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樹梅擒審石達開，駱秉章邀功起霧霾
松林口
——牛樹梅
松林口外望松林，萬木參天白晝陰。
欲向山靈通一問，混荒甲子太初心。（注：石達開困死在大渡河松林口）
在秦安以北，雞川以東，魏店西五里處，有一牛坡村——大家至今說起這個村的牛青田牛老爺，總是雲裡霧裡，眾說紛紜，有如神話故事。現就牛樹梅的有關資料整理出來，與大家共享。
摘 要:同治元年，石達開帶兵入川，清廷破格擢拔牛樹梅任四川按察使。為什麼清廷要重起賦閒在家的牛樹梅呢？牛樹梅對阻擊擒審石達開起到了什麼作用呢？國內外學者在研究石達開入川時，總是根據駱秉章、劉蓉的奏稿，隻字不提時任四川按察使的牛樹梅。根據牛樹梅《省齋全集》的記載和其他一些佐證材料判斷，牛樹梅是挽救四川危局的關鍵性人物，是清軍在大渡河前線的主將。清廷能夠成功阻擊、擒審石達開，是離不開牛樹梅這個關鍵性人物的。
羅爾綱《關於石達開大渡河覆亡的幾件事》對石達開覆亡大渡河的歷史疑案進行了詳細的質疑和剖析，但羅爾綱先生依據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許亮儒《擒石野史》和駱秉章的奏稿等材料，許多歷史資料不夠全面，根本沒有提及與石達開關係密切的四川按察使牛樹梅等。為什麼駱秉章的《生擒石逆疏》等奏稿極力迴避著牛樹梅這樣一個關鍵的人物呢？時任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的牛樹梅在擒拿石達開的過程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呢？為什麼石達開入川及被擒受審的史料所存無多，被人為地銷燬或隱瞞了呢？筆者根據牛樹梅《省齋全集》的記載，旁證其他一些資料，對牛樹梅擒審石達開作淺議研考。
一、清廷重起牛樹梅
牛樹梅，字雪樵，甘肅通渭人。清道光二十一年恩科進士，歷任四川雅安縣、隆昌縣、漳明縣知縣，資州直隸州知州，署寧遠府知府。同治元年，擢拔為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作為一代循吏，被清廷屢次考評為“循良第一”，川民稱其為“牛青天”。他把“臨民之官，以不擾民”作為第一要務，以其恩師“三朝帝師”、體仁閣大學士祁寯藻所贈“勤聽斷，少科派”為從政格言。“決獄明慎，民隱無不達，鹹愛戴之。”道光二十九年，琦善“以瞻對（在打箭爐外）不靖，用兵致討，令從戎”，分駐道塢（打箭瀘），督辦糧草。咸豐三年，禮部尚書（前任四川總督）徐澤醇薦其“樸誠廉幹”，詔參陝甘總督舒興阿軍事。在天津靜海獨流鎮，牛樹梅因不滿清廷腐敗與各欽差大臣、封疆大吏勾心鬥角、貪贓枉法、草菅人命，以老病向勝保面求回籍。“勝保於豐城殄賊案內，匯保以知府候選。”但是，牛樹梅辭謝歸田。咸豐八年，多次被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等奏調，但他都稱病未出。同治元年，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調，清廷連下三道聖旨，實授四川按察使，“星夜催急”，逼迫牛樹梅再次出山。那麼，為什麼清廷要再次起用賦閒在家的牛樹梅呢？
（一）四川形勢危如累卵
