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树梅擒审石达开，骆秉章邀功起雾霾
松林口
——牛树梅
松林口外望松林，万木参天白昼阴。
欲向山灵通一问，混荒甲子太初心。（注：石达开困死在大渡河松林口）
在秦安以北，鸡川以东，魏店西五里处，有一牛坡村——大家至今说起这个村的牛青田牛老爷，总是云里雾里，众说纷纭，有如神话故事。现就牛树梅的有关资料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摘 要:同治元年，石达开带兵入川，清廷破格擢拔牛树梅任四川按察使。为什么清廷要重起赋闲在家的牛树梅呢？牛树梅对阻击擒审石达开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石达开入川时，总是根据骆秉章、刘蓉的奏稿，只字不提时任四川按察使的牛树梅。根据牛树梅《省斋全集》的记载和其他一些佐证材料判断，牛树梅是挽救四川危局的关键性人物，是清军在大渡河前线的主将。清廷能够成功阻击、擒审石达开，是离不开牛树梅这个关键性人物的。
罗尔纲《关于石达开大渡河覆亡的几件事》对石达开覆亡大渡河的历史疑案进行了详细的质疑和剖析，但罗尔纲先生依据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许亮儒《擒石野史》和骆秉章的奏稿等材料，许多历史资料不够全面，根本没有提及与石达开关系密切的四川按察使牛树梅等。为什么骆秉章的《生擒石逆疏》等奏稿极力回避着牛树梅这样一个关键的人物呢？时任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的牛树梅在擒拿石达开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为什么石达开入川及被擒受审的史料所存无多，被人为地销毁或隐瞒了呢？笔者根据牛树梅《省斋全集》的记载，旁证其他一些资料，对牛树梅擒审石达开作浅议研考。
一、清廷重起牛树梅
牛树梅，字雪樵，甘肃通渭人。清道光二十一年恩科进士，历任四川雅安县、隆昌县、漳明县知县，资州直隶州知州，署宁远府知府。同治元年，擢拔为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作为一代循吏，被清廷屡次考评为“循良第一”，川民称其为“牛青天”。他把“临民之官，以不扰民”作为第一要务，以其恩师“三朝帝师”、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所赠“勤听断，少科派”为从政格言。“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道光二十九年，琦善“以瞻对（在打箭炉外）不靖，用兵致讨，令从戎”，分驻道坞（打箭泸），督办粮草。咸丰三年，礼部尚书（前任四川总督）徐泽醇荐其“朴诚廉幹”，诏参陕甘总督舒兴阿军事。在天津静海独流镇，牛树梅因不满清廷腐败与各钦差大臣、封疆大吏勾心斗角、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以老病向胜保面求回籍。“胜保于丰城殄贼案内，汇保以知府候选。”但是，牛树梅辞谢归田。咸丰八年，多次被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奏调，但他都称病未出。同治元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调，清廷连下三道圣旨，实授四川按察使，“星夜催急”，逼迫牛树梅再次出山。那么，为什么清廷要再次起用赋闲在家的牛树梅呢？
