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汗王去世,努爾哈赤的兄弟多鋒人生的轉折點在哪裡

且一人之識何能及眾人之議?以爾等八子為八王,八王共議庶可無失。八王視不拒爾等之言者,繼爾等之父為國主。若不納爾等之言,不遵善道,八王可將所任之汗易換,另擇不拒爾等言語之賢者任之”。“爾等八王共理國政時,若一人有得於心而言,另外七人當會其意而發明之,若己不能會意又不能發明他人之所得,惟緘默無語,當以在下子弟代之為王”。“遇事它往議告眾人而行,毋行未議之事。若聚於爾等八玉所任國主之所,一二人毋聚,當眾人畢集合議治理國事”飛第四"八王合議,設諸申大臣八,尼堪大臣八,蒙古大臣八。其下設諸申理事官八,尼堪理事官八,蒙古理事官八。諸理事宮審理後告於諸大臣,諸大臣議定後呈上八王,所定之罪由八王定奪。八王當退奸惡,進忠直。八王前,設諸申巴克什八,尼堪巴克什八,蒙古巴克什八”,“國主於每月初五,二十日兩次升殿,初一晨起往堂子叩首,向渥轍庫家內神叩拜,爾後國主親向諸叔諸兄叩首畢,始升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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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本人與受己叩首諸叔、諸兄一處同座,受眾人叩拜,“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汗父所定八分所得外,若貪得一物、貪隱一次,當停其一次應得份;若隱二次,停其兩次應得之份:若隱三次,當將其應得之份永革”。多鋒作為旗主之一,此時還是一個無知幼童,就被推上了統治全國的八和碩額真寶座,享有較大的權勢。《滿文老檔記載天命九年元旦的慶賀儀式上,“辰時出御八角殿,大貝勒先叩頭,其次恩格德爾額駒率眾蒙古貝勒叩頭,第三阿敏貝勒,第四莽古爾泰貝勒,第五四貝勒〈皇太極〉,第六阿濟格阿哥,第七多鋒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嶽託阿哥、碩託阿哥。”不滿十歲的多鋒沒有立過任何戰功,就代表兩黃旗,位列四大貝勒之後,單獨叩賀,可見努爾哈赤對他的喜愛。《盛京城闕圖》中,盛京城內離汗王居所最近的三座王府中,以通天街為界,東面兩座分別屬於多爾哀和阿濟格,西面一座屬於多鋒,昭示著他們的母親享有努爾哈赤的專寵,而他們也是努爾哈赤的愛子。在當時子以母貴的條件下,多鋒擁有著比兄阿濟格、多爾表更多的寵愛,政治地位日益提高,雖然沒有實際執掌軍政大權,但是卻對多鋒今後的發展至關重要。天有不測風雲,在多鋒正享受著童年無憂無慮的美好之時,卻要面臨父死母殉的沉重打擊。老汗王的去世,成為多鋒人生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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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母殉葬看清初皇權鬥爭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詣清河溫泉坐湯。十三日大漸,欲還京,逐乘舟順太子?可而下。遣人召後(烏拉納喇氏阿巴亥),迎之於渾河相遇,至艾家堡,離瀋陽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時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八。國政及子孫遺命預有告誠,面終遂不言及。”在生命的最後關頭努爾哈赤沒有召見他的愛子和大臣們宣佈身後事宜,而是大妃阿巴亥陪在了他身邊,如果說努爾哈赤是寵愛阿巴亥的,可以這樣理解,但是他卻要求阿巴亥殉葬,“烏拉國滿泰貝勒女為後,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為國亂,預遺言於諸王,日俠終必令殉之。”面對這樣的決定,起初阿巴亥並不接受"帝遺言告後,後初遲疑未決”但“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的威逼下,不得不從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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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雖殉,努爾哈赤卻給他寵愛的三個兒子留了後路,將生前親統之兩黃旗人丁及財富,分給幼子阿濟格、多爾褒、多鋒,“阿濟格阿哥、多爾褒阿哥、多鋒阿哥皆先帝分給全旗之子”。八月十一日下午未時努爾哈赤死後,至當日夜太祖靈樞至瀋陽宮中的這段時間,諸貝勒將努爾哈赤要求烏拉納喇氏殉葬的消息告訴了大妃,大妃深知已無力迴天,便託付年幼二子,“後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哀謂諸王曰:吾自十二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己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於地下。吾二幼子多兒哄(多爾褻)、多躲(多躲〉,當恩養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於是,後於十二日辛亥辰時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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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阿巴亥曾做出依附、勾引新汗,竊藏財自之事,加之其奸巧機智、善弄權術,為穩定後金政權,恐日後三子強大,與母聯合亂於國政,努爾哈赤只能顧全大局而犧牲個人利益。對於諸貝勒來說,阿巴亥也是最危險的政敵,最大的禍患,逼令其殉葬,既消除了隱患,又使多鋒三兄弟無法反抗,只能老實地聽從四大貝勒的安排和調遣。後金創建,國事日強的同時,努爾哈赤的眾貝勒間權力的較量屢見不鮮,皇權之爭以明爭與暗鬥兩條戰線展開,烏拉納喇氏一度被廢黝,就是首次暗鬥的結果。天命五年三月,皇妃泰察又告土曰:大福晉以酒食與大貝勒者二,大貝勒皆受而食之,以與四貝勒者一,四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晉日必二、三次遣人詣大貝勒家,而大福晉深夜私自出宮,亦己二三次矣,似此跡近非禮,宣察之。’上聞此言,遂命達爾漢侍衛僱爾漢、巴克什額爾德尼、雅孫、蒙噶圖等四人,徹底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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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泰察所告非虛誣。大福晉因上曾言,俊千秋萬歲之後,以大福晉及眾貝勒悉記諸大貝勒,故傾心於大貝勒,日必二、三次遣人詣大貝勒家。每值賜宴會議之際,必豔妝往來大貝勒之側。眾貝勒大臣雖微有所知,亦不過私自腹非,決不敢質直上聞,以觸大福晉、大貝勒之忌也。上聞言,不欲以曖昧事加罪大貝勒,乃假大福晉竊藏金自為詞,遣使查抄。上乃大怒,遂以大福晉罪狀告眾曰:大福晉私藏金白,擅自授受,實屬罪無可迫。惟念所出三子一女,遮失所恃,不免心中悲痛!姑寬其死,遣令大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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