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吳佩孚（1874-1939）是個譭譽一身、蓋棺尤難論定的人物。他以一破落秀才而橫空出世，手握重兵，勢傾朝野；一生幾度失勢又幾度雄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而這一切，都與他的為人處世有直接的關係。
知恩圖報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早年曆經坎坷，考取了秀才卻做官無門，又因得罪了富豪，被迫背井離鄉從山東老家來到北京城，希望能找條出路。他做過算卦先生，依然窮困潦倒。後經人指點到天津巡警營吃了兵糧，做了個社會地位低下的“丘八”。
吳佩孚面目清秀，但在兵營裡並不吃香。軍訓時常常因動作不合格而被教官懲罰，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爾後被“委任”為“戈什哈”，就是勤務兵，給長官當傭人，可以說混得狼狽到家了。但世事福禍互為因果，吳佩孚反而得到巡警營一個幕僚郭緒棟的賞識。
一天，吳佩孚替郭送一份公文函件，發現郭用錯了一個典故，順口嘟囔了出來，不意這郭老夫子慧眼識真才，便和吳攀談起來，發現這個勤務兵見識不凡，認定是個難得的偉器，於是不僅和吳拜了把子，還對人說：“子玉日後前途無量，我等都得仰仗他。”後來，郭拉關係走後門，推薦吳到武備學堂做了士官生，使吳有了起步的基礎。
吳佩孚讀四書五經出身，浸透一股知恩圖報的情結。在他飛黃騰達後，對這位恩兄念念不忘。在開府洛陽時，除曹錕的使者外，所有中外賓客，吳都沒有親自迎送，唯獨對這位郭兄，禮遇有加，始終不渝。郭有大煙癮，吳有禁菸令，於是特下手諭：“只許郭公過癮，不準僚屬破戒。”郭偶爾害病，吳衣不解帶親自服侍。不但如此，吳佩孚對郭緒棟言聽計從；吳和太太、丈母孃鬧家務，吵得一塌糊塗，郭一勸就靈。後來，郭起了衣錦還鄉的念頭，吳就保舉郭做山東鹽運使；郭嫌小，鬧了一陣子脾氣，說：“難道我就不夠當一任省長嗎?”於是吳又保薦郭做省長。郭繼續鬧花樣：“我不做省長則已，要做就在山東本省露臉，這才光宗耀祖。”孰料人的福祿有限，當吳大費周折地為其謀到山東省長位子之時，郭竟沉痾不起，伸腿離世。吳佩孚親撰輓聯：“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棄下老母孤兒，有我完全負責任；義則為師，情則為友，嗣後軍謀邦政，無君誰與共商量。”
吳佩孚對曹錕也有感恩之情，一生追隨。1906年，吳佩孚在曹錕為統制的第三鎮當營長，但曹並不喜歡吳，一度還準備免去他的職務。當時吳部在吉林駐防，一次曹錕要用東北地圖，第三鎮內竟找不出來，只有吳佩孚有，這是因為日俄戰爭期間吳佩孚在東北給日本做過諜報工作，曾有這項地圖的測繪。吳因此才保全了營長職務。1913年，湯薌銘督湘，曹錕率部駐防嶽州。一日，湯舉行典禮儀式，請曹錕演講，曹不諳此道，其參謀長等也都不善於辭令，吳佩孚趁機毛遂自薦，說：“師長，我願意替你說兩句，好嗎？”曹錕求之不得。吳佩孚的演講當然也不會太好，可湯薌銘卻大為讚賞，稱吳是個了不起的人才，而曹錕仍不以為然。後來湯想跟曹錕借吳去當旅長，曹沒有吭聲，而其部下則說：“咱們的人才，咱們不會用，讓人家借去當旅長，咱們不會給他當旅長？”於是，曹錕任命吳佩孚為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從此吳飛黃騰達。可以說正是由於曹錕的賞識和提攜，吳佩孚才有充分發揮才智的機會，才成就了一番事業。因此，吳佩孚深感曹錕的知遇之恩，一心一德效忠曹錕，效忠北洋。
曹錕賄選，吳佩孚深惡痛絕，吃飯時若提起總統選舉之事，往往潸然淚下；曹錕賄選成功，吳佩孚頓足嘆惜，痛斥宵小誤國誤曹；曹錕入京就任總統，吳佩孚也不祝賀。雖然如此，但吳從不公開阻止，不說壞話，聽之任之，對曹錕的忠心可謂矢志不渝。
愚忠不值得提倡，但吳佩孚懷有知恩圖報之心，這與當時那些朝秦暮楚、背信棄義的軍閥們相比，可謂鶴立雞群。
“豫民何辜”
吳佩孚家境貧寒，卻是一個大煙鬼，按他鄉下窮秀才的身價，只配在鴉片館次席過口癮就走。一次吳佩孚誤入鋪有大紅毯的“雅座”，被裡面一個有頭面的鄉紳一腳踹出了門。
孰料到，山不轉水轉，吳佩孚當管帶(營長)時，在自己地盤碰到那個將他踹出門的劣紳翁欽生。翁一見吳就想溜。此刻，吳佩孚完全可以好好羞辱其一番，但吳自有想法：若非當初這一記飛腳，自己難保一輩子在蓬萊縣做窮秀才兼大煙鬼！於是挽之回營吃飯，並請其帶信回家，還替買車票，送其上車。翁欽生回到蓬萊後，逢人就誇讚吳佩孚的氣度。後來吳當了大帥虎踞洛陽，翁欽生厚顏投靠，還得了個不大不小的職位。從這件事看，吳佩孚為人還算厚道。
