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中國特色”的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
所謂“中南海問策”，其實是領導人“集體學習”後面的討論。“我會向領導人提出不同意見，領導人的反應是記錄下來，不會當面反駁。”
本刊記者/閆肖鋒
本文首發於《中國新聞週刊》總773期
賈康的辦公室在京西一棟大樓裡，被疊床架屋的書籍、文件淹沒著。房間主人就在這中間縱橫馳騁，激揚文字。
賈康的名片上印有學院博導、學會理事及各地政府的顧問、特聘專家等頭銜。他剛從外地趕回，風塵僕僕。兩年前他從財科所所長位置上退下來，反而更忙了。作為一個年屆六旬的人，他思路清晰，邏輯鏈嚴謹，採訪變成了一場酣暢通透的思路分享。
從1985年至今，賈康一直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工作。他曾於2002年受朱鎔基之邀，2004年、2005年受溫家寶之邀，2006年受胡錦濤之邀，進入中南海。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正規的提法是“領導集體學習”。他還是201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
這位中南海的座上客，本質上還是一位求學報國、著書立說的傳統知識分子。他的成長路徑是那代人的典型：下過鄉、當過兵、進過工廠，恢復高考後百裡挑一考上大學，厚積薄發，畢業後走上國家重要崗位，成為國家棟梁，成就了“金77、銀78”現象（1977、1978級兩屆大學生因成才率之高而有此一說）。
他們相信，源自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精神還將繼續，而他們自己並沒被歷史“翻篇”，尚有餘勇可賈。
大部制改革等待下一個窗口期
賈康是傳媒界喜愛的人物，因為經常“放炮”。
“美國蘋果產品的創新，可以在中國引出釋放消費需求的購買熱潮；國內供給品魚龍混雜、質量無法保證的預期，讓中國遊客到日本大量出手購買使家庭衛生設施升級換代的馬桶蓋。”賈康曾對供需錯配因而要加大供給側改革做過以上形象的詮釋。
“領導人講到工匠精神，有些企業也提倡工匠精神，但當前工匠精神遭遇困境，人家西方講的工匠精神是有制度支撐的。”賈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不是中國造不出馬桶蓋，日本的智能馬桶蓋也可以是杭州生產的，問題出在你生產出的高標準馬桶蓋無法衝出魚龍混雜的市場環境的圍剿。好產品會遭遇董明珠所謂的‘行業潛規則’。”
賈康曾與董明珠深入探討過此問題。董明珠說中國的廠商多數都在搞關係，即搞潛規則，明規則放在那兒，但大家都繞著走。賈康歸結說，面對魚龍混雜，好企業出不來，長此以往導致“劣幣逐良幣”。國內消費升級，對智能馬桶蓋有需求，卻只能到有制度保障的別國去尋求優質的供給。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消費者大量海購，是他國制度保障勝出的結果。為此，賈康給出的建議是，國家要在制度層面保障公平競爭，維護講“明規則”企業的利益。中國製造無論在技術工藝水平上還是在研發上，都有了優良的供給能力，但如果沒有制度支撐，這股力量就發揮不出來。
回顧大部委制改革，賈康有些痛心。“中央的意圖很明確，實施大部制和扁平化。但實施過程卻是小步碎走，走走停停，錯過了窗口期。”
賈康上世紀90年代去過韓國。彼時韓國正處於新興國家向現代型國家轉型過程，其中大部制是國家治理改革的關鍵。“比如韓國的財政規劃部，將財政與計劃部門合併，這在中國能想象嗎？PPP模式（指政府和私人間的夥伴式合作關係）這麼好的機會，結果財政部和發改委各自發了兩個指導性意見，能不亂嗎？地方上幾十個局委辦，算上不正規的可以有上百個衙門，都是公權在手，凡事插手，結果都管不好。”
賈康認為，雖然市場在配置資源上起決定性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比如在國土資源的統一規劃、京津冀一體化這樣的重大項目上。“一個重大決策過程，一定是專家提出，然後聽取民眾意見。這過程中一定會有不同意見，最後領導拍板，形成頂層設計。”
在賈康看來，京津冀一體化是被形勢逼出來的。“當年的‘梁陳方案’，過了半個多世紀大家才知道它的高水平。現在北京五環以內改不了了，只有市行政中心遷往通州，這是個變相的‘梁陳方式’。”北京行政中心東移，涉及國土、環保、人口、資金等一系列規劃，涉及眾多部門，沒有一個頂層設計，內部難以自洽。“現在，每個部門都強調自己的權力範圍，一遇爭執就告到總理那裡。總理哪兒有那麼多時間處理你們部門的爭執？好了，你們自己協調吧。結果，就出來兩個部門兩個意見。這讓下面怎麼執行？”
京津冀一體化喊了二十餘年，現在到了非推不可的程度。“這個倒逼出來的方案必須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他一再強調，供給側改革首先是抓制度供給，科技創新是第一生產力，這一點大家在認識上越來越清晰，關鍵在如何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供給側改革，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等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和制度五大元素。前三項的作用都在滑坡，這是符合規律的。新動力源要靠後面兩項，即科技創新和制度變革。中國在制度供給方面仍有較大後發優勢。”賈康說。
