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檀上宽，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京都女子大学教授，专攻中国近世历史，是日本研究中国明清历史的重要专家。
关于本书
本书也是日本讲谈社推出的中国历史系列其中的一本，以域外学者的视角，从构建东亚国际秩序的角度，重新描述中国历史上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明成祖朱棣。本书作者站在东亚甚至整个亚洲历史的高度上，重新看待和评价朱棣的作为，特别是朱棣在对外方面的作为，从而对朱棣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位。
第一部分
明朝初年到永乐早期，虽然又建立起了统一的帝国，但可以说，华夷秩序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这是因为，在之前的元朝，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被异族完全征服的局面，华夷秩序整个颠倒过来了，所谓“夷”成了所谓“华”的统治者。所以说，从明朝建立到永乐初年，华夷秩序处在一种崩塌状态，而不重新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朝的法理性和权威性就是有缺陷的，没法自称“代表天命”，更何况重建华夷秩序也是应对蒙古势力的政治需要。
但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保守的，他提出了“统一华夷”、“君主华夷”等口号，同时在政治上试图通过分封来分化蒙古，又沿着长城一线布防；针对南方倭寇的袭扰则实施了海禁，建立起防卫式的对外原则。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总的指导思想是收缩防御，并不完全奏效，而且这就跟传统的华夷理论相违背了，因为经典的华夷理论，中华需要向周边展示自己的力量、文化与宽宏大量，这样才能达到“四方归之”的理想境界啊，你总收缩起来怎么行呢？所以，朱棣掌权之后重新调整明朝在华夷秩序问题上的战略，也是对他老爸朱元璋这种保守态度的修正。
另外，从个人角度来说，朱棣也迫切地需要通过一些大手笔，来重新完善自己的形象。我们知道，朱棣的上位过程其实是不合法的，他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里抢来皇位，这个过程相当血腥，之后又搞大清洗，最典型的就是方孝孺事件，因为不肯合作，朱棣不单杀了方孝孺全家，还把他很多学生朋友也都杀了，这就是所谓“诛十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皇权残暴的一个顶点了。
但是干完了这些事，朱棣也心虚啊，因为他知道，毕竟写历史的笔是掌握在文人手里啊，他也担心自己死后，在史书里被文人们塑造成一个像桀纣那样的坏蛋典型。所以朱棣大肆篡改历史，直接把建文的年号给抹掉了，把朱允炆叫做“革除君”，连废帝都算不上，还三次组织编纂记录朱元璋生平的《太祖实录》，编他老爸的历史，编到第三版甚至把自己的亲生母亲都给修改了，他明明是庶出，却改成嫡出，说自己是朱元璋的皇后、也就是著名的“马大脚”生的。由此可见，朱棣版的《太祖实录》掺了多少水分。
但光有这些篡改历史的小动作，还是不保险啊，所以朱棣还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人设”，在各个方面建功立业，以此来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比如组织编修《永乐大典》，这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再比如迁都北京，兴建紫禁城，创立内阁制度，完善厂卫系统，这些举措，不论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算好事还是坏事，在当时，确实是帮助朱棣稳固了对内统治。但仅仅是对内还是不够，朱棣以李世民为偶像，因为这二位都是通过政变上台的，但是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帮他洗白了污点，所以朱棣也想沿用李世民的成功路径，像李世民的“天可汗时代”那样，重建一个由他来主导的华夷秩序，所以他也迫切地需要改变朱元璋时代的保守战略，对外有所作为。
第二部分
那朱棣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在对外问题上，朱棣的志向其实已经在他给《永乐大典》写的序言里流露出来了，他说编撰此书的目的是，“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政治、文化、风俗上的大一统，把世界都纳入到这个秩序里来。
另一方面，朱棣后来坚持迁都北京，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子守国门”，并且他一生中多次亲征漠北，号称“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就是说他五次出征，三次都把敌人给扫平了，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从中可见，朱棣对通过武力来保障安全这个战略，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上述这二者结合起来看，就是朱棣在华夷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以及实际动作，我们可以概括为：海上要怀柔，陆上要征伐。下面就分别来详细讲一下。
我们先看朱棣提出的口号：“华夷一家”，可以说这个口号就比朱元璋高明多了，朱元璋提的是“统一华夷”，虽然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说统一，那谁统一谁就是个问题，潜台词当然是华要统一夷——总不能让夷来统一华吧？但人家夷也不傻啊，这个言外之意当然听得出来，当然也就不爱接受。而“华夷一家”回避了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听起来就多了些包容性，而底子则是更强的自信。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朱棣在海陆两方面都做出了大动作，海上的行动，主要是郑和七下西洋，走的是怀柔路线；陆地上则是亲征漠北，走的是强硬路线。一柔一强，目的都是一个，重建“华夷秩序”，做真正的“中华天子”、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是众所周知了。