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讓步措施，希望以此平息“黃背心”運動。）
一些人認為西方的媒體報道是體現“自由”“中立”的楷模，但近期西方媒體對法國持續發酵的“黃背心”運動的報道、評論卻充分暴露出西方媒體針對不同國家類似事件的“雙標思維”及西方人權的虛偽。
法國的“黃背心”運動與五年前的烏克蘭反政府示威有類似之處，可西方媒體的輿論導向卻“風格迥異”。截至12月15日，法國“黃背心”運動已持續一月，累計示威人數高達幾十萬人，共發生2000多次警民衝突。儘管如此，《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衛報》和法新社、路透社、BBC等西方媒體卻仍將此次運動的性質定義為“騷亂”，並要求“黃背心”們遵守法律。而對比五年前，2013年烏克蘭首都基輔也曾發生類似性質的反政府騷亂，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卻紛紛用“反政府革命”來定義這場社會運動，並且措辭嚴厲地譴責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要求他滿足示威者的訴求，並稱烏克蘭是一個“缺乏法治精神並充滿獨裁氣息的國度”。這種截然相反的報道風格正說明西方媒體的報道立場和價值判斷天然存在著“雙重標準”。將法國抗議活動定義為“騷亂”而烏克蘭抗議活動定義為“革命”，這樣的措辭本身就自帶政治傾向。前者是社會秩序遭到衝擊和破壞，只要政府加以干涉就可以實現調停，並不是威脅“國本”的抗議行動，本身是溫和的、可協調的；後者“革命”本身就有著“革了統治者的命”的含義，而且本身就預設了“統治不合理不合法”的前提，鼓勵甚至是煽動民眾通過“爭取自身權利”的方式，推翻政權，充滿了抗爭的、不可調和的內涵。
實際上，西方媒體以類似手法進行的事件報道也不是一件兩件了。如，2010年，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運動，西方國家政治家們呼籲推翻政府，西方媒體稱之為“革命”，一些政治評論家們紛紛在網絡上發表評論歡迎民眾推翻政府。2011年，敘利亞爆發反政府抗議活動，西方領導人和評論人士主張迅速推翻政府，並隨後在導致國家分裂的內戰中向反政府叛軍提供道義和物質支持。
而西方媒體之所以做得這樣“自然而然”，主要是因為其長期以來在國際輿論環境中成就的霸權地位。這些掌握著“霸權”的西方媒體，往往基於自身的話語空間及意識形態，在報道新聞時有選擇地進行篩選和替換，而且還常常添油加醋、斷章取義，帶著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傲慢與偏見，傳達著“西方文明主導一切”的“優越感”。
（參見：《觀察 | 從“騷亂”到“革命”，西方媒體的“標準”真捉摸不定》《俄媒：當革命聲音在巴黎響起時，法國為什麼不尊重言論和示威自由》《痛打雙標狗！法國人抗議示威是騷亂，烏克蘭抗議卻成了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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