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央調查部，一個編制已經不存在的中央部門。也是讓各國情報部門，情報史專家們難以琢磨，又無比感興趣的一箇中國神秘部門。甚至於對相當多的中國人而言，它也是一個陌生的單位，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說曾經存在過這樣的中央機構。
有些好事的文字說其上世紀40年代末中共在籌備執政時就已經組建，這是個錯誤認識。它的主要負責人和部門主管很多都來自原中社部；從承襲的角度來說，主要還是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聯絡部等。當然，新中國所有的情報、偵查、反諜部門的母體，無一例外來自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務工作委員會（下屬最赫赫有名的便是至今在江湖上仍有傳說的‘中央特科’）。以及延安時期的‘七里鋪’‘棗園班’等幾個培訓班出來的骨幹。
過渡期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社會工作部因適應形勢需要而撤銷。中共的政治、軍事部門的情報機構則根據相應的形勢要求，從奪取政權，轉化為管理國家，治理社會，與外邦交的職能。有了中聯部，統戰部等。而中調部則很晚，成立於1955年。
中央調查在中共黨史上，早在延安時期，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機構部門，中央調查局。其最高領導人由毛澤東本人兼任。
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8月1日，該決定和《中央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正式公佈。此後，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調查研究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有6年時間，由於國內局部戰爭和境外抗美援朝戰爭還在繼續，加上肅匪，肅特，大量的情報、偵查，反諜事務與軍事相連。加之中共奮鬥二十多年，都是以軍事鬥爭為主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已經成為一種傳統思維。因此無論是軍事情報部門還是政府的情報部門，都由部隊系統來執掌，即中央軍委聯絡部。這段時期依然由中共秘密戰線的創始人政務院（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直接負責。從他開始創辦中共秘密戰線伊始就堅持在所有形式的情報（人力情報、技術情報、戰術情報、戰略情報、經濟情報）工作中投入較大資源。他認為，只要階級鬥爭存在一天，情報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在1950年4月1日，在新中國匪患嚴重、國際環境封鎖，東南一隅尚在蔣介石軍隊控制之下的鬥爭環境下，周恩來再度告知：“要戰勝敵人，非有情報工作不可。”
在周恩來傑出的領導和指揮下，建國後6年裡中國的情報機構經歷了很大變化，而這種變化都及時針對了當時複雜多變的環境。當然，這不是盡善盡美的。上個世紀70年代，英國一位著名記者兼學者分析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所帶來的重大影響時認為，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戰爭）“迫使共產黨加速建設中國的秘密情報隊伍。通常情況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壓縮到2至3年裡匆匆完成，所以，在組織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錯誤”。同樣，由於中共和前共產國際，和前蘇共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更由於在中共執政後採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前蘇聯情報機構也在新中國的情報機構如何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根據解密後的前蘇聯檔案，以及俄羅斯情報史專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魯和瓦西里·米特羅欽所說，二戰結束後冷戰開始的幾年裡，前蘇聯的對外情報機構處於“混亂”狀態。當時正是情報委員會時期，情報委員會曾試圖把蘇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和蘇聯軍事情報局（格魯烏）合併，但最後因為內部權力爭鬥，最終失敗，1952年，情報委員會領導人阿巴庫莫夫在政治鬥爭中失勢，情報委員會隨之解散。而來中國幫助的來自莫斯科情報委員會的蘇聯顧問們（名義上歸蘇聯大使館節制，實際上直屬莫斯科）積極參與幫助中國建立情報機構，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來自莫斯科的混亂的指示和建議。可以分析，這段時間內他們給中國提出的工作建議現在看來可能也是“朝三暮四”的。
前蘇聯情報機構總部盧比揚卡廣場