（一）四川形势危如累卵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与洪秀全分裂，统领太平军二三十万直赴四川，与甘肃、陕西南部天国启王梁成富部遥相呼应。四川一旦失守，撼动清廷根本。胡林翼说：“西蜀之富，五倍于两淮，十倍于江西，二十倍于湖北……是失蜀则祸大，保蜀则福大。”他向清政府建议，调曾国藩率湘军入川以加强四川防务。朝廷欲调曾国藩入川，但是，曾以皖事艰巨未能应允。曾国藩反举荐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但左宗棠以为：“不知‘襄’与‘督’，虽同有事而无权；而能办与不能办，实不争此一字之轻重。襄涤军事或能办者，以彼此相知有素，可稍伸其志；督蜀军事必不能办者，以彼此不相习，君子不能无疑我之心，小人且将百端以陷我也。公幸为我致意涤公，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以曾国藩之威，左宗棠之能，尚且不敢轻言入川，朝廷如何能倚重老迈昏花的骆秉章呢？
同治元年，石达开大举入川，清廷不得不急调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师入川，并擢升四川总督。骆秉章以为四川军事急，命萧启江率师往援。“十年春，甫至，以疾卒於军。”其部无统属，大掠成都市，居民惊呼萧兵变，皆闭户奔走。骆秉章自己在《覆陈川省军务情形疏》中承认：“现在臣所带湘勇仅五千余人，即会合萧启江旧部，亦只万二千人之数。川省兵单，习气太深，营制太坏，虽经署督臣崇实，极力整顿，而积习相沿，骤难期其得力。合围会剿之谋，恐非臣力所能及。”因此，蓝、李蔓延川南诸州县，又扰及川东。黄淳熙所部为湘军先部，从万县援顺庆，“遇于燕子窝，敌从两山抄官军，淳熙知中伏不能退，遂战没。”另据余澜阁《蜀燹死事者略传》记载：“淳熙立功心切，于五月十四日（6月21日）夜打听到顺天军行踪，连夜率兵追赶，黎明时到达二郎场附近，兵分三路前行，进入顺天军埋伏，兵士大乱，淳熙纵马突围时，马匹陷入泥沼……”骆秉章入川，损兵折将，挫败不断，直到同治元年“九月十三日，公抵成都。十五日，接督篆，随即遣将出省。”于是，湘军、川军和黔军大会于绵州城下，但为了军饷湘军将领与黔军大哄于叙州州署，黔军知州颜佐才斫湘军于公案侧。关于颜佐才“斫湘军于公案侧”一事，牛树梅《省斋全集》有详细记载：
“有颜佐才者，贵州人，文武才也。以知州带勇，贼围渠县急，知县张钟瑛求救于颜。颜以欠饷为词。张大言曰：‘现有三万银在库中，但能退贼，何愁无饷？’盖时有委员某提饷。过境，亦在围城中，故云。颜军闻之，奋勇杀贼，一战解围。众军逼饷于颜，颜再往，张不应。众乃哗然，入署协张自行开库出银于外而分之。共二万余两，颜竟不能制也。于是，知县、委员合词，以劫库上禀。制军（骆秉章）即据以入奏。奉批审明正法。”
于是，湘军和川黔军分道攻敌，互不信任。骆秉章“奏劾布政使祥奎、中军副将张定川不职，罢之。”并劾罢知府唐炯，而系黔军将领颜佐才于狱，刘蓉遂以附生署布政使。但是，若没有四川军民参与，仅凭萧启江、黄淳熙残部，唐友耕所率罗必超旧部一万九千人，如何能够挽救四川危局？故能否有一个号召川黔诸部，聚拢川黔民心的川军领袖，已成了决定四川战局成败的关键。
（二）牛树梅出任四川按察使
以胡林翼之明，曾国藩之智，难道看不出个四川“无人”？当然不会，故有胡林翼临终前向骆秉章“面荐”牛树梅之事，清廷因此数道严旨，强逼年已六十四岁的赋闲官员牛树梅出山。上谕云：
四川候补知府牛树梅，现回甘肃本籍。前经降旨，令乐斌敕令赴四川，交骆秉章查看。兹据骆秉章奏称，该员历任地方，循声卓著，此时需才孔亟，似此恺悌益民之吏，岂容置散投闲？著乐斌即遵前旨，敕令牛树梅迅速赴川，候骆秉章差委，稍勿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清廷破格实授牛树梅四川按察使，“星夜催急”令“急赴新任，不必来朝谢恩”。牛树梅是否出山受到各方关注，新任甘陕总督沈兆霖是牛树梅“乡榜同年”，在征剿青海撒回的路上作书劝进，“义理正大，情词婉切”，牛树梅的同窗好友秦安成寿山“屡以大义相责”，亲朋好友屡屡相劝，“又念蜀本旧游，人地亦觉可亲，遂定出山之议”，接受朝廷的特命。牛树梅是同治元年“四月初八日自家启程，从行者亲友三人，仆一人，行李一驼……五月初二日到省，初四日接印。”而此时，骆秉章还被阻在重庆万县，黄淳熙阵亡，直到九月十三日，秉章入城都前，牛树梅实质上主持四川军政。他深知四川局势不可收拾，其根本病因在于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跟随李永和、蓝大顺起义的农民，是走投无路的饥民而已。故他在入川之时，首先抱定了一个“苦”字，从自身做起以挽救清廷失去的民心。“此次出门，苟有一毫发财心情，享福之意，宜受天诛。然则我之所以别家者，只是一个‘苦’字，我之所以报国者，亦是凭一个‘苦’字。我方一心受苦，而人乃百计图乐，不亦舛乎？爱我者亦宜体谅矣！”牛树梅一生为民，多次被清廷表彰为“循良第一”。为了不扰民，不铺张，嘱咐一路州县，不要大肆接待宴请，他在《大木树又致前途》中说：
