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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該不該跟外賣員說謝謝？一個簡單的問題一夜之間微博上居然成了一場戰爭。其實比起“該說”還是“沒必要說”的觀點爭鋒，這場論戰能夠爆發，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跟外賣員說一聲謝謝到底難在哪裡？消費者對外賣員的對立情緒從何而來？我們認為談論這個話題無法撇開外賣員，只有深入外賣員的工作制度、弄清楚一份外賣的生產流程，才能讓我們在“送餐員”的乾癟身份外對外賣員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句“謝謝”引發的罵戰

對於盛行競價排名、明星八卦常常佔據頭條的微博熱搜，從不對娛樂圈感冒的我一向提不起興趣。然而這幾天登上微博熱搜榜首的一個爭議話題著實吸引了我的注意：外賣員送餐時，我們該不該跟ta說一聲謝謝？

這個看似普通的問題，激起了網友爆炸性的爭論，堪稱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事情緣起是在1月20日，知名博主闌夕在自己的微博上貼出了美團年底對12萬騎手的一個調查，稱騎手對用戶的期望排名中，“收餐時能說聲謝謝”是呼聲最高的三個之一，並表達了不滿和吐槽。

經查證，這份調查中，騎手對用戶的訴求確實有一條是“收餐時說聲謝謝”，排在第8位。

然而事情還未來得及澄清，這條微博就因為網友們關於“要不要向外賣員說謝謝”的大型網絡群架而迅速躥紅，成功使話題登頂微博熱搜。

站隊鮮明、觀點爭鋒、情緒湧動，在這場以網絡為舞臺的辯論賽裡，雙方辯手們充分參與、積極轉發，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自己的立場和論證，過程之激烈令人吃驚不已。

秉持“不用和外賣員說謝謝”的反方辯手們普遍認為， 作為消費者的自己和作為服務者的外賣員之間只存在市場交易關係，我花錢，你服務，“天經地義”。

有些網友認為表達謝意是對消費者的不合理要求，“我說謝謝是我有禮貌有教養，但你作為服務業人員沒有資格要求我說謝謝，謝謝！”

而認為“應該對外賣員說謝謝”的正方辯手們則從公民的文明素養出發，認為即使是形式上的答謝也好，對服務人員表達善意是最起碼的禮貌。

總之，即使同為外賣的消費者群體，許多網友作為“當事人”對外賣小哥的態度大相徑庭。我無意對堅持“不必答謝”的網友們進行道德指責，只是在思考：人與人之間的禮貌尊重本應是件自然的事情，為什麼在許多網友看來，外賣員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始終超不出冷冰冰的市場關係？是什麼現實造成了一些網友對外賣員的怨氣和對立情緒？

一開始吐槽“湯不要灑袋子裡”的微博博主，想必有過許多次糟糕的外賣體驗。想象一下，當你被老闆要求加班，忙得只能點一份簡單的外賣充飢，好不容易空下來想吃個飯休息一下的時候，發現期待已久的湯灑了，這時即使外賣小哥道歉，任誰都會閃過一絲惱火。而在懊惱之外，如果我們跳出冷冰冰的市場關係、將外賣員看作真實鮮活的人，去了解他們現實的生活處境、工作待遇，去了解一份外賣的生產過程，就更能理解是誰在壓低服務質量中獲益、為什麼外賣員冒著湯灑的風險也得加快運送速度，從而能真正地對外賣小哥多一分理解和善意。

二、外賣小哥的政治經濟學

一份外賣的生產與消費，經歷了下單—訂單推送—訂單分配—送餐—消費的全過程，參與這個過程的有四個主要的主體：平臺用戶、外賣平臺、商家、送餐員。四個主體處於生產鏈條的不同位置，分別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與其他的主體之間也形成了十分不同的生產關係。

商家是這個鏈條中的生產者，主要是餐飲行業中的餐館，基本職能就是生產食物這種商品並提供餐飲服務，而外賣對於他們來說不過是業務擴展。平臺用戶是消費者，處於整個生產消費過程的終端，他們購買和消費了食物這種商品，當然，送餐員的運輸服務作為生產性的耗費，包含在了食物商品的總價值裡。

