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而建立大隋，后君臣融洽，励精图治，终于平定南陈，一统天下，中国分裂数百年的南北历史终究迎来了又一次璀璨的盛世，开皇之治将大隋的国力推向了鼎盛，杨坚也因此不免志得意满，可是隋文帝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帝王，他一直想要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以及吏治清明，从他对自己例行节俭的严格规范就可见其志。
隋文帝出身贵族，后又兼得天下，他的一生都是处于上层社会，讲究的是军事、政治、天下太平一类的高层次话题，自然对老百姓难有根本性的认识，他主观的将道德的标准制定的过高，导致他就对天下的升斗小民纳闷了，为何不管大隋的基础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如何的成绩彪炳，总是不能根绝民间小偷小摸的事件呢，这对一位追求完美的帝王是难以忍受，如芒在背的。于是隋文帝对症下药，发布诏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即偷盗一文钱，就要被杀，这种诏命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却一时间形成了恐怖的统治氛围。
一天，三个年轻人走路口渴了，于是在路边的瓜棚偷了一个瓜，可能是出门没看黄历，被瓜农抓住举报到了官府，结果三个年轻人被一起杀了，死的是三个人，可是其中牵扯到的事态却是足以导致人人自危，社会动荡。
社会是金字塔形的，人分三六九等，注定有人幸福人生，有人被压迫奴役，即使再伟大的盛世光芒也定然有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就如同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一般，歌舞升平，内外太平，却仍然有“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嘲讽。言归正传，底层那些不法分子就想了，偷一文钱是死，杀人劫掠也是死，同样风险下为何不选择利益更大的违法事情做呢，如此，小偷小摸事件少了，可是大案要案多了，社会形成了一种小心谨慎和无法无天的两极分化，事情到此，隋文帝想当然的主观诏令导致了社会的极具动荡，人们对法律法规的不人性而倍受质疑，失去了原有的敬畏，真可谓是好心做了坏事，不久当有人提出此中的不妥之后，隋文帝也就将此废黜了。
晚年的隋文帝，当真是主观臆断比较强，想一出是一出，此诏令不行那就再来一条呗，这次是针对官员的“只要你贪污，不管是公款还是军粮，哪怕是极小的数额那也要判处死刑，家人和知情人也要受到惩处”，这又是一条看似出于好心，想要清明吏治，却不切实际的诏令。大家发现没有，这和之前偷盗一文钱的诏令竟有异曲同工，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隋文帝是一代大帝，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与其一样也是贤明非常，因此才有了开皇之治和贞观之治，不过到了晚年的唐太宗貌似也有些犯糊涂了，不再像登基时那么贤明和励精图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一度自我放纵，风光无限的背后是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黜，贤良淑德的长孙皇后先逝，这对晚年生活的唐太宗而言是倍感孤寂的，因此才会有了对自我约束的和从谏如流的反感，否则也不会怒砸魏征墓碑以发泄怨恨。
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隋文帝和唐太宗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都被誉为千古一帝，都是登基前自我约束，贤明纳谏，君臣融洽，才有了盛世的开创，晚年的隋文帝猜忌大臣，打压高熲，杨雄、苏威，还冤杀了虞庆则，这可是隋初四贵，曾帮助隋文帝开疆拓土，稳固天下的顶梁柱石，不得不令人感叹伴君如伴虎。我们都知道隋文帝晚年废黜了太子杨勇，而随着独孤皇后的逝去，使其倍感孤寂，没有制约，他放纵了，骄奢淫逸了，更加的主观上为所欲为了。
而之前我们所说的隋文帝想一出是一出的随意发布诏令，就是其晚年的杰作，他一度将皇权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主观臆断的随心所欲，因此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老百姓以及官员的惶惶无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开皇盛世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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