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在城市里扮演着贫民窟的角色，在繁华中独自喧嚣。它们喊得撕心裂肺，却化成无言的叹息消弭在坑坑洼洼的小巷里，除了自己，谁都听不到。在城中村，还来不及谈生活，生存就已纠结、挣扎得无可奈何。
秀厢村是南宁70多个城中村中的一个，也是快环内46个城中村中的其中之一，在南宁市内鼎鼎有名。
据党支部书记廖增庆介绍，秀厢村占地面积约0.53平方公里，设有一个村民委员会，分8个村民小组，划分20个网格。目前，秀厢村户籍人口有2803人，流动人口有19197人，实有房屋1292栋、21319套，其中出租屋19771套。现在私房出租和第三产业收入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80年代，秀厢村搭上了改革开放的特快列车，村里开始分田到户，拥有土地的村民开始大面积种植蔬菜，除小部分蔬菜由村民自己出售外，绝大部分都被供销社统一收购。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秀厢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随着村里土地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大大增加，无处打工的村民开始盖楼以出租房屋为生，约在2002年，村里能征的地基本上都征完了，盖楼出租迅速成为一股热潮。仅八九年时间，村里就盖起了连片的楼房，零星半点的平房藏匿在密集拥挤的高楼中。
<strong>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新修建的楼房，外表光秃裸露，毫无粉饰
20年前，南宁城市的扩张，使得原本位于近郊的秀厢村“幸运”地跳进了城区。然而，当年的规划者不曾料想，由此诞生的“城中村”20年后竟然成了南宁市的一块伤疤，成了政府眼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痼疾。
改与不改决定着秀厢村的命运，也影响着村里人的去留。于土生土长的村民而言，秀厢村是家，留下是因为归属；于暂居在此的年轻人而言，秀厢村是踏板，留下是为了离开。
<strong>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
“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中国人固守自持的观念，费老在《乡土中国》里提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秀厢村原本是一个大村落，典型的乡土社会，随社会变迁，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群落的一部分，然而它的性子里还是流淌着乡土化的血液，在杂糅入城市新血后，它倒成了别人口中“城市里的农村，却还不如农村”的存在。
1948年，黄娟凤出生在秀厢村。 1969年，她嫁给在街上房产局工作的老公，住了一年后，因两个妹妹相继出嫁，无人照顾父母，于是便从街上搬回了村里，照顾父母直至去世。近70年，她一直住在秀厢村。19岁前，她是地地道道的秀厢村人；20岁后，仅隔一年再次回村，却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总感觉不自在。
回村后，黄娟凤在村里幼儿园当老师，一直到2005年退休。29年的“无证”教师生涯，是她说着笑声最多的话题。1976年，黄娟凤怀了最后一胎，当时村书记想给她寻个差事，她碍着“挺个大肚子，难看”拒绝了，生完孩子后，才接了这个差事。在她看来，幼儿园老师就是干保姆的活，说白了就是给人家看孩子，而这项工作在她15岁时就已做过，当时全因家里穷，给有钱人家看孩子挣钱。
“我带的小孩也有五六百个了，所以我去到哪里，人家都喊我‘老师好’，现在村里的书记也是我带的，他见到我还会喊我。”黄娟凤乐呵呵的说。除了那些经常与她唠嗑的村民，她熟悉的村里人也只有那些学生了。每次见到黄娟凤，她总是坐在楼与楼间狭小过道旁的木椅上，望着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络绎不绝的行人。
<strong>抬头可见电线杆旁随意缠绕成圈的杂乱电线