而作為連接商家和消費者的外賣平臺，在商品從商家到消費者的轉移過程中起到了橋樑作用。這種橋樑作用包含了商家和用戶在平臺上溝通締約的過程，以及平臺將食物商品從商家運送到消費者手中的運輸過程，也就是外賣平臺提供了信息服務和運輸服務。而送餐員作為平臺或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員，接受平臺的管理和調度，老闆支付給他們工資，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將外賣平臺的運輸職能付諸現實，事實上只是出賣勞動力的僱傭勞動者。所以消費者購買的運輸服務事實上是從外賣平臺購買的，消費者和外賣平臺公司存在著交易關係，而像資本主義的其他生產一樣，這種服務只是通過送餐勞動者的勞動來實現罷了。

事實上，外賣背後有一個規模龐大的產業——即時配送。根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和美團點評聯合編纂發佈《2018中國即時配送行業發展報告》，所謂即時配送，事實上就是在商家和消費者之間無中轉、點對點的快速準時送達服務，覆蓋範圍在5公里範圍內，配送市場在30-45分鐘以內，常見的主要場景是外賣、商超便利、生鮮宅配等，目前外賣仍是及時配送市場的主要訂單來源，佔比80%以上。

即時配送行業中的幾個重要主體和生產關係和外賣幾無二致。數量龐大的配送員隊伍作為勞動者，用自己超負荷的勞動付出，承載了整個行業800億元的規模，通過自己的價值創造和轉移實現了行業巨頭們快速的資本增殖。但是這些外賣配送員是否能夠共享整個行業的繁榮成果？作為一般勞動者，以外賣員為代表的配送員又面臨著怎樣真實的境遇呢？

三、作為農民工的外賣員的困境

2018年5月，美團點評研究院發佈了《新時代 新青年：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根據報告，75%的騎手來自農村地區，大多來自河南、安徽、四川、江蘇、廣東等省份， 近7成的騎手選擇離開家鄉在外地打拼，奮鬥在一二線城市。從年齡來看，騎手多處在青年階段， 80、90後為騎手群體的中堅力量，佔比高達82%，將近一半人在目前的工作地居住了9年以上。

騎手的教育水平也有統計，多達到初高中教育水平，其中初中畢業39%，高中及中專畢業50%。

家庭方面，62%的騎手已經成家，有照顧家庭的需要。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送餐員都是“農民工”，教育水平普遍是初高中，大部分外賣員的收入都用於家庭的消費。這些配送員一如“農民工”一樣，他們在現實中的勞動保障和權益保護成為最大問題，外賣領域的複雜的分包關係和所謂眾包的用工“創新”使得外賣平臺得以規避勞動合同法等法律、壓低工資待遇從而壓低用工成本，使得外賣員作為勞動者卻得不到勞動者應有的保護、保障。

根據《2018中國即時配送行業發展報告》，配送平臺目前組織運力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自營，就是平臺自己僱傭配送員進行配送；第二種是加盟，就是平臺和物流公司合作，將特定區域的配送業務承包給特定的物流公司；第三種是眾包，按百度的說法，“眾包指的是一個公司或機構把過去由員工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願的形式外包給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眾志願者的做法。”

這三種運營模式對應著三種不同的用工模式。以外賣為例，自營模式下，送餐員與平臺簽訂勞動合同、存在勞動關係，美團外賣運作初期就以自己的美團騎手有著勞動合同和齊全的勞動保障作為招募騎手的招牌。加盟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分包模式，外賣平臺會將自己特定區域的業務承包給特定物流公司，由承包商來運營特定區域業務，平臺通過這種方式大大削減了運營和用工成本，而物流公司往往無法為配送員提供齊全的勞動保障，甚至還會通過勞務派遣的形式降低成本，增加利潤。

最後一種眾包模式則更加堂而皇之地撇清用工企業的責任，送餐員被認為和服務平臺之間僅存在合作關係，沒有勞動關係，甚至沒有勞務關係，平臺的用工成本和風險幾近於0。對於平臺來講，這三種運力組織方式的用工成本不斷縮減，利潤空間不斷增大，這也就是2015年以來，各大服務平臺紛紛上線眾包服務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團外賣這幾年由自營到加盟再到眾包不斷轉型的利益驅動，更是美團上市盈利成為行業巨頭的罪惡的秘密。

筆者曾經參與過關於北京市外賣員勞動權益保障狀況的一個調研，訪談了北京不同城區、不同平臺的外賣送餐員們。調查中很少遇到直營模式下與平臺直接簽訂合同的送餐員，多數送餐員都是加盟模式和眾包模式下的用工方式。加盟模式下，有些分包的物流公司會和外賣員簽訂合同，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西直門的站長就告訴他們，說要是簽了會有五險一金，但是送一單隻能按5元計價，如果不籤，一單就按7元計價，一單2元的差價就是一個月就是幾千元的收入差距，這對於送餐員來說幾近於一個月的生活費了，很多人都看似“自願地”放棄了合同。勞務派遣在這種加盟的模式之下也很常見的，平均一年換一次合同，我們在海淀黃莊遇到的一位送餐員說，在他6年地送餐經歷裡，一共簽過七次合同。