天京事變後，石達開與洪秀全分裂，統領太平軍二三十萬直赴四川，與甘肅、陝西南部天國啟王梁成富部遙相呼應。四川一旦失守，撼動清廷根本。胡林翼說：“西蜀之富，五倍於兩淮，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是失蜀則禍大，保蜀則福大。”他向清政府建議，調曾國藩率湘軍入川以加強四川防務。朝廷欲調曾國藩入川，但是，曾以皖事艱鉅未能應允。曾國藩反舉薦左宗棠“督辦”四川軍務，但左宗棠以為：“不知‘襄’與‘督’，雖同有事而無權；而能辦與不能辦，實不爭此一字之輕重。襄滌軍事或能辦者，以彼此相知有素，可稍伸其志；督蜀軍事必不能辦者，以彼此不相習，君子不能無疑我之心，小人且將百端以陷我也。公幸為我致意滌公，我志在平吳，不在入蜀矣。”以曾國藩之威，左宗棠之能，尚且不敢輕言入川，朝廷如何能倚重老邁昏花的駱秉章呢？
同治元年，石達開大舉入川，清廷不得不急調湖南巡撫駱秉章督師入川，並擢升四川總督。駱秉章以為四川軍事急，命蕭啟江率師往援。“十年春，甫至，以疾卒於軍。”其部無統屬，大掠成都市，居民驚呼蕭兵變，皆閉戶奔走。駱秉章自己在《覆陳川省軍務情形疏》中承認：“現在臣所帶湘勇僅五千餘人，即會合蕭啟江舊部，亦只萬二千人之數。川省兵單，習氣太深，營制太壞，雖經署督臣崇實，極力整頓，而積習相沿，驟難期其得力。合圍會剿之謀，恐非臣力所能及。”因此，藍、李蔓延川南諸州縣，又擾及川東。黃淳熙所部為湘軍先部，從萬縣援順慶，“遇於燕子窩，敵從兩山抄官軍，淳熙知中伏不能退，遂戰沒。”另據餘瀾閣《蜀燹死事者略傳》記載：“淳熙立功心切，於五月十四日（6月21日）夜打聽到順天軍行蹤，連夜率兵追趕，黎明時到達二郎場附近，兵分三路前行，進入順天軍埋伏，兵士大亂，淳熙縱馬突圍時，馬匹陷入泥沼……”駱秉章入川，損兵折將，挫敗不斷，直到同治元年“九月十三日，公抵成都。十五日，接督篆，隨即遣將出省。”於是，湘軍、川軍和黔軍大會於綿州城下，但為了軍餉湘軍將領與黔軍大哄於敘州州署，黔軍知州顏佐才斫湘軍於公案側。關於顏佐才“斫湘軍於公案側”一事，牛樹梅《省齋全集》有詳細記載：
“有顏佐才者，貴州人，文武才也。以知州帶勇，賊圍渠縣急，知縣張鍾瑛求救於顏。顏以欠餉為詞。張大言曰：‘現有三萬銀在庫中，但能退賊，何愁無餉？’蓋時有委員某提餉。過境，亦在圍城中，故云。顏軍聞之，奮勇殺賊，一戰解圍。眾軍逼餉於顏，顏再往，張不應。眾乃譁然，入署協張自行開庫出銀於外而分之。共二萬餘兩，顏竟不能制也。於是，知縣、委員合詞，以劫庫上稟。制軍（駱秉章）即據以入奏。奉批審明正法。”
於是，湘軍和川黔軍分道攻敵，互不信任。駱秉章“奏劾布政使祥奎、中軍副將張定川不職，罷之。”並劾罷知府唐炯，而系黔軍將領顏佐才於獄，劉蓉遂以附生署布政使。但是，若沒有四川軍民參與，僅憑蕭啟江、黃淳熙殘部，唐友耕所率羅必超舊部一萬九千人，如何能夠挽救四川危局？故能否有一個號召川黔諸部，聚攏川黔民心的川軍領袖，已成了決定四川戰局成敗的關鍵。
（二）牛樹梅出任四川按察使
以胡林翼之明，曾國藩之智，難道看不出個四川“無人”？當然不會，故有胡林翼臨終前向駱秉章“面薦”牛樹梅之事，清廷因此數道嚴旨，強逼年已六十四歲的賦閒官員牛樹梅出山。上諭雲：