“他们不长住，来这里住几个月或几年，找到工作，挣了钱，就都搬走了。”黄娟凤摆摆手说。她是村里的老人，见了一拨又一拨，难以计数的外来人住进来又搬出去，巨大的流动性让她日渐模自己人和外来人的界限。随时间流逝，与黄娟凤同辈的村民越来越少，而以外来身份涌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外来人刚开始变多时，她还会和租房的年轻人打个招呼；现在，她也懒得去搭话，出了门各向东西已是常态。
从安吉苏卢嫁到秀厢村的覃玉萍对村里人情也深有体会。在她家出租楼房租房的多是年轻人，平常见面不打招呼，彼此都是陌生人。“我们以前都在一起集体做工，都认得，没有做过工的都不认识了，人家娶个媳妇，不告诉你，不请你，你怎么知道是谁呢。现在，房子这么多，人又这么多，一出来各走各的，怎么认识哦。”她挎着菜篮，笑着说。
陌生和冷漠冰冷的隔离着村民与外来人，将秀厢村撕为两半，一半乡情难却，一半自顾冷暖。
谢成贵这股老血液与城市年轻血液也是彼此摩擦，难以交融。2003年，45岁的谢成贵从桂平凭祥来到秀厢村，在秀厢菜市里租了一家小店面，专门制作面条、饺子馅、云吞馅等面食。
15岁后，读完小学的谢成贵离家四处讨生活，在外漂泊7年一无所获，22岁跑到广东打工，在一个建筑工厂做了20年泥水工，没能存下钱在广东立足，2000年灰溜溜回了老家，听儿子说南宁能得钱，跑到南宁来在秀厢村一住就住了15年。
谢成贵与大儿子一起住在秀厢村，帮忙打理店铺，老伴在大沙田陪着二儿子，帮忙照看孙儿，夫妻两人的后半生围绕着子女孙儿过活，却也心甘情愿。谢成贵透露，这个店面一个月满打满算能挣五六千，自己平常也不花钱，简简单单，吃穿不愁即可。如今，正值花甲之年，他从没想过退休养老的事，不是不想，是不愿想。“我孙儿刚（上）小学，以后读书花钱多咧，儿子自己干累，我下午顶他班，让他歇歇。”
<strong>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小巷
在上海、广东打拼了20年，眼见都市的繁华与喧嚣，谢成贵还是难以适应、难以认同，与城市有着明显的隔阂。而在这个以城为名，以村为实的秀厢村，他觉得“挺好”，两三年前花了30多万买了套房，一家人正式在南宁落地，在秀厢村落户，这里似乎将是他奔波一生的最后归宿。
无论黄娟凤、覃玉萍，还是谢成贵，以前过足了苦日子，现在住上楼房，手里还能存点钱供以后养老，这是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他们诉说着经济发展带给他们的恩惠，却也因为跟不上社会发展而被强行甩在了后面，只不过他们不懂，也就不去想了。
以前的秀厢村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每个孩子都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现在的秀厢村，是外来人口密集的城中村，流动是村里最大的特点，外来人涌入村子，拥挤着占有一片空间，他们摸爬滚打，整天为生存盘算，于他们来说，这里不是家，家可以给他们温暖，而这里的一切提醒着他们：生存……
<strong>留下只为离开
不同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老辈村民，近2万流动人口里，大部分人把秀厢村当成暂居地，于他们而言，这里不是归属，他们为生存奔波忙碌，为的是熬到能够搬出秀厢村的那天。
吴仪搬进秀厢村那天，天气炎热，太阳悬挂高空，沿路两旁店铺里的风扇“呼哧呼哧”吹个不停，坐在风扇下的人手里还拿着纸板一下接一下扇着。她右手拉着行李箱，左手拿着其他东西走在前面，朋友帮忙提着另一个行李箱走在后面。拐进小巷，行李箱底部的轮子滚过坑坑洼洼、凹陷不平、狭窄拥挤的地面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不小心陷入凹坑，一开始她还停下提出整个行李箱，后面再这样索性用力一拉，头也不回就往前走，“行李很重，天又热，整个人都很累，当时心情也烦躁，可能是这里的环境让人心烦。”走进巷子，周围慢慢变暗，在她住的那栋楼房前面还有一栋楼，挡住了阳光，“当时觉得没有阳光凉快些，住久了还是觉得有阳光好些。”
由于土地有限，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不少村民大搞违章建筑，在自家宅基地上修建高达10层左右的楼房，致使楼与楼的间距极小，甚至没有间距，紧贴在一起，成了典型的“握手楼”、“接吻楼”。这些楼房通风、采光条件极差，基本上住在四五楼以下的租户都见不得阳光射进房间，阳光成了秀厢村最奢侈的东西。