眾包模式下的送餐員也不鮮見，我們訪談了幾個美團眾包的騎手，儘管平臺聲稱和他們只有“合作關係”，但這些騎手事實上也是以送餐為業的，基本上一天都要工作12個小時，全年無休，工資的計算按單來計算，都由美團來規定，他們自己事實上並沒有議價權。但他們也覺得有好處，相較於美團自己的專送外賣員，他們不受特定站點的管理，沒有最低接單量的限制，上班的時間沒有限制，隨時都可以休息，較為靈活。對於外賣平臺，自然樂於接受和宣傳這樣的說辭。

然而這些外賣員真的自由嗎？在缺乏勞動法律的保護下，我們不過正在見證什麼叫“自由得一無所有”。明明是僱傭勞動關係卻硬要說是合作關係，以合作之名行剝削之實，以勞動者的自由之名規避勞動法律，“創新”的用工模式成了外賣平臺規避法律、更大程度壓榨外賣員的擋箭牌和新工具。事實上這種在法律上界定不清的勞動關係並不只在中國出現，在國外已經有多起勞動者將類似的互聯網平臺告上法庭，要求承認僱傭關係、獲得勞動保護的案件，並且最終勞動者勝訴。而在中國，勞動者在用工制度的灰色地帶中仍然處於弱勢，在勞動糾紛中難以維護權利。

除了複雜的用工狀況，外賣平臺複雜而嚴苛的管理設計也讓人歎為觀止。首先是成本轉嫁，各個外賣平臺都有自己的統一標識，保溫箱、帽子，T恤和外套，都是要外賣員外自己掏腰包的，以交押金換裝備為名，將外賣員與該公司捆綁，工作達到一定的時間，往往是一年才可以退，我們在金融街遇到的一個送餐員因為公司提供的裝備過於昂貴而自己在淘寶上訂了裝備。其次是嚴苛的罰款制度，據我們訪談的情況，罰款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請假超過規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戶投訴，差評過多，突襲檢查中不穿制服、不戴帽子等。最後是逼死人不償命的時間管理，用戶從下單到接餐幾十分鐘的時間限制裡，包括了餐館接餐做飯和外賣員送餐的全部時間，所以留給外賣員的時間是很少的，專送的外賣員往往會受到同一方向的錯落有致的幾個派單，往往就差了幾分鐘，使得他們不得不每天都上演生死時速，每個外賣員都告訴我們，送外賣不違反交通規則是不可能的。而作為外賣消費主體的城市白領和大學生與外賣員直接對接，這其中因為時間和各種問題產生的矛盾與衝突不計其數，也為這次微博熱搜埋下了伏筆。

四、當我們談論外賣員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

在微博上的這次群體論戰中，我們無法忽視的一點是，那些外賣員們和以往無數的勞動者一樣，再一次在與他們相關的大新聞中失去了自己的聲音，成為舞臺之外的“他者”。作為城市運轉的重要一環，他們是個龐大的群體，我們每天都與他們擦身而過，從他們手中接過食物；他們也是被摺疊的城市隱藏的群體，在地下室和城中村才能有一方棲息之地；他們又是沉默的群體，在勞動保障的缺位和資本步步緊逼之下逃無可逃，只能壓低勞動力的出賣價格換來一份緊張繁忙的工作。

外賣送餐員也是勞動者，和作為外賣消費者的城市白領一樣，他們理應得到勞動法的保護。只是在即時配送這樣一個新興行業裡，在這樣“創新”的用工模式前，沒有一家外賣平臺會良心發現、自願按照僱傭勞動關係來給付報酬。一個個宛如“打工戰士”的外賣小哥，就是在這樣嚴酷的體制下倔強地生存下來，將一份份外賣送到我們手中。不是外賣小哥粗心大意將湯灑出來，而是在嚴格限定的工作時間下，他們難以保證100%的服務質量；不是外賣員和消費者天然存在對立，而是外賣平臺將風險與矛盾轉移到外賣員和消費者之間。等哪一天外賣員不是作為城市的“他者”而是作為有尊嚴的勞動者被接納，哪一天我們和外賣員的身份隔閡被拆除，那時候“該不該說謝謝”就不會成為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了。

美編：太子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