日前曾托广元罗明府致意，一切不烦供应，乃又仍送加班纤夫，而饮食之礼，尤为丰隆，殊觉不安之至。弟素性俭啬，加以胃气难和，眼目又受风热，调养之道，唯以开水泡馍为佳。虽有浓味，竟难举箸，岂不枉费！今特为寓丰于约之说，上席一桌，办荤半素，不用多味，不用海菜烧炙等物；水席两桌，只用白菜、豆腐等物，少参肉味，如此则随行诸人，于原来家乡轿夫十数人皆可普及。恩即均沾，物归实用，与心较为稍安。
祈将此意，转致前途，如再不能俯听，是只尚虚文不求实用，殊非诚心相与之道也。特此云云。
这样牛树梅一路清风，就任四川按察使。四川百姓喜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
二、牛树梅是大渡河前线清军统帅
牛树梅到四川后，以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的身份，整顿了吏治，安抚了民心，许多难民因“牛青天再至”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客观上起到了瓦解叛军和稳定四川局势的作用。然而，清廷特旨擢拔牛树梅任四川按察使，绝不是为了安抚难民或审理四川积案的，而是为了阻止石达开入川。因为牛树梅在四川任职多年，尤其在宁远府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故牛树梅成了力挽狂澜阻击石达开最关键的人物。
（一）牛树梅对擒审石达开的记载
“（同治二年)夏四月，擒粤逆石达开，磔之。达开狡悍善战，与洪秀全等同时起事，在伪六王中之中最为雄杰。鸱张十二年，蹂蹭十二省。蓄谋窥川非伊朝夕，比年自楚自黔连犯川疆未得逞志，乃复自滇之米粮坝径渡金沙，由宁远府直趋腹地。先以中旗赖裕新（即赖剥皮）一股冒险内窜，昼夜狂奔直走汉南。而自率大队数万乘之，意将使川兵疲于北而失备于南也。已而知越隽大路仍有重兵扼截，乃由冕越小路，走土司王应元所辖之子打地。我兵阻河为防，四路把绝。河水又复暴涨，该逆陷入绝地。杀马而食，并以桑叶充饥，乃就擒，所率数万人歼焉。石逆轿帷风帽皆用黄，上绣五龙，妻妾数人抱子投水，并擒者一五岁子耳。余尝笑谓人曰：‘余乃四川空前绝后之臬司也’。人曰：‘何谓?’余曰:‘王候将相我皆审之，他人能有是乎?’众为粲然。”
牛树梅作为封建官员，他对石达开的灭亡没有同情，甚至有一些沾沾自喜是符合他的身份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记述看到牛树梅是大渡河前线的最高指挥官，是他“擒审”了石达开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省斋全集》之《纪略》是牛树梅撰写的自传，刻板印刷是在同治甲戌年。作为当事人，他不会在所有见证人还在世的时候，黑白颠倒，强把别人的功劳抢到自己头上的。“夏四月，擒粤逆石达开，磔之。”尽管这里没有明确指是“谁”擒了石达开并“磔之”，但这是牛树梅的《纪略》，不会是指别人。又如下文“我兵阻河为防，四路把绝。”这里的“我”，不是泛称，整部《传略》仅此一处，是指实实在在的牛树梅本人。牛树梅不是好大喜功的人，《清史稿》称他“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严渭春说他“绩绍文翁，学宗关洛，循吏名儒，声闻海宇”，措词更是严肃谨慎，如在记录李永和之覆亡时说“刘霞仙方伯督各军歼李逆于龙孔场”，不会把刘蓉的功劳抢在自己头上。
