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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1861年1月11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恭亲王奕欣向咸丰皇帝上书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从此拉开了中国为期三十多年的自强自新的改革帷幕，历史上又称这场由清政府主持的改革运动为“洋务运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曾以泱泱中华自居的清政府，第一次认清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这个被隆隆枪炮声惊醒的清政府，终于缓缓睁开了他那双无精打采的双眼，挣扎着老态龙钟的身躯，步履维艰地向前走去。

参考图1

尽管今天的我们早已知道了他的最终结局，对此有人扼腕叹息，也有人拍手称快，不过，抛开一切情感的羁绊，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从中找到他失败的原因且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则是今天你我更应该去做的事，无愧往昔，放眼未来，理应是每个历史爱好者共同的追求与目标。

北洋水师的窘境

如果想要全面细致地铺陈一段历史，其所需占用的篇幅将过于庞大。正如讨论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原因，所要牵扯到的方方面面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的。与其雾里看花，不如管中窥豹。今天，谈艺就以讨论邓世昌为何要指挥“志远号”采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去撞击日本联合舰队的“吉野舰”为引子，来对整个北洋水师的覆灭，洋务运动的失败及清政府的最终倒台，做一番另类的分析。

致远舰残骸

2016年10月，历时三年的辽宁省“丹东一号（致远舰）”沉舰的水下考古调查项目正式结束。考古工作者花费了大量精力，为我们揭开了这艘曾经是亚洲最先进海上巡洋舰的神秘面纱。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中，如下记录着致远舰残骸的现存情况：

舰体周边散落着钢板、锅炉配件、炮弹等，包括原位于船体吃水线以上的物品，如舷窗、加特林机枪等，左舷相对右舷稍多，应为爆炸时向四周散落所致。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尽管致远舰曾打算用船身去撞击“吉野舰”，以求同归于尽，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致远舰还没靠近目标时，就已经被对方击沉了。这样的场景让我不得不联想到了另外一个画面。法国历史学家吉拉尔曾是英法与清政府在陆地战场上展开较量的亲身经历者，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了当时清军在陆地上的战斗表现：“八里桥之役，清军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这场战役清军损失1万有余，而参战的英法部队6000余人，仅仅战死12人。

每每翻开中国近代史中这屈辱的一页，谈艺总是会被那种又羞又怒，又痛又恨的情绪折磨的无法冷静思考，此时我总是特别想向清政府提出这样的几个问题，为什么会落后成这样？为什么会被欺负成这样？为什么宁愿全军覆没，国破家亡，都不愿意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这些问题，我希望能从今天这篇文章中找到最后的答案。

参考图2

美国著名海军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认为，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命运。海权是通过一场海上决定性会战取得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负是由交战双方的战术火力的强弱决定的。

黄海一战

关于研究黄海海战北洋水师战败的原因，其中主流意见大都是围绕在清政府无能和此次海战战术阵型采用上的失误这两点所展开的。当然，这两个关键因素确实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谈艺认为却并不是这场战斗胜败的决定性因素。真正促成北洋水师败局的直接原因，在于双方战术火力和机动性上的差距。

致远舰残骸平面图

与翁同龢一派势同水火的李鸿章一派，曾多次向清政府申请采办新式战舰及火炮，但却始终被顽固派阻扰。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刘步蟾发现日本新添的“严岛”“松岛”“桥立”舰的海军火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北洋海军，李鸿章为此向慈禧报告说：

“臣查德厂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且海军以定镇经来铁快等船为巨擘，船坚尤须炮利，若炮位不够，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

李鸿章这段翻成白话来说就是，德国造船厂已经研制出了新式火炮，快放炮每六分钟可放出六十发，炮弹可以穿透船只装甲数寸，而当时北洋水师的炮舰大都是早年购置的，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北洋水师以定远，镇远，来远等大型战舰作为舰队的旗舰，更加应该时刻保持最强的战斗力和最新的战术水平，如果火力跟不上，这些旗舰自保的可能性都极小，添置新式火炮已经刻不容缓。

但清政府的户部早已对此作出如下裁定：两年内将不再拨付钱银供北洋水师添购军备。在日本天皇号召全民勒紧裤腰带，争分夺秒去扩充海军军备的同一时间里，清政府竟然随随便便就用看似高瞻远瞩的两年计划把北洋水师打入了冷宫。这种老而愈骄的态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讽刺的是，户部打的这个小算盘所节省下的开支，还不足以支付《马关条约》赔款的一个零头。

了解这场海战的读者对整个战斗过程都有十分熟悉的了解，黄海海战，北洋水师采用的是“夹缝雁形阵”，而日本联合舰队采用的是横队作战阵型。我先从火力角度对双方阵型发表一些看法：雁形阵的思路是利用最小的受弹面积来保存自己，横队作战则是利用最大的火力来重创敌人，在彼此势力悬殊不大的情况下，根本无从判定哪种战术队形更加有利。因为雁形阵虽然火力被削弱，但自保的能力却大大加强，横队作战虽然能发挥最大的火力优势，但自保能力却极大的削弱。