上世紀80年代，決策過程是領導命題，智囊調研，形成階段性結論，試點推廣，成功後才變成中央文件。價格雙軌制如此，城市改革如此，國企股份制改革也如此。賈康坦言，現在決策過程要講規矩得多，主要是部門規矩。會不會動了誰的利益？利益可是命根子。
攻堅克難，必須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機遇。賈康希望下一步能動真格，進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實施大部化和扁平化。“先拆廟，再看和尚怎麼分配，怎麼唸經。”
用預算公開倒逼潛規則
賈康認為，預算民主是所有民主的前提，先管住錢袋子，再談其他。
《預算法》已實施十年，開始收到成效，但依然任重道遠。賈康作為財政部智囊，最明瞭其中利害。“國家部委應帶頭，逐級信息公開，包括預算都要掛到網上。尤其是三公消費。海南財政廳的同事就反映，每年冬季，大批北方客到海南，光走VIP通道的就多少人，這方面接待費怎麼公開？”
潛規則因循成習，賈康認為，就是要用預算公開來倒逼，改變潛規則，廢除這類公務接待。關鍵是，這個真格敢不敢動。
不過，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如何讓公務員群體有體面收入、有尊嚴，進而有動力。
“司局級幹部一個月幾千塊錢，上有老下有小，基本的生活尊嚴都難保證。”賈康認為，關鍵是機構改革不到位。機構不精簡，權力不規範，給公務員漲工資，百姓就會有意見。
讓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和灰色收入陽光化，是人大立法層面下一步應觸及的問題。“‘規範灰色收入，打擊黑色收入’，這是人大報告裡原有的，後來有委員反對就不提了。你不提就不存在了嗎？這不是鴕鳥政策嗎？”
此外就是升遷動力。“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麼，不想往上升的官員也不是好官員。不講清這點，大家熱衷於講空話假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來的工作動力？”
在賈康看來，社會各個群體都存在動力問題，其中精英階層的動力是關鍵。
他認為，總體而言，企業家還沒有擺脫被“黑打”的擔憂。“都怕豬肥了挨宰，一有風吹草動拔腿就跑。要密切關注這一段民間投資下滑的態勢。”
既要建言中南海，也要溝通民眾
賈康曾一氣兒在新浪、網易和騰訊上開了三個微博。採訪當天早上，他還發了一條有關公車改革的微博。針對《山西日報》“公車沒了，下鄉不能少”一文，他評論道：按公車改革方案，地方上市區內的“一般公務用車”除一把手之外是沒有了，但城際和“下鄉”仍需以保留的機動車輛派用，或乘公交據實報銷。該文怎麼看都文不對題，邏輯混亂。
他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民粹主義容易抬頭，這時如何溝通各方就是一個重要命題。作為決策研究者和提案者，對公眾發言也同樣重要。
如何對待評論，對名人是個考驗。“批評有道理的我接受。微博的好處，一是獲得最新信息，二是看別人反饋。這是個輿論空間。當然，微信就理性得多，沒人罵街了。”
在給政治局做“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時，“我會對領導人提出不同意見，領導人的反應是記錄下來，不會當面反駁。一次，領導人提出個稅應該留給地方，我說不對，個稅大頭要留中央，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調節公眾福利，才能讓人才自由流動。”
現在看，中國個稅改革的方向與賈康的意見是一致的。
他認為，社保也一樣，應該是社會統籌、無壁壘流動，這樣才能激發積極性，激活生產力。但還是面臨既得利益阻礙。“它養了這麼多人呢！都要吃這一塊。最怕的就是公共權力的部門化、圈子化。”
賈康對於未來中國經濟的預判是，L型不怕，L越長越好。“關鍵不在你定在6.5還是7，而在於你是否打造出中高速增長平臺，在制度改革供給之下，發展科技第一生產力，把負面因素對沖掉，讓產業升級換代，培育出新的動力模式。”
從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位置上退下，賈康對自己的定位是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當然，這個獨立思考要加上“有中國特色的”。
“相對來說，退下來發言的空間更廣闊了。不在職，可以更超脫表達。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建設性。”賈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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