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发生在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比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将近一个世纪，1433年，郑和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去世，安葬在了印度的古里，这个地方，后来西方人把它叫做卡利卡特，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也到了卡利卡特，比郑和最后一次航行还晚了半个多世纪，而当时，当地还流传着郑和的传说，让达·伽马无比震撼。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辐射范围，即使大航海时代很多年以后，西方舰队都难以比拟。第一次出航时，随行士兵就多达27800人，大船62艘，其中最大的“宝船”全长约150米，宽约60米，绝对是那个时代的海上霸主。每次下西洋，郑和舰队都会有地理新发现并延长航线，从东南亚到印度洋、波斯湾、红海沿岸、非洲东海岸，都有郑和舰队的痕迹。由此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为什么拥有海上霸权的明朝，没发展成海权国家？
过去有三个说法：一是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二是为了清缴元末枭雄张士诚在海外的余部，三是为了开拓海上贸易。这三种说法，至少前两种说法是不靠谱的。因为下西洋耗资巨大，而所谓建文帝或是张士诚余部，即便真的存在，也不可能对朱棣的统治构成威胁了，怎么可能为他们而耗费这么高昂的成本呢？至于扩大海上贸易，这个说法也缺乏说服力。
朱元璋时代就确立了“海禁－朝贡”的二元体制，对贸易总体上是排斥的，永乐年间更是全面禁止民间自由贸易。朱棣虽然放宽了海禁，免除了朝贡贸易中所带物资的关税，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禁”。因此，最大的可能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是在尽可能广的地理范围内重新确立朝贡体系，依据儒家的规范，发现并且怀柔尽可能多的“夷狄”。
这与100多年后西方兴起的以寻求财富和贸易霸权为目的的大航海运动，可以说这二者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郑和七下西洋，为的是实现朱棣“四夷来朝”愿望，可以说，至少在永乐年间，朱棣的这个理想实现了。洪武末年，来中华朝贡的国家有减少趋势，到永乐年间，朝贡国激增，《明史》评价朱棣生平这一章里说，“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就是来朝贡的国家有30个，但本书里作者考证说，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多个。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很多国家都是国王跟随船队，亲自来朝见。《明史》称：“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在当时的地理发现条件下，永乐朝称得上是“日不落帝国”了。
海上是广交朋友的怀柔，陆地上则强硬得多。朱棣称帝后，安南（就是越南北部）很快上表请封，但随后屡犯明朝边境。永乐四年十月，朱棣派大兵进攻安南，第二年五月占领安南，永乐把安南的名字改成当年汉武帝时代取的“交趾”，任命汉族官员分管三司，安南在独立了400多年后被重新内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对安南大动干戈，不是因为安南对中国的威胁有多严重，而更多出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朱棣在占领安南后发布的檄文中明确指出，安南国王侵犯明朝边境、还侵犯他国、非法继承安南王位，这些都是超出了外藩的本分。即使如此，在抓住当时的安南国王后，朱棣也没有严惩，而是训诫一通之后就把他给放了。这表明，朱棣更重视的是外藩是否能遵守华夷秩序，而不仅是考虑安南与明朝的恩怨。
出于类似的原因，朱棣对蒙古部更是多次讨伐。永乐年间，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鞑靼部处于分裂状态，还不算是明朝的严重威胁，但永乐六年之后，鞑靼逐渐强大起来，拒绝朝贡。于是，朱棣下令征讨。在明军失败后，朱棣决定亲征蒙古。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先后五次亲征，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多次跨过长城、率军亲征漠北的皇帝。 虽然五次亲征，发生交战的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而且劳民伤财，没有让蒙古对明朝的战略威胁得到彻底解决，但由此也可以反映出朱棣的执念：看得见的异族，就应该进入朝贡体系，否则绝不罢休。带着这样的强烈信念，朱棣年过六旬仍然连续三年带病出征，最终也在征途中死在了今天内蒙古的榆木川。可以称得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了。
以现在的观点看，朱棣屡次征讨蒙古并不明智，效果也不好。朱棣死后，向他朝贡的瓦刺部落就叛变了，并在25年之后搞出了“土木堡之变”，但是，历史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中评判才有意义。从政治的角度讲，在朱棣时代，华夷秩序从崩塌到重建，到被动防守到有能力征讨蒙古，朱棣的成就还是显而易见的。而意外的是，虽然蒙古部落没有被纳入中华内圈，其他儒家文明圈的国家却进入了这一体系，并影响了永乐时代之后500年的东亚国际秩序。这个国家，就是日本，这也是本书作者檀上宽认为的，永乐时代华夷秩序完成的一个标志。
第三部分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永乐时代华夷秩序的成就。
