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沂蒙山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有一座不同寻常的白色圆锥形纪念碑和大型汉白玉雕像，上面端坐着一位外国人，两臂交互放置胸前，一手拿钢笔，一手持采访本的姿势，神态安详，深邃的目光凝视前方。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这里的汉斯·希伯，人们称他为洋八路。
汉斯·希伯，1897年生于奥匈帝国（今为波兰）的克拉科夫，当时，欧洲各地民族独立思想不断发展，年轻的汉斯·希伯接受到了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因为求学，汉斯·希伯辗转来到了德国，并在那里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汉斯·希伯迅速完善了自己的思想定位。他对穷苦大众充满了同情，经常拿起手中的笔为穷苦百姓代言，揭露执政当局的黑暗，很快成为太平洋学会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
他多次来华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抗战全面爆发后，汉斯·希伯积极支持抗日斗争，到处筹募医疗用品并化装成医生，夫人化装成护士，将物品送给新四军，还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采访高层领导人，撰写大量报道发表在欧美报刊上。
皖南事变后，汉斯·希伯化装到达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一起参加了反日、伪军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战斗。他边行军边采访，写成了《我与抗战中的新四军》、《战斗在日本战线之后的游击武装力量》等通讯及8万字手稿《中国团结抗战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文稿经中共地下交通送达上海，再转寄海外，发表在国外杂志上。
1941年9月，汉斯·希伯到达山东，他在稿件中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把全国抗日军民的斗争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希伯顾不上拂一下身上的征尘，一到驻地，就立即投入了工作，夜以继日地采访、写作。他肩背装有地图、望远镜、搪瓷杯、毛巾的牛皮囊，活动在部队、村民中间。领导为了方便希伯采访，要把自己的一匹枣红马送给希伯，被他委婉拒绝了。希伯换上了鲁南特有的铲鞋，穿行在乡村和八路军驻地之间的土路上。他不仅采访党政军领导、战士和当地群众，还采访被俘日军，并且还参加夜袭战斗，实地观察战士们如何打击敌人、进行战斗，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等长篇报道。他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我——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日本占领区’自由自在地旅行，却在这个地区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却在这个地区到处瞥见日本‘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破裂的‘太阳旗’。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外国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事实的话，到了中国人民在某一天全部光复了自己的土地的时候，那些人会感到惊讶。”
在日军扫荡期间，山东分局机关为保护希伯夫妇费尽心力，可是，严酷的战事依然胶着不明，形势格外危险。想到希伯夫妇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力及地位，山东分局机关提出让希伯夫妇提前回上海的建议。希伯沉思良久，回答说：让秋迪先回去。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让我留下吧！希伯与爱妻依依惜别，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离别竟然是希伯和夫人的永诀。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其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万余人，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火田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
当时分局进行转移遭遇日寇围攻，战争从清晨打到了正午，又从正午打到了黄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八路军领导劝希伯离开，他说：“现在正是最需要我奋斗的时刻。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这天晚上，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将八路军一个连紧紧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拿起枪参加了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3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1分队先走，但他却悄然返身回到了战斗的岗位，后不幸身受重伤，血染沙场，直至最后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时年44岁。
中国人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特为他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开国元帅罗荣桓题写的“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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