四川候補知府牛樹梅，現回甘肅本籍。前經降旨，令樂斌敕令赴四川，交駱秉章查看。茲據駱秉章奏稱，該員歷任地方，循聲卓著，此時需才孔亟，似此愷悌益民之吏，豈容置散投閒？著樂斌即遵前旨，敕令牛樹梅迅速赴川，候駱秉章差委，稍勿延緩，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清廷破格實授牛樹梅四川按察使，“星夜催急”令“急赴新任，不必來朝謝恩”。牛樹梅是否出山受到各方關注，新任甘陝總督沈兆霖是牛樹梅“鄉榜同年”，在征剿青海撒回的路上作書勸進，“義理正大，情詞婉切”，牛樹梅的同窗好友秦安成壽山“屢以大義相責”，親朋好友屢屢相勸，“又念蜀本舊遊，人地亦覺可親，遂定出山之議”，接受朝廷的特命。牛樹梅是同治元年“四月初八日自家啟程，從行者親友三人，僕一人，行李一駝……五月初二日到省，初四日接印。”而此時，駱秉章還被阻在重慶萬縣，黃淳熙陣亡，直到九月十三日，秉章入城都前，牛樹梅實質上主持四川軍政。他深知四川局勢不可收拾，其根本病因在於吏治腐敗，官府橫徵暴斂，跟隨李永和、藍大順起義的農民，是走投無路的饑民而已。故他在入川之時，首先抱定了一個“苦”字，從自身做起以挽救清廷失去的民心。“此次出門，苟有一毫髮財心情，享福之意，宜受天誅。然則我之所以別家者，只是一個‘苦’字，我之所以報國者，亦是憑一個‘苦’字。我方一心受苦，而人乃百計圖樂，不亦舛乎？愛我者亦宜體諒矣！”牛樹梅一生為民，多次被清廷表彰為“循良第一”。為了不擾民，不鋪張，囑咐一路州縣，不要大肆接待宴請，他在《大木樹又致前途》中說：
日前曾託廣元羅明府致意，一切不煩供應，乃又仍送加班縴夫，而飲食之禮，尤為豐隆，殊覺不安之至。弟素性儉嗇，加以胃氣難和，眼目又受風熱，調養之道，唯以開水泡饃為佳。雖有濃味，竟難舉箸，豈不枉費！今特為寓豐於約之說，上席一桌，辦葷半素，不用多味，不用海菜燒炙等物；水席兩桌，只用白菜、豆腐等物，少參肉味，如此則隨行諸人，於原來家鄉轎伕十數人皆可普及。恩即均沾，物歸實用，與心較為稍安。
祈將此意，轉致前途，如再不能俯聽，是隻尚虛文不求實用，殊非誠心相與之道也。特此云云。
這樣牛樹梅一路清風，就任四川按察使。四川百姓喜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
二、牛樹梅是大渡河前線清軍統帥
牛樹梅到四川后，以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的身份，整頓了吏治，安撫了民心，許多難民因“牛青天再至”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客觀上起到了瓦解叛軍和穩定四川局勢的作用。然而，清廷特旨擢拔牛樹梅任四川按察使，絕不是為了安撫難民或審理四川積案的，而是為了阻止石達開入川。因為牛樹梅在四川任職多年，尤其在寧遠府積累了廣泛的人脈和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故牛樹梅成了力挽狂瀾阻擊石達開最關鍵的人物。
（一）牛樹梅對擒審石達開的記載
“（同治二年)夏四月，擒粵逆石達開，磔之。達開狡悍善戰，與洪秀全等同時起事，在偽六王中之中最為雄傑。鴟張十二年，蹂蹭十二省。蓄謀窺川非伊朝夕，比年自楚自黔連犯川疆未得逞志，乃復自滇之米糧壩徑渡金沙，由寧遠府直趨腹地。先以中旗賴裕新（即賴剝皮）一股冒險內竄，晝夜狂奔直走漢南。而自率大隊數萬乘之，意將使川兵疲於北而失備於南也。已而知越雋大路仍有重兵扼截，乃由冕越小路，走土司王應元所轄之子打地。我兵阻河為防，四路把絕。河水又復暴漲，該逆陷入絕地。殺馬而食，並以桑葉充飢，乃就擒，所率數萬人殲焉。石逆轎帷風帽皆用黃，上繡五龍，妻妾數人抱子投水，並擒者一五歲子耳。餘嘗笑謂人曰：‘餘乃四川空前絕後之臬司也’。人曰：‘何謂?’餘曰:‘王候將相我皆審之，他人能有是乎?’眾為粲然。”
