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雙方回顧了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對當前局勢進行了深入探討。習近平主席指出基辛格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中美關係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基辛格博士也表示美中合作對世界和平與繁榮至關重要，希望美中雙方更好地相互理解，加強戰略溝通，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
實際上，這不是習近平主席第一次接見基辛格博士了，自習近平主席2013年出任國家主席以來，他分別於2013年、2015年、2016年多次接見基辛格博士。而基辛格更令人驚奇的成就在於他在中美“破冰之旅”中的突出貢獻以及他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歷代中國領導人的交往，可以說他是中國不斷髮展、富強的一位見證者。
自基辛格博士1971年秘密訪華以來，他幾十次往返於太平洋兩岸，訪華的具體數字已經很難統計清楚，有說80多次，也有說數百次的，具體次數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我國五位領導人都有過多次接觸，對於中美關係的推進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
中國讀者大多對基辛格有一種特殊的心理，主要緣於他是中美“破冰之旅”的先行者之一，是“阿波羅計劃”中率先踏上神秘的中國大陸的美國政府高官。基辛格因成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推動者而載入史冊。
中美建交的歷史締造者
毫無疑問，基辛格博士對於中美關係最重大的貢獻在於
他促成了尼克松總統的訪華，以及中美正式建交。實際上，中美兩國在冷戰期間撇開意識形態差距、打開外交通道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的，而基辛格博士在那段期間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率先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晤進行籌備工作。其實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中美之間並非沒有接觸。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期間，中美外交官在外交場合接觸了不下十餘次。只是限於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會談不可能取得建設性的成果。
說來好笑，雖然當時中美兩國都有心展開對話，但是由於雙方多年來摩擦不斷，因此都心有顧慮，雙方都刻意不給人一種公開邁出第一步的印象——美國這麼做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平臺可把總體的戰略轉化為正式立場；中國這麼做則是因為它不願在威脅面前示弱。
雙方你來我往，見招拆招，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外交是政治的延續，而任何一個外交活動都有可能造成國內政治和同盟關係的變動，因此，中美雙方通過中間渠道（羅馬尼亞、巴基斯坦）對討論的議題、地點等進行了慎重的交涉，著名的“乒乓外交”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
基辛格1972年與周恩來總理的首次會晤
在為尼克松總統正式訪華前的磋商中，基辛格博士與周恩來總理進行了大量的接觸，雙方秉著維護國家利益、減少爭端、增進理解的態度討論了大量的議題，這次密訪的特殊之處在於，由於兩國20年來沒有接觸，沒有什麼小事情需要先處理，只有兩個例外。這兩個問題雙方都知道短期內是不可能解決的，一個是臺灣問題，另一個就是
越南問題。最終，中美雙方決定“把解決中南半島問題作為美軍撤出臺灣的條件”，但雙方都沒有為兩個問題的解決立即做出承諾，或者給對方施加太大壓力，因此這兩個問題實際被暫時擱置了，因而掃清了尼克松訪華的障礙。
借用基辛格博士的回憶來為這次歷史事件寫下一個結語：
“7月11日星期天下午離京前，我們終於完成了尼克松總統訪華聲明草案。周恩來說，我們的聲明會震撼世界。我們代表團在回程途中，心裡為數小時之後就要震撼世界而暗暗激動。然後，7月15日，在洛杉磯和北京兩地同時將那次秘密之旅和總統受邀訪華的消息宣告於世。”
基辛格回憶說：當時，任何一位到訪中國的外國政要，都以受到毛主席接見為最高禮遇，可他卻避之不及。談及原因，他說：
“因為我很清楚，尼克松總統希望成為第一位見到毛澤東的美國官員。儘管訪問中，我知道中方的態度是，如果我提出要求，毛澤東將會見我，如果我不主動提，毛澤東就不見我。但考慮到一旦見了毛，我回美國後會讓尼克松不悅甚至動怒，我還是按捺住了見毛澤東的強烈願望。”
尼克松總統訪華
雖然首次訪華沒有見到毛澤東，可1972年至1975年間，基辛格跟毛澤東有5次見面。
