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薪火相傳
Passing the flame
多年前，某茶館裡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年輕人對同伴說：“愛因斯坦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嗎？”
同伴回答：“我看了，你覺得怎麼樣？”
年輕人搖搖頭，很不屑地說：
“毫無創新，可能是老糊塗了吧！”
敢公然“碰瓷”舉世聞名的科學家？這樣的對話現在聽來都顯得有些“大逆不道”，但當時周圍人依然喝茶談天，並沒有覺得特別過分。
後來這兩位年輕人一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位成為了後來的中科院院士，他們一個叫楊振寧，一個叫黃昆。
那時候他們都還青春年少，正在唸同一所大學，和千百名校友一樣平平無奇。
1999年，中國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其中8位出自這所大學。
這所僅僅在昆明存在了8年零8個月的大學，畢業生不過3343人，卻培養出了2名諾貝爾獎得主、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100多名人文大師、174名兩院院士。
今天在北大校園仍有這樣一塊石碑，上書：“西山蒼蒼，南國蕩蕩，聯合雋彥，大學泱泱”。開頭的四個字合起來正是“西南聯大”。
戰亂年代山河破碎，青年學子勵志報國。這就是由三所頂級學府臨時合併而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南開大學更在轟炸中淪為廢墟，偌大的華北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對於很多人來說，讀書聲在，國家就在，一切就還有希望。
為避戰亂，清華、北大、南開三所當時國內頂尖學府決定聯合南遷，帶領中華學子冒著烽火硝煙，追求知識、追求真理。
女生們和一部分病弱的男生走鐵路，時任文學系教授的學者聞一多則帶著一個200多人的隊伍步行遷移。
出發前他去了趟武昌老家探親，老友勸他留在武漢教育部任職，被他婉拒：“我們學校太困難了……”
臨走時他把兩個孩子叫醒，含淚對他們說：我走了啊，咱們將來雲南再見吧。
1938年2月，師生們離開湘江之畔，開始了三千里徒步西南之旅。
他們風餐露宿，沿途欣賞祖國的大好河山，走累了就地休息，寫生作畫，一路觀察民情，體驗風土，採集標本，鍛鍊體魄，把遷移本身也變成了一次可貴的教育。
南開大學被炸燬時，翻譯家楊苡才剛高中畢業。那時她們將一柄旗杆作為畢業紀念品送給了母校，沒想到轉眼就掛上了日本的太陽旗。
臨走前她對老師說：
等學校掛上了我們中國的棋子，我們就會回來了。
他們坐著存放行李的悶罐車，一路取道香港，經越南海防，坐火車去昆明。
進入雲南邊界，學生們慷慨激昂地站起來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唱到《松花江上》又熱淚盈眶：“我們終於回到祖國的土地了……”
聯大剛建校的時候除了人什麼都沒有，師生們或借或租，過了一段時間才有了臨時住地。
後來在西門外一塊荒蕪的墳地，修建起茅草頂房屋，用作教室宿舍和辦公室。
校舍狹小，擁擠，又髒亂，很多教授沒地方住，只能租借居民的院子，住在屯糧的穀倉，地縫特別大，一掃地灰塵就像下雨。
教室是最簡單的鐵板房，乾打壘的牆，木格的方窗子，沒有玻璃，只能糊一層雲南當地的竹紙。
昆明潮溼多雨，一下雨房頂上就叮噹叮噹的響，有時候能蓋過先生講書的聲音，電影《無問西東》裡“靜坐聽雨”的橋段也確有其事。
學生宿舍是茅草房，一間住四十人，空間很窄，沒有燈，經常有學生就著窗外月光夜讀。
食堂供應的飯菜被戲稱作“八寶飯”：紅米，稗子、穀子、麩皮、石頭子，運氣好的還能挑出幾顆老鼠屎。
就這樣的伙食，男生們也還吃不飽，發明了飛碟搶飯的“絕活”，儘量能多吃半碗。
女生們搶不過男生，就只能吃胡蘿蔔當零食，校園裡經常看到少女們一邊談論西方詩集，一邊大啃胡蘿蔔。
食不果腹，日常用度更是捉襟見肘，那時候校園裡流行穿藍布長衫，不是為了洋氣，而是方便“遮醜”，很多人連件完整的襯衫都沒有，只能露一個假領。
即便如此，樂觀豁達的學生們還是不忘幽自己一默。
很多人的鞋子早已磨破，腳指頭是空的，腳跟也是破的，叫做“空前絕後”；等鞋底也踏破了，就成了“腳踏實地”。
現在回憶起那時候的“梗”，白髮蒼蒼的老校友們還是覺得辛酸又好笑。
當時著名學者林語堂來昆明演講，親眼目睹了聯大師生的現狀，不禁感慨：
“聯大在物質上不得了，在精神上那可是了不得！”的確，據1941年的統計數據，西南聯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和副教授，156位有留學經歷。
留洋歸國的博士不勝枚舉，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搭起了與世界學術接軌的橋樑，為國家保留了知識的火種。
時任聯大校長的梅貽琦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是說一個好大學的關鍵，是有好教授。
人人皆知西南聯大大師雲集，很多現在聽來如雷貫耳的名字，那時不過是校舍裡的尋常師生。
聞一多、陳寅恪、湯用彤、馮友蘭、沈從文、錢鍾書、吳晗、錢穆、費孝通、吳大猷……無一不是著作等身，青史留名。