牛樹梅作為封建官員，他對石達開的滅亡沒有同情，甚至有一些沾沾自喜是符合他的身份的。但是，我們能夠通過這些記述看到牛樹梅是大渡河前線的最高指揮官，是他“擒審”了石達開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省齋全集》之《紀略》是牛樹梅撰寫的自傳，刻板印刷是在同治甲戌年。作為當事人，他不會在所有見證人還在世的時候，黑白顛倒，強把別人的功勞搶到自己頭上的。“夏四月，擒粵逆石達開，磔之。”儘管這裡沒有明確指是“誰”擒了石達開並“磔之”，但這是牛樹梅的《紀略》，不會是指別人。又如下文“我兵阻河為防，四路把絕。”這裡的“我”，不是泛稱，整部《傳略》僅此一處，是指實實在在的牛樹梅本人。牛樹梅不是好大喜功的人，《清史稿》稱他“決獄明慎，民隱無不達”，嚴渭春說他“績紹文翁，學宗關洛，循吏名儒，聲聞海宇”，措詞更是嚴肅謹慎，如在記錄李永和之覆亡時說“劉霞仙方伯督各軍殲李逆於龍孔場”，不會把劉蓉的功勞搶在自己頭上。
其次，牛樹梅作為四川按察使當帶勇前線。當時，川督駱秉章坐鎮成都，布政使劉蓉率湘軍在川北追擊賴裕新殘部，防阻陝西漢南、甘肅隴南的太平軍啟王梁成富和大將蔡爾順部南下接應石達開。唯有臬司牛樹梅在寧遠大渡河前線佔據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不可能安坐成都，而是會出現在寧遠府越雋大道上的。牛樹梅是唯一能夠在寧遠協調川黔諸部和各方土司武裝堵截石達開的人。因此，在擒住石達開兩天之後，駱秉章才“札藩司劉蓉，馳往大渡河，會同唐總兵等，妥辦善後事宜。”這也充分證明劉蓉確實不在大渡河，而是事後來到大渡河“妥辦善後事宜”的。
其三，牛樹梅是最早見到石達開的人。“石逆轎帷風帽皆用黃，上繡五龍，妻妾數人抱子投水，並擒者一五歲子耳。”若石達開作為戰俘被押解到成都臬司衙門，清軍不會讓他“轎帷風帽皆用黃，上繡五龍”的，因為這是公然帝制的服裝。牛樹梅能夠描繪出石達開最初到清營的服裝和用度，我們可以確定第一個見到石達開的人是牛樹梅，石達開要見的第一個人亦當是牛樹梅。另一個方面，我們通過石達開的服飾，也可以判斷出石達開當時確實沒有做好投降的準備，他去見清軍將領，還是抱著“捨命”以“存三軍”的想法的。他若要投降清廷，也不會公然違制穿此等服飾去“投降”滿清，這足以證明他的“捨命以全三軍”是實有其事的。
其四，牛樹梅是審理石達開的第一人。“佘嘗笑謂人曰：‘餘乃四川空前絕後之臬司也’。人日：‘何謂?’餘日‘王候將相我皆審之，他人能有是乎?’眾為粲然。”儘管牛樹梅說這話時，有些自負和傲慢，但作為四川提刑按察使司的長官，主管一省的司法治安，巡察全省官員是其分內之事。牛樹梅雖然任四川按察使僅僅兩年多，但是，被他審理的人中，其中稱帝有李永和，稱王的有太平軍翼王石達開、藍大順、藍朝柱等，確實是“空前絕後”。但是，我們從牛樹梅稱“達開狡悍善戰，與洪秀全等同時起事，在偽六王中之中最為雄傑。鴟張十二年，蹂蹭十二省”的表述裡可以看出，他對石達開英雄氣慨的敬重也是溢於言表的。
（二）駱秉章隱瞞了牛樹梅在大渡河的“功勞”