基辛格在《論中國》中寫到，1972年初次見毛澤東時：
“我們被直接帶到了毛澤東的書房。這個不大的房間三面牆是書架，書架上擺滿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書。屋子的一角擺了一張簡單的木床。毛澤東從一組圍成半圓的沙發中間站起身來，一個助手陪在他身邊以防需要扶持。我們後來才知道幾周前他因心臟和肺部患病而導致身體虛弱且行動困難。克服了行動不便之後，毛澤東展現了非凡的意志力和決斷力。他用雙手握住尼克松的雙手，露出了非常親切的微笑。”
1973年11月12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基辛格。基辛格眼中的毛澤東“極富智慧”。
基辛格和他的理想主義
基辛格是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強國後出現的世界級的戰略家和思想。也是美國曆史上富有爭議的人物，基辛格其人、其思想一直飽受爭議，很多人認為他是一個務實的外交家，有著遠見卓識——在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年代，力主緩和與中國的關係、開創了中美外交新時代。
也不乏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受俾斯麥思想影響的有著權力政治靈魂的好戰分子——基辛格在全球範圍的知名度甚至與美國總統不相上下，因此很多時候，他受到的指責與誹謗不比美國總統少。這大概緣於他獨特的思想歷程和他人生的豐富、複雜。
意大利記者奧裡婭娜·法拉奇曾寫道：
這是一個大名人、大要人、大福之人，他被稱作超人、超級明星、超級德國佬。看似有矛盾的盟國他能撮合到一起，看似無法簽署的協議他能簽下來，他能讓全世界屏住呼吸、安安靜靜，就好像所有國家都是他在哈佛教的學生。此君令人難以置信、不可捉摸、無法忍受，他可以隨時面見毛澤東，隨時造訪克里姆林宮，只要他認為有必要，甚至可以深夜叫醒美國總統併到總統的臥室彙報。這個人怪里怪氣，戴一副角質邊框眼鏡，詹姆斯·邦德往他身邊一站立馬會顯得索然無味。邦德會開槍，會格鬥，會從飛馳的汽車上一躍而下，他一樣都不會，但是他會建議開戰，會促成停戰，自詡能改變世界命運，他也的確改變了世界命運。
基辛格確實有這樣改變世界命運的能力和與之匹配的政績和地位。
1969年1月20日到1975年11月3日，基辛格擔任過兩屆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先是在尼克松手下，水門事件尼克松下臺後，到了福特手下。
1973年9月22日至1977年1月20日，基辛格出任國務卿—以非美裔身份擔任美國國務卿的第一人，行政權僅次於總統、副總統。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不僅限於這幾年。
1969年以前，他就被委以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的顧問和非官方特使的重任。
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基辛格任中美洲國家兩黨委員會主席。
1984年至1990年，基辛格任總統國外情報諮詢委員會委員。
此外，他還是綜合長期戰略委員會委員（1986—1988年）和國防政策委員會委員（2001年至今）。
1973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授予基辛格和黎德壽二人諾貝爾和平獎，褒揚他們堅持談判，促成《巴黎和平協約》的簽署。4年後，基辛格獲得總統自由勳章，1986年又獲自由勳章。1995年他獲封具有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的英國榮譽騎士指揮官。
在1972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最受崇拜的人索引”中他排名第四，1973年躍居第一。1973年5月，78%的美國人能認出基辛格，而一般只有總統、總統候選人、大牌體育明星和影視明星能擁有這種知名度。到1974年年中，根據哈里斯調查中心的常規調查結果，他的支持率已達85%，著實驚人。
基辛格和尼克松總統
基辛格的政治履歷看上去十分傲人，但他的人生並不是一帆風順。實際上，他幼年曆經磨難，輾轉異國他鄉，並在戰火中入伍，親眼見證了戰爭的殘酷。
他1923年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的猶太家庭中。1938年，為了逃避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迫害舉家移居到紐約市。1943年，20歲的他應徵加入陸軍，加入美軍第84步兵師，後在第970反情報軍團擔任德語翻譯，以諜報部隊士官的身份被派遣到歐洲戰場，所屬戰略情報局。這也為越南戰爭時期他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自設諜報委員會埋下伏筆。
二戰期間，士兵基辛格（右一）跟戰友、德國兒童在一起
基辛格在軍隊中的導師弗裡茨·克雷默曾這樣描述愛徒，說他“是歷史的知音。這種本領再聰明也學不來。它是上帝的禮物”。同基辛格一樣，弗裡茨·克雷默也是一位從納粹魔爪下逃脫的難民，他是基辛格歷史和哲學教育的啟蒙導師。他鼓勵基辛格思考歷史，並在二戰結束後基辛格申請哈佛大學時為他出具了熱情洋溢的推薦信。