1949年，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周恩來於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彙報會議，商討情報、公安兩個部門的組建等問題。7月11日，周恩來同意中共華北局提出的建議，將華北局社會部併入中央社會部。後來的結果表明，這是撤銷當時已有的最高機構的開始，因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8月9日在給各解放區中央局及分局的電報中指出：“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設我們的保衛與情報工作，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另成立情報、公安兩部（中央政府成立時，為政府的情報、公安兩部）。”這項計劃只實施了一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後，中央社會部的保衛工作確實移交了，但列入計劃的情報部卻沒有成立，建國一年後成立了總情報部。
1949年10月11日，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在政府的職務是外交部副部長。此前，他一直是中共情報系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49年後，中央軍委在各地成立了“開展國際情報工作的專門機構”。李克農直接向周恩來彙報工作，擔任李克農助手的是羅青長。1955年中調部成立後，羅青長擔任秘書長，1983年從中調部最後一任部長位置上退休。他與周恩關係相當密切，曾是周恩來去世前見的最後一人，據說對他耳語了遺言，但至今人們無法知道是什麼，也永遠也不會知道了。在1954年兼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負責情報工作。
現有的資料中無法提供1949至1950年冬天這段機構調整期，後來的調查部和此時軍委的情報部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歷史研究者可以根據現有資料確定軍委情報部何時成立，誰是領導人，但對於調查部，現有資料都語焉不詳。可窺的是官方有關羅青長職務履歷表，有一個時期，羅青長同時擔任軍委的情報部一局局長和聯絡部一局局長，這兩個單位可能是兩塊牌子一批人馬，或者說聯署辦公的。1950年底擔任聯絡部高層領導職務的人員中有後來任中調部主要領導的鄒大鵬、馬次青和馮鉉。
羅青長
1950年是中國高層情報官員繼往開來的一年。李克農曾組織撰寫中共情報活動的（不公開的）官方歷史，這樣做的目的是“促進新中國情報工作的政治和業務發展”。而其同事則對中央社會部的政策和業務構架進行評審，使之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下，向國外派遣情報人員是需要解決的眾多敏感問題中的一個。它已經不單純是由一個革命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派遣，從事實和法理上是由中國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開的情報工作會議對國家最初的一些情報政策達成了一致意見。會前，在1月底召開的第4次東北公安工作會議上，對於大力開展境外情報工作指出：“必須建立反姦情報派遣工作。因此東北公安部、遼東、遼西省廳、瀋陽、旅大公安局，應物色具有派遣條件的我之幹部或可靠關係，以及個別向我秘密自首並能掌握而有適於派遣的黨特分子，加以秘密訓練，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務：主要是以設法打入蔣、美、英、朝、日本特務機關內部，偵察其敵特活動情況、陰謀計劃和向我區派遣人員的線索等情報。但這種派遣，必須精幹隱蔽，長期打算，單線領導，不要濫竽充數，不準發展關係。但對其中利用分子，應時刻警惕，防範敵人的反間陰謀。”
建國初期情報工作（特別是國外情報工作）的總體政策
1950年4月1日，周恩來指出，情報工作要從單純的軍事情報向軍事和政治情報轉變，還需要增加經濟情報，科技情報還沒有搞，要開闢國外的情報工作。情報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輸出革命，完全是為了主動防禦。10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與副部長羅奇清和政保局局長陳龍談話時指出：“中國進行國外情報工作的原則和帝國主義分子不同，我們的目的是瞭解敵人針對我方的陰謀。我們的目的是防禦，是積極防禦。只有瞭解對方，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後，周恩來等人設想的情報工作就總體而言仍處於初始階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各地情報部門業務幹部量少質差，主動不夠，尚影響工作開展。”李克農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進。這些最終促成了1955年中調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軍事情報、技術情報和政治情報正式劃歸新設立的機構，總情報部負責，由李克農任部長，直屬中共中央而不是由總參謀部管轄。這種組織形式有助於橫向協調，但對於提高獲得情報的能力幫助不大。僅僅到了1953年1月29日，總情報部撤銷，李克農兼任了總參副總參謀長，並繼續分管聯絡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臟病，此時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離崗治療。由於1954年中共中央對各直屬機關的“預算外資金”進行規範管理，這年春，誰給聯絡部提供經費出現了爭論，最後這個問題通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部長鄧典桃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磋商得以解決。1954年秋，機構改革的時機成熟了。