<strong>在秀厢村，楼与楼的间距极小，新旧楼房交相映衬
吴仪搬进秀厢村是因为租金便宜，一个6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满意的收入，只能住在便宜的城中村。她在朝阳附近的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会计，一个月领着2200元工资，交完房租加上水电费的500多元，扣除工作来回车费和伙食费，每个月可以剩个三四百，有时遇到弟弟妹妹没有生活费，她会抽出一两百给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几乎攒不到多少钱。
“当初为了找份工作，我在58上投了二十多份简历，最后只有两三家让我面试。”社会对一个应届毕业生不总是那么友善，“有时候会感受到来自社会深深的恶意”，小吴“开玩笑”地说，“出来找工作，有些公司面试时特别瞧不起应届毕业生，面了很多家，也没有应聘上，自信心受打击，每天为了工作烦恼，到要交房租了，交完以后都没钱吃饭了，有时候吃个面包都要考虑很久，没钱的感觉就（让我）感到了钱很重要。”
今年刚毕业的韦雅馨也有过这般窘境。大三结束后，毕业实习成了她最紧迫的任务，为了有更充裕的自由空间，她打算搬出西大，在外租房住。刚开始找房时，她没有考虑过秀厢村，找了几家环境较好的小区后，始终精打细算那四五百元，迟迟没有决定，“嘴上说着差几百块没什么，但是一旦你真的要去花这几百块，你就会觉得真的舍不得，”最后她向现实妥协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搬进了秀厢村，用一年体会生活的不易。
“在这里住久了也会想说希望自己更加努力，不想要在这里过这种生活，就会很担心自己安于现状，”韦雅馨说起自己在秀厢村的生活，而她7月初马上就要前往柳州一家国企工作，如她所愿，摆脱了秀厢村的生活。
秀厢村房租低是吸引毕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关键原因，也是胁迫着他们不能搬出去的重要因素。
两年前搬入秀厢村的丹丹，现在与相恋9年的男友一起为生活打拼。搬来秀厢村前，他们住在七星路附近的一个城中村里，早已习惯了“农村”生活，搬到秀厢村于他俩而言只是换了地点，没什么不同。
“人都想有个自己的房子，像我们这种不是本地的，外来的那种感觉就会特别强烈，希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感觉这样会更有归属感，”丹丹与男友现在最大的压力来源于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南宁房价高，买一套合适的房子少说也要二十万左右，这对刚刚工作3年的丹丹与男友来说，更像是一个梦想，遥远得不切实际。对于买房的实际打算，她说得很迷糊，只说顺其自然，毕竟现在住在秀厢村，每月交470元房租，这样的生活不那么紧迫，不至于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15年毕业到现在，工作3年多，我一直在换工作。”大专学历的丹丹在工作上的运气总是差了点。她学的专业是酒店管理，第一份工作是万豪酒店的管理岗位，做了半年，因为受不了上班、休班时间与朋友、社会脱节，主动辞职了；第二份工作是信贷，做信贷要有强大的业务能力，能跑能说，由于与自己追求安稳生活的想法冲突，做了半个月做不来，不干了；之后，她开始往行政工作方面靠拢，在一年里尝试了多家酒店、餐饮店的工作，才慢慢找准自己的定位，现在在朝阳一家餐饮公司做培训部的培训助理。“找工作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自己，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对自己的定位要有个慢慢了解的过程，从毕业到现在，我用了3年时间来摸索，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我算是转型成功了。”
留下是为了有一日能离开，这是城中村租住者的终极目标。
