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顧準59年的生命進程中，管帳生計佔有了近乎一半的“刻度”，而且取得了足以和思維層面與經濟學層面相媲美的研討效果。因而，也就有人這樣評價說：“除了思維巨擘和經濟學家，顧準仍是一位冠蓋絕倫的管帳大師。”
16歲走上夜校講臺授課，被轟下來
1930年，“我國現代管帳之父”潘序倫在上海新興辦的管帳函授學校，聘請了一位年僅15歲的少年當擔任人。他就是顧準。3年前，剛滿12歲的顧準肩挑家庭的重擔，經人介紹來到潘序倫管帳師事務所（後改名為立信管帳師事務所）當練習生。初進事務所時，他幹些給客人斟茶、到銀行送款的雜活，處理公司掛號和商標註冊的事務。
1928年秋天，顧準在潘序倫開辦的立信管帳夜校讀了半年簿記，並經過勤勉自學，逐漸把握了管帳這門學科，逐步當上了事務所的管帳員、查賬助理。
在擔任管帳函授學校前後，顧準已經在其時上海工商界鋒芒畢露，被譽為“獨特的天才少年”。14歲，他就參與了立信夜校教材《高檔商業簿記教科書》的編輯作業。16歲，他走上夜校的講臺授課，但由於年齡太小，講堂內一片譁然，一星期後便被轟下了臺，不過一年之後，從頭講課的“小老師”站穩了講臺。
久而久之，立信管帳學校贏得了愈加傑出的社會作用和名譽，而顧準自己也在精雕細鏤的教學研討中一步步地攀上了管帳學術的高峰，不光深受同仁的敬佩和同學們的敬愛，而且還聲名遠揚，先後被上海聖約翰之江大學、滬江大學和上海法學院等多所大學聘為兼任教授。
在這種情況下，1934年，顧準編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管帳學專著——《銀行管帳》，被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書，然後填補了國內管帳專著的空白。從此，他一發而不可收，一部部管帳著作和一篇篇管帳論文宛如鑽透了洞眼的油井一般汩汩地噴湧而出。
1940年7月去蘇南參與新四軍前夕，顧準檢查立信管帳事務所編譯科保存的商務印書館歷年版稅清單，發現自己寫作出書的著作為事務所創收版稅多達10萬法幣以上，而其時上海高校的一般教授月收入不過兩三百元而已。
顧準功不可沒
1949年春天，華東大地解放在望，中共中央和華東局開端醞釀怎麼接納特大城市上海，正任山東省財務廳長的顧準因其資格也被遴選人接納上海市財務經濟系統的精英幹部部隊之中，並被任命為接納總隊總隊長。
1949年5月26日，顧準一跋涉人上海，擺開接收前奏。三天後，由財務兼稅務局長顧準起草、經陳毅和粟裕簽署的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財字第一號公告在街頭顯要之處粘貼開來。
由於比年戰禍和人為原因，上海早已經變成了一個“出產中止、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爛攤子。面臨嚴峻的局勢，顧準屢次論述了安排財務收入的指導思維：“儘快扶植民族工商業，康復出產，展開經濟培養稅源，衝擊偷稅漏稅等不法行為。”為此，他帶領財務和稅務兩局的幹部同志，有條不紊地開端了整理舊稅制；推行新稅制的繁複作業。只是兩三個月，上海市的出產就得到了開始的康復。到了8月份，上海市的財務稅收也基本完成了收支平衡，隨後開端有了節餘。這樣一來，上海支撐三分之一的中央財務收入也就慢慢地有了保障，一起也在財力上確保了上海各項事業的展開。對此，後來有人這樣撰文評價說：“共產黨坐天下，顧準的確功不可沒。”
在狠抓財稅事務的一起，顧準還非常重視財稅人員的部隊建設。有一次，在作業期間，他俄然對身邊的一位作業人員說：“我總覺得自己一個腦袋真實不管用，接觸面不廣，考慮問題的侷限性很大。我們能不能想個法子，把全局職工調集起來，召喚我們面臨嚴峻局勢。都來動腦、動口、動手。”說完，他擰著眉毛、咬著嘴唇。忽地，伸出左手使勁地往下一劈，說道：“嘿嘿，咱可以來一個‘大腦袋’活動嘛。”見人家一臉的悵惘，顧準笑了起來。解釋道：“會集一切人的腦袋，融匯一切人的才智，不就是個‘大腦袋’嗎?”
自此，每到星期六的下午，一切的職工都要聚集在一起交換意見、談論作業。而每逢此刻，顧準也總會像個勤勉好學的小學生相同，時而側耳傾聽，時而活躍搶答，然後像發現了寶貝似的把大夥兒的“巧舌妙語”飛快地寫在筆記本上。就這樣，在顧準的殫精竭慮下。上海市的財稅作業愈來愈見起色。
管帳專著“停滯”
然而，一場災禍卻悄然無聲地俄然降臨了。1952年2月29日，在上海市委舉行的黨員幹部大會上，顧準被當做惡劣分子免去了職務。隨後，3月4日，上海電臺播發了新華社的一份《純潔黨的部隊，嚴厲黨的紀律，上海市委處置八個黨員》的電訊稿：……市委財務經濟委員會委員顧準，一向地存在著嚴峻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安排，違背黨的方針方針，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議予以撤職處置，並令其深入檢討……瞬間，音訊傳遍了整個上海，人們感到震動和困惑。
與我們的震動比較，顧準的心裡卻是安靜多了。是的，多年的革命生計，早已使他養成了處變不驚的習慣。簡略拾掇了一下，顧準就回家“深入檢討”去了。但一年的黨校學習之後，顧準的厄運並沒有完全終結，只是在新的崗位上作業了一年多一點，就在隨之而來的整風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被迫開端了長達四五年的“下鄉勞作”。1962年5月，顧準摘去了“右派”的帽子，應我國科學院經濟研討所所長孫冶方的邀約，擔任管帳研討使命。
在這裡顧準一邊廣泛涉獵中外管帳文獻，一邊深入基層調查研討、展開學術研討活動，很快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效果。顧準對“管帳”有了新的知道，心裡也益發地認為有必要編著一部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帳學專著。 就在這個時分，顧準從取得的施行蘇聯管帳準則的第一手資料中，感到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際動身，“不管在理論上實踐上都不能同意蘇聯這一套準則”，於是就著手編撰《社會主義管帳的幾個理論問題》。
數月的奮筆疾書之後，顧準總算在1963年11月的時分完成了《社會主義管帳的幾個理論問題》的初稿。與此一起，顧準還順帶編撰著別的一本書――《管帳原理》。惋惜的是。1965年年頭，就在《社會主義管帳的幾個理論問題》修訂到三稿和《管帳原理》才寫作了部分華章的時分，顧準又被劃為“右派”，也就失去了研討寫作的自由。
1974年12月3日凌晨1時，北風吼叫，大雪暴虐，飽嘗糟蹋的顧準在肺癌的摧殘中溘然長逝，兩部付出了諸多汗水的管帳專著由此永遠地“停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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