参考图3

不过，问题就在于，北洋水师的自保代价不足以抵充他们的火力损失，占有绝对火力优势的日本联合舰队，以强大的攻击势头弥补了他们的防御不足。正如上文所说，尽管北洋水师内部自上而下也都意识到了自身火力的不足，但并没有得到改善的机会，如果此时贸然采取和日本联合舰队一样的横队作战阵型，那么连受弹面小的这点优势也不复存在，等待北洋水师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雁形夹缝阵的思路其实并没有错，这种阵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冲入日本联合舰队的战线中去，以冲击分割对方的阵型来致使对手处于混乱状态。一旦对方陷入混乱，火力节奏被打乱，那么北洋水师是有可能占据优势，从而击溃对手的。但这个战术思路能否顺利实施，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图4

据资料显示。日本第一游击纵队的战船航速平均17,5节，而正面与之对抗的北洋舰船平均航速为14节。雁形阵如果想穿插切割对方，在机动性要求的标准上是不达标的。丧失了火力优势且没有机动性保障的雁形阵，在战术思路施展的条件受到完全限制时，且定远号指挥系统被击中的情况下，只能中途采取退守的策略，这进一步恶化了战场局面，因为这次指挥中断，邓世昌的志远号阴差阳错的脱离了阵型，因过于前凸而成为了日本舰队集火的目标，航速18节的志远号退无可退，邓世昌只能孤注一掷，利用志远号的机动优势去撞击“吉野舰”，以争取最大的战斗成果。

尤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邓世昌奔着“吉野舰”而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吉野舰的主战火炮每小时理论发射数据为7200发，是整个北洋舰队理论发射数据4372发的1.6倍。也就是说，作为北洋水师的战舰指挥官，邓世昌包括其他舰只的将领，都具备了优秀的指挥素质，他们对战场的敏锐洞察力和决断力，是要远远超出日本的。

参考图5

我们不难发现，志远号被击沉的表面原因是指挥的中断而导致的意外。但导致这场意外的关键还是在于，受困于北洋水师舰船的硬件水平，尤其是在火力和机动性上的弱势，造成了指挥者无法顺利实施既定战术，进而引发了从进攻到退守的战术转变。而从整个海战的局势上来看，雁形阵的优势不具备实施的基本条件，但也是两相权衡后取其最优的无奈选择，战既然无可避免，也只能博上一把的思路或许是当时李鸿章和丁汝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缩影

从志远号那无奈悲壮的举动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同样无奈的身影-清政府，这个当时在综合实力和国际关系中均处于弱势的王朝，一个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却妄想着一步登天的末代帝国，也只能依靠这种蛮劲来与敌人抗衡了。有人说这是悲壮，但也有人说这是愚蠢。志远号的沉没，北洋水师的覆灭，是清政府倒台这部历史大戏的预告片，黄海海战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硬件实力的提高，而是抱着侥幸心理，依靠战术谋略来克敌制胜，不过很可惜，那个时代早已经不是冷兵器为王的年代了。

模型

黄海海战，对于每个参加战斗的清军来说，虽败犹荣，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把所有的罪名都强加到慈禧，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身上，毕竟，一个国家能否富强，能否捍卫自己的尊严，并不能单单只依靠少数几个权贵。同时，失败的黑锅也不能只让权贵们来背。我想，只有制度化的成熟，排除人为干扰的最大可能性，才是保证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最佳方法。

逝者已矣，这篇沉重且枯燥的文章或许并不能为大家带来多少乐趣，也并不一定能为大家带来多少启发，与其如此，不如向大家透露这样一个秘密，谈艺本人从上学到参加工作，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善于写检查，自我批评的检查常常感动得老师和领导热泪盈眶，正如我对北洋水师的批评。但这样的批评与事后诸葛亮又有什么差别呢？实际意义又能有多少呢？自我批评固然重要，发现别人的优点并学习同样重要。

参考图6

结语

应此，我在文章的最后留下了这样3个问题供大家参详：1，为什么日本联合舰队能采用适合他们的战术队形来击败北洋水师？而北洋水师却没有找到更合适的针对性战术？2，为什么日本能意识到海洋控制权的重要性而清政府不能？日本能倾尽一切来打造海军而慈禧却要去修颐和园？3，日本联合军队为什么敢于孤注一掷，用横队阵型来怼北洋水师？而清政府却在最后退守了呢？

谢谢您的耐心阅读

最后的最后，我援引日本对黄海海战结局做出的三个预案作为文章的结尾：如果海战失利，日本退守本土; 如果获胜，则在清政府本土登陆; 打平的话，就在朝鲜半岛和清政府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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