其次，牛树梅作为四川按察使当带勇前线。当时，川督骆秉章坐镇成都，布政使刘蓉率湘军在川北追击赖裕新残部，防阻陕西汉南、甘肃陇南的太平军启王梁成富和大将蔡尔顺部南下接应石达开。唯有臬司牛树梅在宁远大渡河前线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可能安坐成都，而是会出现在宁远府越隽大道上的。牛树梅是唯一能够在宁远协调川黔诸部和各方土司武装堵截石达开的人。因此，在擒住石达开两天之后，骆秉章才“札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总兵等，妥办善后事宜。”这也充分证明刘蓉确实不在大渡河，而是事后来到大渡河“妥办善后事宜”的。
其三，牛树梅是最早见到石达开的人。“石逆轿帷风帽皆用黄，上绣五龙，妻妾数人抱子投水，并擒者一五岁子耳。”若石达开作为战俘被押解到成都臬司衙门，清军不会让他“轿帷风帽皆用黄，上绣五龙”的，因为这是公然帝制的服装。牛树梅能够描绘出石达开最初到清营的服装和用度，我们可以确定第一个见到石达开的人是牛树梅，石达开要见的第一个人亦当是牛树梅。另一个方面，我们通过石达开的服饰，也可以判断出石达开当时确实没有做好投降的准备，他去见清军将领，还是抱着“舍命”以“存三军”的想法的。他若要投降清廷，也不会公然违制穿此等服饰去“投降”满清，这足以证明他的“舍命以全三军”是实有其事的。
其四，牛树梅是审理石达开的第一人。“佘尝笑谓人曰：‘余乃四川空前绝后之臬司也’。人日：‘何谓?’余日‘王候将相我皆审之，他人能有是乎?’众为粲然。”尽管牛树梅说这话时，有些自负和傲慢，但作为四川提刑按察使司的长官，主管一省的司法治安，巡察全省官员是其分内之事。牛树梅虽然任四川按察使仅仅两年多，但是，被他审理的人中，其中称帝有李永和，称王的有太平军翼王石达开、蓝大顺、蓝朝柱等，确实是“空前绝后”。但是，我们从牛树梅称“达开狡悍善战，与洪秀全等同时起事，在伪六王中之中最为雄杰。鸱张十二年，蹂蹭十二省”的表述里可以看出，他对石达开英雄气慨的敬重也是溢于言表的。
（二）骆秉章隐瞒了牛树梅在大渡河的“功劳”
骆秉章的奏稿只字不提牛树梅审石达开的事，所有资料对牛树梅任四川按察使也是讳莫如深，着实是一件欲盖弥彰的历史公案。骆秉章《生擒石逆疏》曰：“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冼马姑树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冼马姑乞降。”骆秉章认为石达开是贪生怕死，向清军“乞降”被俘的。他的奏报故意隐瞒了王松林、杨应刚等人深入贼垒活动和石达开“舍命存三军”等情形，把功劳归全于自己，仿佛他早已料事在先，为了要“设法生擒”石达开，才让杨应刚在冼马姑树立免死大旗。但是，刘蓉的奏稿中几次提到“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显然，骆秉章是虚报了战功，强把他人的战功据为己有。按理说，若王松林、杨应刚是骆秉章属下湘军将领，骆秉章怎会和一个参将争功呢？但骆秉章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功劳抹杀呢？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擒拿石达开的首功不是湘军。
据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编的《唐公年谱》称，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是向唐友耕投降的，这更说明唐友耕和骆秉章不是擒拿石达开的主将。因为唐友耕驻防在大渡河北岸，大渡河暴涨，石达开不能渡江，又如何能向驻扎在北岸的唐友耕投降。据罗尔纲考证，“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着要给父亲的脸上涂金，把这封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说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他先把石达开原来写的受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我们据此判断，这封信根本就不可能是写给骆秉章和唐友耕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唐友耕作为一个降将，能否取得石达开的信任，有没有与翼王石达开谈判的条件呢？