駱秉章的奏稿隻字不提牛樹梅審石達開的事，所有資料對牛樹梅任四川按察使也是諱莫如深，著實是一件欲蓋彌彰的歷史公案。駱秉章《生擒石逆疏》曰：“臣前以石逆或傳其死，倘能設法生擒，辨認真確，俾就顯戮，庶可以釋群疑。當經楊應剛等以該逆無路逃生，於冼馬姑樹立‘投誠免死’大旗，石逆果攜其一子及宰輔曾仕和、偽中丞黃再忠、偽恩丞相韋普成等並餘黨至冼馬姑乞降。”駱秉章認為石達開是貪生怕死，向清軍“乞降”被俘的。他的奏報故意隱瞞了王松林、楊應剛等人深入賊壘活動和石達開“捨命存三軍”等情形，把功勞歸全於自己，彷彿他早已料事在先，為了要“設法生擒”石達開，才讓楊應剛在冼馬姑樹立免死大旗。但是，劉蓉的奏稿中幾次提到“非王松林深入賊巢，則石逆斃於亂軍之中，亦斷不能生得。”顯然，駱秉章是虛報了戰功，強把他人的戰功據為己有。按理說，若王松林、楊應剛是駱秉章屬下湘軍將領，駱秉章怎會和一個參將爭功呢？但駱秉章為什麼要把他們的功勞抹殺呢？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擒拿石達開的首功不是湘軍。
據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編的《唐公年譜》稱，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是向唐友耕投降的，這更說明唐友耕和駱秉章不是擒拿石達開的主將。因為唐友耕駐防在大渡河北岸，大渡河暴漲，石達開不能渡江，又如何能向駐紮在北岸的唐友耕投降。據羅爾綱考證，“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為著要給父親的臉上塗金，把這封信編入唐友耕年譜，說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也就是說石達開是向唐友耕乞降的。他先把石達開原來寫的受信人駱秉章盜改為唐友耕。”我們據此判斷，這封信根本就不可能是寫給駱秉章和唐友耕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唐友耕作為一個降將，能否取得石達開的信任，有沒有與翼王石達開談判的條件呢？依照石達開的信：“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判斷，唐友耕的官階品位此時還不具備向“清主”“依書附奏”的專摺奏事權。按理說，在四川能夠“依書附奏”的官員只有四川總督、成都將軍、布政使、按察使等少數官員，故石達開“投降”的書信，必不是寫給唐友耕的。據《清史稿·唐友耕傳》記載：“六月，達開謀渡金沙江，官軍扼之不得進，改趨天全土司地，友耕擊沉賊筏；達開奔老鴉漩，復為土兵所遏，遂就擒。”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用炮“擊沉賊筏”，根本就無法渡河傳遞書信，由此判斷擒住石達開與唐友耕沒多少關係。
其二，石達開的信也不可能是寫給駱秉章的。駱秉章對唐友耕有再生之恩，唐鴻學再往自己父親的臉上貼金，不可能搶駱秉章的功勞給自己的父親。這卻從一個方面說明石達開的信不可能是寫給駱秉章的。另外，根據石達開在信中說：“達聞閣下仁義普天，信義遍地，爰此修書，特以奉聞”判斷，這封信也必不是寫給駱秉章的。石達開自金田起義，在湖南與駱秉章大戰無數，怎麼能不知道駱秉章的為人，還需要假惺惺的說“達聞閣下仁義普天”這樣肉麻的話嗎？據《清史稿·劉蓉》記載：“秉章令蓉赴前敵督戰，達開不得逞，徘徊於土司地，窮蹙就擒。”把擒石達開的功勞記載劉蓉頭上，但事實上，劉蓉當時在追擊賴裕新殘部和阻擊啟王梁成富接應石達開，身在川北不能脫身，直到石達開被擒兩天後，才被派往大渡河前線“善後”的。據清·餘瀾閣《蜀燹死事者略傳·駱文忠略傳》：“維時副將謝國泰已至松林，與千總陳太平，千戶王應元，督率土兵，渡松林小河。”這裡所說的謝國泰是在四月十七日前後到達松林河前線的，難道清廷的大渡河前線一直沒有統領協調全軍的高級軍事主官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否則，石達開早渡河而去了。