基辛格在1946年回國復員後，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在1950年以一等榮譽取得政治學學士學位。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歷史的真義——關於施本格勒、託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耗時3個月，長達388頁，而且這還是刪節版。直到今天，這篇論文在哈佛大學依舊常常被人提起，因為論文篇幅過長，學校還為此制定了“基辛格規則”。這條規則限定在撰寫本科畢業論文時，長度不得超過基辛格論文長度的1/3，即篇幅不能超過140頁。之後，他分別於1952年及1954年獲得哈佛大學的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
基辛格在哈佛師從威廉·楊德爾·艾略特，他的這位導師是有名的美國曆史學家，曾為六任美國總統擔任過政治和歷史問題的顧問。在老師的關照和學院的有利條件下，他多次出席戰後對國際形勢的研討會，
積攢起了進入華盛頓從政的人脈。他的哈佛同事約翰·斯托辛格回憶兩人讀研究生第一年見面時的情景：
“他很強勢，說歷史永遠都重要。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話宣稱，現在雖然不會完完全全地重複過去，但必定與過去相似。因此，未來也必定如此……當務之急……我們應該研究歷史，才能明白國家興衰、人類成敗的原因何在。”
這個主題之後伴隨了基辛格的一生。基辛格與那一代其他大多數歷史研究者唯一的不同在於，他敬畏歷史勝過敬畏理論，或者說，基辛格外交政策理論包含這樣一個特別的認知，即國家和國家政要是根據自身對歷史的理解而採取行動的，舍此你便無法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
如果說克雷默和艾略特分別是基辛格在軍隊中參軍和在哈佛大學求學中的貴人，那麼洛克菲勒便是他在政界初露頭角的伯樂。從哈佛畢業後，基辛格選擇了從政，成為當時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的顧問。
1968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在那一年的黨內總統提名中，洛克菲勒是提名人之一，而基辛格作為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顧問，則一心希望洛克菲勒能夠擔任美國總統。不過，卻事與願違。1968年11月，尼克松成為第46屆美國總統，而洛克菲勒則無緣此次大選。
基辛格曾這樣評價過洛克菲勒：
“在我所認識的社會名流中，他對思想意識的力量具有最絕對的、幾乎是令人感動的信心。他花了極大的力量去尋求什麼是應該做的“正確的事情”。 我確信，洛克菲勒本來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他完全具備果斷勇敢、遠見卓識這樣一些當領袖的品質。但是，就在目標實現的當口，他卻一反本性，猶豫不決起來。有人說，他雖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可是終於沒能當上總統。這句話其實應該反過來說，他之所以未能當上總統，主要是因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分子。”
批評基辛格的人幾乎眾口一詞，說他是個現實主義者。但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基辛格：理想主義者》中，作者卻認為他自從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基辛格本人對馬基雅維利、梅特涅和俾斯麥都不感冒，相反，他在本科階段就沉迷於德國大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的哲學著作。
實際上，基辛格一直自詡“比康德還康德”，他習慣用康德的話來解釋他何以發現外交政策上“兩種道德原則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一方面有責任捍衛自由，另一方面必須與對手共存。
弗格森認為，雖然人們習慣於將基辛格歸為現實主義者，但他受理想主義的影響比漢斯·摩根索喜歡的那種”現實主義“要大得多。基辛格在91歲高齡時創作的《世界秩序》大量引用了康德的觀點即為明證。弗格森還認為，眾多傳記作家都沒看出基辛格奉行理想主義，這一點嚴重影響了他們對基辛格評價的準確性。
有人問基辛格如何評價自己的政治成就，他答道：
“我總想找到一個高於一切的概念，當然，有沒有做到需要歷史學家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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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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