依照石达开的信：“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判断，唐友耕的官阶品位此时还不具备向“清主”“依书附奏”的专折奏事权。按理说，在四川能够“依书附奏”的官员只有四川总督、成都将军、布政使、按察使等少数官员，故石达开“投降”的书信，必不是写给唐友耕的。据《清史稿·唐友耕传》记载：“六月，达开谋渡金沙江，官军扼之不得进，改趋天全土司地，友耕击沉贼筏；达开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遏，遂就擒。”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用炮“击沉贼筏”，根本就无法渡河传递书信，由此判断擒住石达开与唐友耕没多少关系。
其二，石达开的信也不可能是写给骆秉章的。骆秉章对唐友耕有再生之恩，唐鸿学再往自己父亲的脸上贴金，不可能抢骆秉章的功劳给自己的父亲。这却从一个方面说明石达开的信不可能是写给骆秉章的。另外，根据石达开在信中说：“达闻阁下仁义普天，信义遍地，爰此修书，特以奉闻”判断，这封信也必不是写给骆秉章的。石达开自金田起义，在湖南与骆秉章大战无数，怎么能不知道骆秉章的为人，还需要假惺惺的说“达闻阁下仁义普天”这样肉麻的话吗？据《清史稿·刘蓉》记载：“秉章令蓉赴前敌督战，达开不得逞，徘徊于土司地，穷蹙就擒。”把擒石达开的功劳记载刘蓉头上，但事实上，刘蓉当时在追击赖裕新残部和阻击启王梁成富接应石达开，身在川北不能脱身，直到石达开被擒两天后，才被派往大渡河前线“善后”的。据清·余澜阁《蜀燹死事者略传·骆文忠略传》：“维时副将谢国泰已至松林，与千总陈太平，千户王应元，督率土兵，渡松林小河。”这里所说的谢国泰是在四月十七日前后到达松林河前线的，难道清廷的大渡河前线一直没有统领协调全军的高级军事主官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石达开早渡河而去了。
（三）牛树梅具备“诱擒”石达开的条件
据《越崔厅全志》记载石达开部在紫打地被围，进退两难，急需寻找出路。清将杨应刚等利用这种情况，去石营游说，诱骗石达开到清营，石达开因而当了俘虏。但是，“诱降”是要资本的，清廷诱降石达开的资本是什么？通过《达开致骆秉章书》看，清廷给石达开的最大诱惑是政治幻想，即石达开以为只要自己“舍命”必能“全三军”。
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否则阁下迟以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即是三千之师，犹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特此寄书，惟希垂鉴。
从石达开“即是三千之师，犹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的表态看，石达开虽已陷绝地，无取胜的可能，但还握有谈判的筹码，若谈判破裂拼个鱼死网破，也未必不能创造奇迹，故他“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的事是可信的。然而，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和名望取得石达开的信任呢？以石达开之高傲，雄杰，要让石达开取得信任，或具备谈判资格的，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德高望重，得上信任；二是仁厚爱人，不嗜杀戮；三是敢于任事，临机决断之人。放眼清廷官兵，唯有牛树梅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人选。