（三）牛樹梅具備“誘擒”石達開的條件
據《越崔廳全志》記載石達開部在紫打地被圍，進退兩難，急需尋找出路。清將楊應剛等利用這種情況，去石營遊說，誘騙石達開到清營，石達開因而當了俘虜。但是，“誘降”是要資本的，清廷誘降石達開的資本是什麼？通過《達開致駱秉章書》看，清廷給石達開的最大誘惑是政治幻想，即石達開以為只要自己“捨命”必能“全三軍”。
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與為懷，格外原情，宥我將士，赦免殺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職，量才擢用。願為民者，散之為民；願為軍者。聚之成軍，推恩以待，佈德而綏，則達願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否則閣下遲以有待，我軍久駐無糧，即是三千之師，猶足略地爭城，況數萬之眾，豈能束手待斃乎?特此寄書，惟希垂鑑。
從石達開“即是三千之師，猶足略地爭城，況數萬之眾，豈能束手待斃乎”的表態看，石達開雖已陷絕地，無取勝的可能，但還握有談判的籌碼，若談判破裂拼個魚死網破，也未必不能創造奇蹟，故他“願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的事是可信的。然而，是誰有這樣的能力和名望取得石達開的信任呢？以石達開之高傲，雄傑，要讓石達開取得信任，或具備談判資格的，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德高望重，得上信任；二是仁厚愛人，不嗜殺戮；三是敢於任事，臨機決斷之人。放眼清廷官兵，唯有牛樹梅是符合上述條件的人選。
牛樹梅是四川按察使，僅次於駱秉章、劉蓉，是臬司衙門主官，川軍領袖，這符合石達開“閣下為清大臣，肩蜀重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的標準，足以取得石達開信任。其次，牛樹梅在川民中的聲譽良好，是唯一一個不嗜殺戮的官員。據《清史稿》載，牛樹梅任漳明縣令時，鄰縣農民起義者何富遠負隅白鶴洞，自稱“不踐漳明縣一草一木”，“須牛青天來，吾即出。”這位被川民廣泛稱頌的“牛青天”，不會不被石達開了解重視。其三，在大渡河遣散石達開餘部是牛樹梅所為。“考駱秉章《生擒石逆疏》，石達開部隊約七千人，在大樹堡被逐一審訊，遣散了四千多人。”顯然，審訊遣散四千多人既非遠在成都的駱秉章所為，亦絕非楊應剛、王松林之流所能辦的。那麼是誰有這樣的權力和動機呢？這是臬司衙門的專責，這人應當是四川按察使牛樹梅。按照與石達開談判的條件“能依請約”，有步奏地“願為民者，散之為民；願為軍者。聚之成軍，推恩以待”是牛樹梅一貫愛民、戒殺的為政信條的。要不然駱秉章不會“急飭”藩司劉蓉趕往大渡河，在大樹堡屠殺所剩二千人“善後”的。根據上述三點，牛樹梅是符合與石達開談判的並“誘降”石達開的不二人選。除此之外，牛樹梅還有“擒拿”石達開的不二條件：