中調部成立
2001年，《楊尚昆日記》出版之前，國外情報機構及境內外學術界對於中調部成立的確切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它的成立時間和成立經過，漢學家和情報史專家們只能猜測。楊尚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4年中一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了他日記中提供的信息，終於可以勾勒出一個大概的時間輪廓。
1955年2月23日，聯絡部的羅青長、鄒大鵬和馬次青拜訪楊尚昆，毛誠陪同前往，商談聯絡部的“歸宿”問題，他們表示願意回到黨的系統中來，稱這是“群眾的一種情緒”。28日，楊尚昆找到李克農，和他談聯絡部（在日記中稱之為“政情部”）歸屬單位的問題。李克農的意見是放在黨的組織內為好，可成立一個部，名稱可以叫做調查研究部。周恩來傾向於讓李克農兼任這個新部的負責人，以便統一管理，並且要經書記處討論後再決定。3月4日，在周恩來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會議，出席者有周恩來、楊尚昆、粟裕、李克農、羅青長等。會議決定把聯絡部中的軍事情報單位劃歸中央軍委，在黨內成立一個調查部，仍由李克農兼任部長，由周恩來當晚提交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准。晚上8點在劉少奇的辦公室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討論持續到3月5日凌晨1點30分，中央書記處批准了周恩來起草的文件並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什麼時候批准這份文件現在還不得而知。
現在有三個時間節點。
1.1955年4月8日，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調查部”。
2.一份資料中稱：“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把原屬總參謀部的聯絡部歸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起名為‘中央調查部’。”
3.李克農的兒子稱：“1955年7月，總參聯絡部調整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由我父親兼任部長。”
中調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農與楊尚昆聯繫，重大事情則要請示鄧小平。《楊尚昆日記》中1956至1958年的記錄不太完整，從1959年開始，《楊尚昆日記》中記載了楊尚昆和孔原頻繁定期會面的記載。1962年11月，即李克農去世9個月後，孔原正式接任中調部部長。
關於中調部組織結構的情況今天依舊所知甚少，只是含糊的知道有一個秘書處，下屬幾個局。從新華社發佈的肖赤的訃告中我們知道中調部曾經有一個管理局，肖赤曾經擔任局長。除了數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調部還有一個對臺辦公室，這一點在楊蔭東的簡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對臺工作組和對臺辦公室，“對臺辦設在中央調查部，主任由周總理辦公室主任兼，楊蔭東負責具體工作。”
中調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設或非常設機構。例如，1955年8月，中共廣東省和雲南省委員會根據中央的決定分別建立了調查部，它既隸屬於省委又隸屬於中調部。廣東省調查部“文革”期間及以後一直存在。中共雲南省委調查部負責對外調查，但於1957年6月被撤銷。中共上海市委調查部1955年6月成立。山東省調查部1978年12月成立，當時它的編制是48名幹部，由4個處室組成。只有河南省從來沒有成立過調查部。
中調部的情報直接呈送給中國共產黨、政府和軍隊的決策者。《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曾提到毛澤東閱讀中調部1965年7月30日編印的第872號《調查通報》，即關於一位臺灣人士談李宗仁回國的問題。決策者有時也會有選擇地把一些情報擴大閱讀範圍，不過仍限於高層。1958年11月4日美國議會選舉剛剛結束（這次選舉中，共和黨失去很多席位），毛澤東便批示把中調部對美國議會選舉及其結果的分析在八屆六中全會印發。這次全會由毛澤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16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毛澤東給中調部的分析加了一個標題《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 ，他還加了個人評語，稱這個分析“很有意思”。
新成立的中調部，成為共和國最鋒利的“暗劍與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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