前面我们有说到，永乐年间向明朝纳贡的国家，最多的时候有60多个，数量上是相当可以了，那么质量呢？这本书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含有价值的参考指标，就是日本，与明朝的关系。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总体盘点一下日本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关系。虽然在汉代，日本接受过汉朝册封的“倭奴国王”，但当时的日本还没形成统一的国家，而随着日本的统一，从公元5世纪开始，日本就从中国的册封体制中摆脱了出来。即便在盛唐时期，日本也没有再进入中华朝贡体系，我们都听说过唐代著名的“遣唐使”，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偏差，遣唐使仅仅是外交使节，并不代表日本对中国的臣服。在遣唐使被废止之后，日本就完全脱离了“华夷秩序”，宋元时期，日本与中国仅仅维持着民间贸易和留学生之间的往来，官方层面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明朝开国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突然转向亲近。这也跟日本国内的局势有关，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时代，北朝的实际统治者是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经典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如果你看过可能有印象，那里有一位“将军”，就是足利义满。不过他的历史形象可不像动画片里那样整天玩乐，他非常有作为，结束了日本的南北朝分裂，最终成为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所以他也被看做室町幕府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而在那之前，足利义满为了统一日本，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他打算依附中国，向当时刚当上中国皇帝的朱元璋靠拢。
洪武年间，足利义满两次派使者来中国，谋求恢复日中正式邦交。但朱元璋不认可他，认为日本的主事者应该是南朝的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中国史书把他的名字写成“良怀”），对足利义满的使者爱理不理，而有意思的是，那位怀良亲王对朱元璋也很不买账，答复朱元璋的书信措辞强硬，气得老朱一度发出战争威胁。
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后，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之名，再次联系明朝。他这个署名是很有玄机的，“准三后”是官名，属于那种地位很尊崇但没什么实际职能的虚职；“源”是日本最高贵的姓氏之一，据说是天皇的同宗，源氏也就是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那个“源氏”，而足利家族据说是源氏的后裔；“道义”是足利义满出家时的法名。顺便说一下，日本古代很多人都有过出家的经历，所以会取法名，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日本战国名将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他们名字里的信玄、谦信，就都是法名，而不是本名。可以说，足利义满选择这个署名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自称“源氏”是自高身价，用“准三后”这样的虚职，又避免贸然自称“王”什么的，引起中国方面不快。
建文四年，足利义满按照中国的礼仪，用大礼拜的方式接受了建文帝的册封，被封为“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加入了中华朝贡体系。但是我们知道，建文政权，到建文四年这一年就终止了，所以建文帝的册封并没产生实际效果，足利义满不得不重新寻求建文的替代者——永乐政权的承认。永乐二年，朱棣高兴地再次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与足利义满正式结成君臣关系。此后，足利义满年年派使者朝贡，还应明朝的要求抓捕并引渡倭寇。永乐四年，朱棣把日本的阿苏山封为“寿安镇国之山”并亲自作了碑文。这意味着，承认日本蛮夷之地的山川等同于中华山川，在当时是极大的奖赏。相应的，让日本以属国身份进入中华朝贡体系，这是当年忽必烈动用军队、朱元璋发出战争威胁，都没能做到的，这个成就也标志着永乐时代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达到顶峰。
日本进入中华朝贡体系，不止是在朱棣与足利义满这一代人，事实上，除了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之外，其他几任将军都基本延续了足利义满的外交政策，虽然日本学界不少人批评足利义满执行的是屈辱外交政策，但是这一史实却改变不了。
除了日本，朝鲜和当时的东南亚各国出于自身权力稳定和贸易利益的诉求，也纷纷要么主动要么被迫地加入了中华朝贡体制。这样一来，在永乐年间，以中华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达到了巅峰时刻。
第四部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朱棣时代建立的华夷秩序，对后世的影响。
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当然不符合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它代表了永乐年间东亚政治一体化的潮流，并且影响深远。一方面，从永乐朝开始，形成了真正的儒家文化圈，汉字、中医、卜算等等，在圈内得到广泛交流应用；另一方面，东北亚、东南亚普遍走了中国式的近代化之路。比如，清朝统治者以中华文化圈的新代言人自居，明朝确立的政治制度，除了厂卫制之外，在清朝都被传承了下来，包括明朝对外的“海禁－朝贡”二元体制。
作者还有一个比较新颖的论断，他说，明清时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安南等，也实施过“海禁”，这是受中国政策的影响，甚至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也和明清的海禁极其相近，中国的海禁政策影响了东亚各国的对外政策，具体表现为：对外贸易受国家控制，并且和政治挂钩，同时，对待外洋的态度以警惕和排斥为主，这就跟西欧那种以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拓为指导精神的近代化，完全路径相反，这就是作者所谓的“中国式的近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永乐皇帝朱棣确立的东亚国际秩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东亚地缘政治。所以作者说，“至今，永乐帝仍具有现代意义，他在邀请我们来到明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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