1.清廷與四川諸土司的關係緊張。因“改土歸流”，清廷與土司幾乎一直處在矛盾衝突中。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罷羅羅斯宣慰司，將其地由雲南劃歸四川承宣布政使司管轄。在此另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下領五衛、八所、四長官司。雍正六年(1728年)，在此置寧遠府，隸於四川行省，並設西昌、冕寧、鹽源、昭覺縣和會理州。清廷最近一次對諸土司用兵，是在“道光二十九年，琦善以“瞻對（在打箭爐外）不靖，用兵致討”，牛樹梅被提調“住道塢，分辦糧臺”。這次討伐最終以撫收場，雙方握手言和，牛樹梅也因此與諸土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但是，遠在成都的駱秉章能否“檄”已經接受石達開賄賂的“邛部土司嶺承恩統彝兵截斷越雋大路”呢？土司買不買駱秉章的帳，著實不是件容易的事。駱秉章初到四川，疲於戰亂，恩信未孚，嶺承恩、王應元等彝兵、土兵如何能夠僅憑一紙檄文，背棄與石達開的約定，轉而幫助一直打壓、剿滅自己的清軍？這是不可能的。
2.牛樹梅在寧遠有巨大的民意基礎。道光三十年，川督徐澤醇欣賞牛樹梅，“下札委署寧遠府”。牛樹梅感激徐澤醇的知遇之恩，夙夜憂患，做了大量工作。一是深感寧遠礦政，關乎國計民生。“凡有可以體恤商爐之處，無不博採深思，力與調劑。”四川銅務，由此走上正軌，“人情大覺踴躍，歇手之戶，或復欣然起辦。”二是治理冤獄，安撫民怨，巡查暗訪，打擊黑惡勢力。對民憤極大，歷時十七年，由督司道府層層審斷，又“疊控疊訴”的“張學盛串霸張學瓚田業之案”和歷時七年“高恆霸佔世職馬勳裕田業一案”迅速審斷結案。牛樹梅勘破案情，“只憑兩造一堂結案……兩案具交州嚴辦”，得到了百姓的拍手稱快，寧遠婦孺皆稱“青天”，以為是父母之靠。三是奮不顧身，抗震救災，安撫百姓。“是夜（七月初二）三更，翕然地震……兄（牛樹梅）被壓，逾時始獲救出，左腿重傷……三歲孩躬玉（樹梅子），挖出後，絕氣而殤……西昌一縣，有數可稽者二萬餘人，兩學教官俱死。”此時，牛樹梅顧不得自身和失去兒子的痛苦，率領官民士人抗震救災。四川百姓交口稱讚“天留青天以勸善”，但牛樹梅“自咎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所以賑恤災黎甚厚，民愈戴之。”故牛樹梅在寧遠地區遍結恩遇，寧遠官民無不以牛樹梅之命是從。
3.牛樹梅與諸土司關係非常友好。牛樹梅署寧遠期間，對少數民族的安撫更加優厚，與諸土司的關係非同一般，對大渡河一帶的民族風情和百姓疾苦，更是瞭如指掌，這些能夠從牛樹梅的詩文中得到印證。如詩歌《夷語》：
一
革什孔麻共急公，朝朝傳見姓名通⑴。
近來識得多人面，不是古曹便結崇⑵。
二
終日接談解得無，綿蠻鳥語竟何殊。
而今兩字卻聽慣，話到合心應納蘇。
⑴牛樹梅自注：革什咱、孔撒、麻書三土司運送軍糧前往章谷。
⑵牛樹梅自注：皆土目名號。
通過以上兩首詩，我們看出牛樹梅和諸土司“朝朝傳見”“終日接談”，最終他們“話到合心”，建立了良好的友誼關係。儘管像革什咱、孔撒、麻書、納蘇這些土司都是彝族少數民族，但是，他們信任能體恤自己的牛樹梅為“青天大老爺”是真心朋友。另外如《凱撤後土司來見》：“包帶斜縈左右肩，紅紅綠綠滿胸前。凱旋說是戎裝見，中有護身符咒全。”牛樹梅活脫脫寫出了一個彝人土司全副戎裝的形象。而牛樹梅《化夷》詩後的一段自注，更能說明牛樹梅對彝人的深入瞭解：