“等我有钱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搬离这里，好不容易能离开了，就不会回来了”。谈不上厌恶，但吴仪内心里从未认同过秀厢村，她没有把这里当家，行李箱一直摆在床边，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外，其他什么东西都不买，在她看来，买东西后，要走的时候，难带走，照她的话说，“只要想走，我随时都可以拎包走人。”然而要搬走也难，“要攒点积蓄才能搬走，没个一两年是不可能的，希望自己以后有能力了，住的地方环境更好，人都要对生活质量有点追求的。”
丹丹对搬走也有一种渴望，但真正实现却又遥遥无期，等得她心累，“攒够钱，我一定会搬离这里，不可能一辈子窝在这里，我们是可以住，但是以后有小孩了，我们的孩子不可能住这里，我们也不想让他生长在这种环境中。”总有一天，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丹丹与男友也会搬出秀厢村，组建自己真正的家。
她笑着说，等到那一天，一家人一起装饰新家，把家布置得温馨、温暖，而不是像现在的房间，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strong>秀厢村，未完待续
2013年，《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下发，意味着南宁市政府对城中村的改造将动真格，力争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快速环道内城中村的改造任务。
2017年，南宁市城市管理“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炉，根据规划，南宁市在城中村环境整治方面，以创建“美丽万秀”为契机，以其示范带动作用，对南宁市70个城中村，特别是快环内的46个城中村进行重点整治活动，以重点整治城中村垃圾收运、雨水污水、乱接乱拉、河道沟塘的“四整治”和着力提升道路通达、提升建筑风貌水平的“两提升”为环境整治目标，提升城中村环境整体水平。
廖增庆谈到，城中村改造得慢慢走，70多个城中村，一下改造完，政府没有庞大的财力支撑，同时，改造城中村对聚居于此的村民和外来人来说，如何安置他们仍是难题。“政府说了尽量10年内改造市里的城中村，我们也根据政策制定了一些规划，有的能行，有的难啊”。
在记者起身准备离开时，他右手扶额说：“我们想政府给政策，然后我们自己改，我们根据政策改，后面还有我们秀厢村啊，如果是外面改，可能过二三十年都没有秀厢村了，家没了……”
<strong>记者手记：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前前后后去了秀厢村七八次。
第一次去，我见识到了一个“新世界”，租主热情的询问、坑坑洼洼的道路、高矮错落的楼房、堆弃一旁的垃圾让我产生了心理上的排斥感。走进狭窄拥挤的小巷，整个人都被笼罩上一层“阴影”，一栋栋“握手楼”、“接吻楼”只顾彼此乐呵，吝啬于将普照大地的阳光倾泻进村中。仰头90°，尽收眼底的景色也只是那一块垂直狭小的空间，有时可以瞥见两边杂乱无章、高矮不一的房子，有时看到的始终是九十层高的楼房，及生锈的防盗窗。
后面去时碰上下雨，也能一睹秀厢村另番“景致”。下雨天，浑浊的污水填满了一大片一小的凹坑，走在蜿蜒迂回的巷子里，雨水沿着低矮的围墙“滴答滴答”落在地上。每隔五六米出现的电表箱有的不上锁，半开着，盘根错节，无序缠绕成蛛网状的电线裸露在外，有的水珠坚强的垂在下面，有的则滴到地上晕开了。雨天的秀厢村空气中混合着潮湿、生锈、垃圾的味道，不很刺鼻，却无处不在。
秀厢村有城市的喧嚣，却达不到城市的文明，这是我对秀厢村最直观的感受。而在与受访者访谈后，我或许能体会到秀厢村真正的痛苦源于存在却不被认可，它是城市化的弃儿，享受不了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却还要背负阻碍城市化的骂名。而在村里生活的村民和外来人，他们何尝不是城市的边缘人，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却难以被接纳。
我希望最大限度贴近他们内心，寻求最真实的想法，却也难以感同身受，毕竟，生活的苦、生活的泪，在我未走出校园前，我没资格妄加评论。
（因受访者委托，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审核 王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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