吳佩孚曾跟幕僚蔣羅賓昔年同在武備學校當士官生。蔣曾買過一柄白摺扇，被吳潑墨揮毫，糟踏得一塌糊塗。吳還說：“保不準他日咱家的一幅字，你求也求不到哩。”蔣沒長後眼，不依不饒要吳賠，吳只好賠了他一把新摺扇。後來蔣到洛陽投靠已是“孚威上將軍”的吳佩孚，做了軍事參議。一天，他拿著宣紙求大帥“墨寶”。吳佩孚想起了往事說：“別人要字，成；你要，不成。還記得我賠你扇子嗎?”蔣是個誠實人，說：“此一時彼一時也。如今大帥腳踩過的爛泥也是香的。”吳、蔣皆笑。
吳佩孚在用人上拒用親屬，曾下令，吳姓的“天、孚、道、遠、隆”五世永不敘用。這種用人觀在北洋軍閥中還是比較罕見的。他委用故舊，也看其能力。同學王兆中前來依附，吳佩孚委其為上校副官，每月照例支薪，卻無多少事可做。王不甘寂寞，想當縣長，乃活動吳左右，請派河南。吳佩孚批了4個字：“豫民何辜?”此公居然搞不明白吳大帥的嘲諷，又求調旅長，搞了個條陳：“願提一旅之眾，討平兩廣，將來報捷洛陽，釋甲歸田，以種樹自娛。”吳佩孚此次更幽默，批覆：“先種樹再說。”
老帥少帥
在北洋巨頭中，吳佩孚起步不算早，輩分更不算高。當段琪瑞、張作霖、馮國璋等都已是民國風雲人物時，吳不過是陸軍第三師的小小團長。數年之後，當比他還小一歲的張作霖成為奉軍“老帥”時，吳佩孚雖已成為曹錕大帥的智囊，但職務卻只是第三師師長。
一次，吳佩孚隨曹錕去天津與張作霖會晤，因屢屢插話而被張作霖好好地挖苦了一頓：“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個師長跟著瞎摻和什麼？要是師長能摻和的話，俺奉軍的師長有一堆哩！”頗有自尊心的吳佩孚羞惱離去，上車前丟下了一句狠話：“早晚要讓你張鬍子認識俺這個師長的厲害！”“鬍子”是說張作霖當過土匪。
沒過幾年，張鬍子果然領教了吳佩孚的厲害。民國15年（1926年）春,張作霖雖然入主了中南海，卻不得不會見直奉戰爭的死對頭，與現在的夥伴吳佩孚共商國是。吳大帥抵達時，張在門前謙恭地迎候，並親暱地一口一個“大哥”地叫著，待吳入室坐定，張開口即說：“過去一切錯誤，承兄海涵原諒。”這在江湖上稱之為“此一時彼一時也”。
星轉鬥移，1932年，失魂落魄的吳佩孚離開成都，來到了北平。張大帥之子少帥張學良給了“玉帥”好大的面子，親率文武官員數百人到火車站迎候。從前門火車站到什錦花園，上百輛轎車排成了長龍，可謂盛極一時。張學良為吳佩孚安排了居所，並提供了可觀的生活費，每月4000元。
然而吳佩孚並不領情，當晚回訪張學良，剛一坐定，就大發其火，責問張為什麼瀋陽事變不抵抗？保存實力作何用？張學良顧左右而言他。吳佩孚嘆道：“國恨你不報，私仇你不報，真沒出息！忘記了自己的國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說：“你不抗日，我幫你抗，我不是為名為利，我左手拿回東三省，右手交給你。你有仇不報，真是笑話！”
裝瘋賣傻
吳佩孚和其他小站新軍或行武或綠林出身的軍閥有所不同，他口誦經典，熟讀兵法，善於臨機應變，長於權術謀略。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本事：當他要見一個不想見而又非見不可的人，會故意裝瘋賣傻，說些完全不著邊際的話，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云，只好儘快結束見面，告辭走人。
馮玉祥與吳佩孚曾經私交不錯，但後來卻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再到洛陽，吳佩孚就會以“裝傻”應付，讓馮大長見識。馮玉祥在自傳《我的生活》中就有一段生動的記錄：
有一天，我到洛陽和他（吳佩孚）晤談，我說對日的外交應該確立方針，嚴切注意，日本國內的情形應該努力設法詳加調查。他卻說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為日本人是中國的移民，聽他們說話，就是吳音，和我們江蘇口音一樣，他自己就是吳太伯之後，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輩，若有交涉，他只要發一電報去，以此歷史說之，無事不可成。我又說我們此時當傾注全力建立國防，而創辦空軍，培育航空人才尤為切要。他卻說我國自古就放風箏，這種風箏就可以把他們掛下來。最後我又談及河南旱災，以為此事可憂，當設法防救。他馬上把桌子上的籤筒拿過來，從裡面挑出六個制錢，嘴裡還嘟噥了一會兒，一連下了六七卦，和我說，不要著急，明天午後二時定要下雨。我覺得好笑，問他哪方向下雨，他說在西北方。第二天午後三時不見一絲雨意。我問他何以不下雨，他說已經下了，還正在下著，我問在哪裡？他答道在莫斯科。
恪守“四不”