“明正土司頭人，言語兩通。衣皆從漢，惟正月初二，男婦俱夷服，一日不忘本也。其居民有為陝人後者，言語服食俱已化而為夷，惟見人行揖禮而已。自瀘以來，夷人絕少問之，仍皆夷地不輸丁糧。滬定橋、冷磧、化林坪等處皆有土百戶，其人漢夷相半，惟彼此開親，言語、衣服、居食、禮數俱已化而為漢，不辨其為夷也。橫觀天地，豎覽古今，曠然感之。”
4.牛樹梅對大渡河自然地理瞭然於胸。石達開敗亡，與不諳熟彝部地理有關。“夏初水漲，非用兵之時，石氏究不暗土司地理，故敗。”[19]124但牛樹梅和土司彝人真誠交往的過程中，不僅和他們產生了良好的關係，更加熟悉了大渡河周邊的地理環境，這為圍堵石達開留下了重要伏筆。在困死石達開的松林河，牛樹梅還有一首《松林口》：“松林口外望松林，萬木參天白晝陰。欲向山靈通一問，混荒甲子太初心。”說明他對大渡河附近所有河流和地理環境非常熟悉。在《瓦司溝水投大河》：“山溪激盪轉千回，一路濤聲怒若雷。氣勢無端空自失，瓦司溝外大河來。”大河即大渡河，在這首詩的後邊，牛樹梅另有一段自注稱：
“瀘有二水，北河自海子山來，南河未詳所出，會於東門之外。一路山峽直下，亂石激盪，噴花濺雪，怒聲若雷，至瓦斯溝之下，入於大河，則其勢頓平，忽歸無有。立高遠望，如小丈夫乘一時之怒，攘臂咆哮而來，遇一汪汪大度者徐而受之，而神氣自為阻喪也，不覺失笑。”
牛樹梅不是一般文人官吏，十二歲時在《左傳》書背題詞：“太公釣於渭水之濱，伊尹耕於莘之野，彼皆然矣，吾何為獨不然？”他
立志建功立業，在軍事上的才能，早已得到了朝廷和同僚的普遍認可。咸豐三年，“詔參舒興阿軍事”。儘管舒興阿沒能認識到牛樹梅的才能未賦予重任，但是，牛樹梅的軍事幹才先後得到了琦善、勝保的賞識，並保以“以知府候選。”這次來到大渡河，是牛樹梅第三次從軍，寧遠地區是其故地，軍民錢糧、人情世故、山川風物瞭然於胸，這為他擒堵石達開提供了重要保證。
三、那麼，既然如此為何在擒獲石達開的功勞上，只見駱秉章而不見牛樹梅？
牛樹梅與駱秉章本身有怨，二人在石達開被俘後矛盾加深。駱秉章與曾國藩的作風別無二致，手下兵馬所到之處燒殺之殘忍令人髮指。牛樹梅曾許諾石達開投降後不殺其手下，這也是石達開投降的條件。然而，駱秉章在命令部下趕到大渡河後，除了將石達開解送到成都凌遲處死外，還就地將二千多降兵殺害於大樹堡。牛樹梅認為這種行為與他的“青天”之名有損，自己要揹負上背信棄義之罵名。於是與駱秉章矛盾加深，駱秉章甚至公報私仇上奏朝廷彈劾牛樹梅。駱秉章的隊伍在成都內訌後，到處燒殺搶掠引起了牛樹梅的不滿和多次抗議，駱秉章卻多次包庇手下於是二人矛盾更加緊張。
如此等等，才造成了駱秉章在上奏朝廷時將牛樹梅的功勞一筆勾銷，加之後來石達開入川的大部分資料都被人為銷燬，牛樹梅的功勞也從此銷聲匿跡。
由此，我們就不難明白了，為什麼駱秉章在奏摺中陳述石達開被俘的情形時，總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因為他本人根本不在現場，而且刻意抹去了牛樹梅的功績、殺降等細節。在整個石達開事件上，駱秉章是一個徹底的說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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