枕著炮火聽課，師生們摸清了敵人轟炸的套路，第一天炮彈落下來，第二天照舊開課。
教授們有的露宿了一夜後仍舊返校講書，同學們在課後回去找壓在廢墟下的文具物件；
聯大各部職員在露天積土的房子裡辦公，未曾因為轟炸而停止過一日。
化學系做實驗沒有儀器，就用做飯的炭爐子加熱；
氣象學連最基礎的溫度計風向儀都沒有，師生們想出一個辦法，用手沾水，哪裡感到涼就是風來的方向。
“那個時候就是想實業報國，落後才會捱打嘛，就因為我們造不出炮，造不出艦。”心裡憋著一腔報國熱血，聯大師生們硬是在沒有條件裡創造了條件。
他們堅信，炮火炸得毀教學樓，炸不毀中華三千年來的文化種子。
聯大向來以平等自由的學風聞名，教授們雖稱先生，但實則平等，絕對不搞一言堂。
梅校長常說
:“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每年一開學，教務處的牆面都貼滿課程表，學生們可以自由選擇想聽的課程，教授們也可以選擇自己想講的內容。
有時候一名教授在上面講，另一名教授旁聽，遇到有不同意見甚至會站起來當堂辯論，金句頻出，堪稱神仙打架。
最有名的是中文系教授聞一多，開了十幾門課，最叫座的是古代神話，連講帶演生動有趣，引得理學院工學院的“宅男”們跨越大半個昆明城來聽講。
至今校友們還忘不了總是戴著貝雷帽的金嶽霖，每天趿拉著鞋子，紐扣上下錯的曾昭倫，從來不帶講稿，板書又寫得漂亮，“可是講起課來那真的是非常好”。
最有趣，最可愛的是吳宓，講課幽默，總逗得大家大笑。
還有衣冠楚楚的陳岱孫，嚴肅得沒有一句廢話，把他的話錄下來就是一部現成的著作。
那時候的聯大名流薈萃，連沈從文這樣的文學大家，都顯得有些“德不配位”。
研究莊子的國學教授劉文典，就很是不待見沈從文。
他曾公開diss沈從文：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沈從文該拿4塊錢。可我不會給他4毛錢！
一次空襲警報拉響，他看到急急而奔的沈從文，不禁破口大罵：
“我跑是為了保存國學經典，學生們跑是為了保留希望，可是該死的，你跑什麼跑？”
但聯大最獨特的魅力就在於兼收幷蓄，百家之言都能有一席之地。無論如何，依然不妨礙沈從文成為最受學生愛戴的教授之一。
每次上課他都會把批改後的習作和特意尋來的課外資料發還給學生，有些書籍找不到，他就自己用筷子頭大小的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捲成卷兒發給學生。
當時聲望最高的兩位教授，朱自清和沈從文，所有國文系教授一年級都開兩個禮拜課，詩詞歌賦，古今中外無所不包。
90高齡的翻譯家許淵衝至今回憶起仍感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國文課。
在聯大，學子們的生活雖然清苦，卻也自在。鄧稼先和楊振寧經常在東牆根底下的大樹下念古詩，一個背書，一個拿著書對照；
汪曾祺和同鄉常常溜出去泡茶館，拿著練習本和筆，點一壺茶兩個餅，蹭著地兒看一天書，到燈火闌珊才夾著書本回校。
天氣好的時候學生們結伴躺在校園裡的草坪上，一邊回想走過的迢迢長路，一邊感慨這壯闊的時代，有時會生出一些天降大任的驕傲。
他們吹著硝煙味的風，暫時忘記了無家可歸的落寞，忘記了粗茶淡飯的艱苦，忘記了種種不幸，天不怕地不怕得想著自強報國。
聯大的自由幾乎沒有邊際，只要能完成課業。他們參加了很多社團，合唱團，話劇社，社科研究會，那是一段真正激情燃燒的歲月。
當然，聯大的歷史上也有揭不過去的血淚篇章。
抗戰的號角吹過象牙塔，越來越多的學子心繫國家，投筆從戎，無論大後方還是淪陷區，貧寒學子還是富家子弟，大家想的只有抗戰要勝利，國家要富強。
在西南聯大舊址有一塊學生從軍紀念碑，這塊面積不足三平方米的石碑上鐫刻著832個名字，背後是832個年輕鮮活的生命。
加上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抗戰期間聯大從軍人數超過一千人，是參軍人數最多的大學。
他們有的在軍中擔任翻譯，有的參加了中國遠征軍和空軍。在1942年至1945年間，為了保證空中運輸線“駝峰”航線的暢通，1500名中美健兒一飛沖天，再也沒有回家。
聯大校歌《滿江紅》的勉詞裡寫：西山蒼蒼，滇水茫茫。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
“你說那個時代圖什麼？勤奮，很勤奮，勤奮的目的只有一個，救國。”
就像校歌裡唱的，“中興業，須人傑”，“我就是想做一個人傑。”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舉行最後一次常委會，梅貽琦宣佈聯大結束，三所大學各自復員，像光明頂一場武林大會之後又風流雲散。
2018年是西南聯大建校80週年，央視推出的紀錄片《西南聯大》一上線就獲得了9.3的高分。
當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年輕人有的離我們遠去，有的已是耄耋之年垂垂老矣，但那些星垂平野、月湧江流的浩蕩與壯闊不該被忘記。
為往聖繼絕學，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正的大學，才能讓中華文脈不斷。
參考素材：
央視紀錄片《西南聯大》
鳳凰網《西南聯大》
槽值《央視又出9.3分神作，讀書才是門檻最低的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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