吳佩孚以自我標榜而著稱於世。不論是得意之時，還是失意之際，他總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賞，最能體現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吳佩孚蟄居於北京的什錦花園時期，主要靠“世侄”張學良給“補助費”維生，但他不為窘困所迫，撰寫一副對聯，掛在客廳，以明心跡。其對聯為：
得意時清白乃止，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
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在這長聯中，吳佩孚明確地表明瞭“四不”，即：不納妾，不積金錢，不出洋，不走租界。
對於這“四不”，吳佩孚有些心虛的就是“不納妾”。原來，吳佩孚與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篤，但李夫人始終未育。依照當時的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在其母吳老太太的安排下，吳佩孚又娶了張氏為側室，但對這事，他始終存有愧疚之意。後來，李夫人早逝，張夫人仍然沒有生育，但吳再沒有動納妾的念頭。所以，“不納妾”這一“不”，吳佩孚可以說基本上堅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積金錢”，吳佩孚終生貫徹。
是軍閥就要斂財，吳佩孚也不例外。為了養活龐大的軍隊，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稅，隨意搜刮。直係軍閥的窮兵黷武和專制統治，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然而，吳佩孚斂財是斂財，卻沒有中飽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積金錢”。1938年，吳佩孚曾經向他的秘書楊雲史談及：“早先家裡有幾畝薄田，現在中央又補助三千元，可以過得去了；這年頭，過得去已經是福氣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吳佩孚做到了。在當時，軍閥混戰連綿不斷，今天你殺過來；明天我打過去。勝者攻城略地，大發橫財；敗者下野出洋，暫避鋒芒，以期捲土重來。因此，戰敗出國已是軍閥司空見慣的手法。在這種情況下，吳佩孚能堅持“不出洋”，實屬不易。
在“四不”中，吳佩孚執行最堅決的當屬“不走租界”。
吳佩孚素以雲長、武穆自詡，最重民族氣節。他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凌，不管形勢多麼嚴峻，不願依靠外國人，堅持“不進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係軍閥兵敗如山倒。吳佩孚被倒戈的馮玉祥逼得窮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於新火車站。其部屬勸他遁入租界，稍做權宜之計。吳佩孚不肯違背自己的誓言，斷然拒絕：“堂堂軍官，託庇外人，有傷國體，焉可為之？”
1939年年底，吳佩孚牙槽感染髮炎，危及生命，家裡人請德國醫生，經診斷，認為必須住院手術，並讓其家人趕快送往東交民巷德國醫院。而吳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國醫生只好嘆息而去。他周圍的人無不為此著急。當吳妻準備勸他去德國醫院時，吳佩孚卻先開口說：“你我夫妻一場，我的心意你不能說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際，把我送到東交民巷，那我們就不是夫妻了！”
吳佩孚奉行的“四不”所反映的操守，受到時人的讚許。中共元老董必武指出:“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他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平生崇拜我國曆史上偉大的人物是關、嶽,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吳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號，表現了他不願意依靠外國人討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較他同當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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