牛树梅是四川按察使，仅次于骆秉章、刘蓉，是臬司衙门主官，川军领袖，这符合石达开“阁下为清大臣，肩蜀重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的标准，足以取得石达开信任。其次，牛树梅在川民中的声誉良好，是唯一一个不嗜杀戮的官员。据《清史稿》载，牛树梅任漳明县令时，邻县农民起义者何富远负隅白鹤洞，自称“不践漳明县一草一木”，“须牛青天来，吾即出。”这位被川民广泛称颂的“牛青天”，不会不被石达开了解重视。其三，在大渡河遣散石达开余部是牛树梅所为。“考骆秉章《生擒石逆疏》，石达开部队约七千人，在大树堡被逐一审讯，遣散了四千多人。”显然，审讯遣散四千多人既非远在成都的骆秉章所为，亦绝非杨应刚、王松林之流所能办的。那么是谁有这样的权力和动机呢？这是臬司衙门的专责，这人应当是四川按察使牛树梅。按照与石达开谈判的条件“能依请约”，有步奏地“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是牛树梅一贯爱民、戒杀的为政信条的。要不然骆秉章不会“急饬”藩司刘蓉赶往大渡河，在大树堡屠杀所剩二千人“善后”的。根据上述三点，牛树梅是符合与石达开谈判的并“诱降”石达开的不二人选。除此之外，牛树梅还有“擒拿”石达开的不二条件：
1.清廷与四川诸土司的关系紧张。因“改土归流”，清廷与土司几乎一直处在矛盾冲突中。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罢罗罗斯宣慰司，将其地由云南划归四川承宣布政使司管辖。在此另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下领五卫、八所、四长官司。雍正六年(1728年)，在此置宁远府，隶于四川行省，并设西昌、冕宁、盐源、昭觉县和会理州。清廷最近一次对诸土司用兵，是在“道光二十九年，琦善以“瞻对（在打箭炉外）不靖，用兵致讨”，牛树梅被提调“住道坞，分办粮台”。这次讨伐最终以抚收场，双方握手言和，牛树梅也因此与诸土司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远在成都的骆秉章能否“檄”已经接受石达开贿赂的“邛部土司岭承恩统彝兵截断越隽大路”呢？土司买不买骆秉章的帐，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骆秉章初到四川，疲于战乱，恩信未孚，岭承恩、王应元等彝兵、土兵如何能够仅凭一纸檄文，背弃与石达开的约定，转而帮助一直打压、剿灭自己的清军？这是不可能的。
2.牛树梅在宁远有巨大的民意基础。道光三十年，川督徐泽醇欣赏牛树梅，“下札委署宁远府”。牛树梅感激徐泽醇的知遇之恩，夙夜忧患，做了大量工作。一是深感宁远矿政，关乎国计民生。“凡有可以体恤商炉之处，无不博采深思，力与调剂。”四川铜务，由此走上正轨，“人情大觉踊跃，歇手之户，或复欣然起办。”二是治理冤狱，安抚民怨，巡查暗访，打击黑恶势力。对民愤极大，历时十七年，由督司道府层层审断，又“叠控叠诉”的“张学盛串霸张学瓒田业之案”和历时七年“高恒霸占世职马勋裕田业一案”迅速审断结案。牛树梅勘破案情，“只凭两造一堂结案……两案具交州严办”，得到了百姓的拍手称快，宁远妇孺皆称“青天”，以为是父母之靠。三是奋不顾身，抗震救灾，安抚百姓。“是夜（七月初二）三更，翕然地震……兄（牛树梅）被压，逾时始获救出，左腿重伤……三岁孩躬玉（树梅子），挖出后，绝气而殇……西昌一县，有数可稽者二万余人，两学教官俱死。”此时，牛树梅顾不得自身和失去儿子的痛苦，率领官民士人抗震救灾。四川百姓交口称赞“天留青天以劝善”，但牛树梅“自咎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所以赈恤灾黎甚厚，民愈戴之。”故牛树梅在宁远地区遍结恩遇，宁远官民无不以牛树梅之命是从。
3.牛树梅与诸土司关系非常友好。牛树梅署宁远期间，对少数民族的安抚更加优厚，与诸土司的关系非同一般，对大渡河一带的民族风情和百姓疾苦，更是了如指掌，这些能够从牛树梅的诗文中得到印证。如诗歌《夷语》：
一
革什孔麻共急公，朝朝传见姓名通⑴。
近来识得多人面，不是古曹便结崇⑵。
二
终日接谈解得无，绵蛮鸟语竟何殊。
而今两字却听惯，话到合心应纳苏。
⑴牛树梅自注：革什咱、孔撒、麻书三土司运送军粮前往章谷。
