，第三辑第一册， “蒋幹”现在一般写为“蒋干”，“幹”为古字。再如关中平原北部的九嵕山，有的图标为九“嵕”山（第四辑第一册第311页插图），有的图则标为九“堫”山（第四辑第一册第322页插图），很不统一。
其三，校对印制仓促了。主要是地名的今址注释问题较多，错别字也不在少数。
以地名为例，错误不在少数，由于本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订正，仅就书中陕西的几个地名举例：武关，全书的注释都是陕西商南县东南，其实在陕西丹凤县东南，从第二辑起前面的凡例里改了，但内文未改；黄陵，书中的注释是陕西子长县西北，其实在陕西黄陵县西北；再比如书中多次出现的北地郡，全书注释为陕西耀县，也不准确，目前耀县已改为铜川市耀州区；再有第四辑第一册第283页第二行出现的“魏兴郡”，注释为湖北省白河县北，白河县实际在陕西。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地名，但依然排错。
一些山脉的标注也有错误，；隋朝确定的“五岳九镇”之一的岳山第六辑第一册第317页注释为“吴山，陕西省陇县西南”，实际在宝鸡市陈仓区西北。关中的个别皇陵注释也不准确，如隋文帝杨坚的陵墓在第六辑第一册第350页写为“杨坚安葬太陵（今地不详）”，实际上杨坚葬在泰陵，地方也很清楚，就在咸阳市杨陵区五泉镇王上村。
至于错别字，虽不严重，但硬伤也是不少，随手翻来，每册总有几个。比较严重的，如第三辑第二册第371页第21行“靓葛谨”肯定是“诸葛谨”之误；第三辑第四册第211页插图“段家部落覆灭”中，标注的“后赵·郭太、麻秋军”，将“郭太”漏掉；第三辑第四册第389页插图名称“殷浩第一次北伐”，应为第二次北伐，因为第377页已出现过“殷浩第一次北伐”的插图；第四辑第一册第139页倒数第三行出现“慕容”字样，空格处掉了一字，而在倒数第五行出现过三字齐全的名字，可见校对很不严格。倒了后来，阅读时已经习惯了书内的错别字频生。
但不管怎样，我依然感谢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出现，让我圆满了结了通读《资治通鉴》的夙愿，我也热情地向大家推荐此书，但也衷心地希望能有更具实力的大出版社，以更严谨地校订和宏大的版本再次出版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2010年12月31日
（本文图片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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