⑵牛树梅自注：皆土目名号。
通过以上两首诗，我们看出牛树梅和诸土司“朝朝传见”“终日接谈”，最终他们“话到合心”，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尽管像革什咱、孔撒、麻书、纳苏这些土司都是彝族少数民族，但是，他们信任能体恤自己的牛树梅为“青天大老爷”是真心朋友。另外如《凯撤后土司来见》：“包带斜萦左右肩，红红绿绿满胸前。凯旋说是戎装见，中有护身符咒全。”牛树梅活脱脱写出了一个彝人土司全副戎装的形象。而牛树梅《化夷》诗后的一段自注，更能说明牛树梅对彝人的深入了解：
“明正土司头人，言语两通。衣皆从汉，惟正月初二，男妇俱夷服，一日不忘本也。其居民有为陕人后者，言语服食俱已化而为夷，惟见人行揖礼而已。自泸以来，夷人绝少问之，仍皆夷地不输丁粮。沪定桥、冷碛、化林坪等处皆有土百户，其人汉夷相半，惟彼此开亲，言语、衣服、居食、礼数俱已化而为汉，不辨其为夷也。横观天地，竖览古今，旷然感之。”
4.牛树梅对大渡河自然地理了然于胸。石达开败亡，与不谙熟彝部地理有关。“夏初水涨，非用兵之时，石氏究不暗土司地理，故败。”[19]124但牛树梅和土司彝人真诚交往的过程中，不仅和他们产生了良好的关系，更加熟悉了大渡河周边的地理环境，这为围堵石达开留下了重要伏笔。在困死石达开的松林河，牛树梅还有一首《松林口》：“松林口外望松林，万木参天白昼阴。欲向山灵通一问，混荒甲子太初心。”说明他对大渡河附近所有河流和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在《瓦司沟水投大河》：“山溪激荡转千回，一路涛声怒若雷。气势无端空自失，瓦司沟外大河来。”大河即大渡河，在这首诗的后边，牛树梅另有一段自注称：
“泸有二水，北河自海子山来，南河未详所出，会于东门之外。一路山峡直下，乱石激荡，喷花溅雪，怒声若雷，至瓦斯沟之下，入于大河，则其势顿平，忽归无有。立高远望，如小丈夫乘一时之怒，攘臂咆哮而来，遇一汪汪大度者徐而受之，而神气自为阻丧也，不觉失笑。”
牛树梅不是一般文人官吏，十二岁时在《左传》书背题词：“太公钓于渭水之滨，伊尹耕于莘之野，彼皆然矣，吾何为独不然？”他
立志建功立业，在军事上的才能，早已得到了朝廷和同僚的普遍认可。咸丰三年，“诏参舒兴阿军事”。尽管舒兴阿没能认识到牛树梅的才能未赋予重任，但是，牛树梅的军事干才先后得到了琦善、胜保的赏识，并保以“以知府候选。”这次来到大渡河，是牛树梅第三次从军，宁远地区是其故地，军民钱粮、人情世故、山川风物了然于胸，这为他擒堵石达开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那么，既然如此为何在擒获石达开的功劳上，只见骆秉章而不见牛树梅？
牛树梅与骆秉章本身有怨，二人在石达开被俘后矛盾加深。骆秉章与曾国藩的作风别无二致，手下兵马所到之处烧杀之残忍令人发指。牛树梅曾许诺石达开投降后不杀其手下，这也是石达开投降的条件。然而，骆秉章在命令部下赶到大渡河后，除了将石达开解送到成都凌迟处死外，还就地将二千多降兵杀害于大树堡。牛树梅认为这种行为与他的“青天”之名有损，自己要背负上背信弃义之骂名。于是与骆秉章矛盾加深，骆秉章甚至公报私仇上奏朝廷弹劾牛树梅。骆秉章的队伍在成都内讧后，到处烧杀抢掠引起了牛树梅的不满和多次抗议，骆秉章却多次包庇手下于是二人矛盾更加紧张。
如此等等，才造成了骆秉章在上奏朝廷时将牛树梅的功劳一笔勾销，加之后来石达开入川的大部分资料都被人为销毁，牛树梅的功劳也从此销声匿迹。
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了，为什么骆秉章在奏折中陈述石达开被俘的情形时，总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因为他本人根本不在现场，而且刻意抹去了牛树梅的功绩、杀降等细节。在整个石达开事件上，骆秉章是一个彻底的说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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