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大學，機關的知識分子忽如一夜之間談論兩個人物，一是終身埋首故紙堆，雙目失明仍恪守獨立之思想的陳寅恪，另一個就是顧準，一個學者、革命者、思想者。
顧準出生於上海一個破產的中等資產階級家庭裡，他的母親靠為別人洗衣服謀生，為了減輕家庭負擔，顧準到潘序倫會計事務所當學徒，潘序倫是中國現代會計學的的奠基人，由於會計所人少，顧準平時也幹一些公司登記，商標註冊的雜活，由此顧準熟悉會計事務，一次主辦會計談論複雜問題的時候，顧準也發表了意見，這引起了潘序倫的注意，從此16歲的顧準開始站在會計所辦的夜校講臺上。19歲那年，顧準出版了《銀行會計》，這部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的大學教材，當時震驚了整個會計學界。不久，顧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0年他奉命調往蘇南革命根據地，1949年上海解放，顧準回到上海，出任這座中國最大的工商城市的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這一年，他34歲。
當時的上海有一萬兩千多家工廠，但開工的只有30%，顧準需要制定能讓上海迅速穩定的各類財稅制度，他每天四處奔走，聽取各方訴求，不斷的發佈各種佈告公文，解釋財稅政策，被民間稱為“貼布告最多的局長”。1949年底，上級規定上海實行民主評定稅制，就是行業當中大家來評論誰該交多少，但是顧準卻提出實行查賬計徵，並且從幾個關閉的會計事務所挑選了20名會計師當特約查賬員。由於當時社會普遍認為資產階級的賬簿不可信，有關部門也對他一再申斥，只不過當時由於陳毅的支持他的做法才得以繼續實行，但顧準是驕傲的，1952年上海的財政收入與1950年相比，增長了十倍，佔據是中央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今天中國的稅務也依然遵循了顧準建立的基本準則。
行高於人，眾必非之，1952年初，一場反貪汙、反腐敗、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襲來，顧準也在一次黨員幹部大會上，被撤銷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以觀後效。被撤職的這天晚上他沒有回家，在辦公室抽了一宿飛馬牌香菸，天亮了顧準推開門，走了，秘書上來輕聲問道“去哪裡”，顧準沒有回答，沒有人知道他將去哪，也沒有人知道他將歷經苦難，但一個思想者的顧準由此起步。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部長萬里徵詢顧準的意見，讓他擔任建工部洛陽工程局第一副局長，由於他的下屬在計算需要草簾子的時候多寫了一個零，顧準承擔了這次錯誤的責任，被調回北京。1956年他開始在中科院下屬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一年之後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文中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應提高效率，用市場的價格調節生產，指出了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由之路。顧準的觀點在今天看來可能是常識，在當時卻是離經叛道，歷史給了他“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光環，而當時他卻被開除黨籍，打成右派。
在北京郊區養豬兩年之後，1962年他被摘除右派的帽子，又回到研究所當研究員，並撰寫了《會計學原理》，《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顧準再次呼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1964年，顧準撰寫《糧價問題初探》，呼籲按市場規律提高糧食價格，讓購買力迴歸農村，工農業均衡發展，1965年他又次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派，他的妻子也提出了離婚，為了不連累親人，他含淚同意了。
顧準在農場每天需要不停的勞作，交代，紅衛兵讓他把罪行交代在佈告牌上，顧準只寫了兩個字“讀史”，這說明他即使遭受苦難，還是站在了局外人的角度理性的看待這一切。1969年，他被再次下放改造，臨行之前，他妻子卻去世了，內心的悲傷，繁重的勞動，不斷地批鬥，他病了，晨間痰中不斷的帶血，但是他仍然漫遊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典籍之中，他研究希臘城邦制度，他把人類最早的雅典民主政治和中國傳承兩千多年的專制政治相比較，他想比較之後，從中借鑑找到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方法，他在被打入最底層，已經沒有任何希望回到革命的隊伍中，他在逆境中探索，在苦難中悟道。
1972年以後，空氣鬆動了一些，一批年輕人聚集在了顧準的周圍，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吳敬璉，趙人偉，張曙光，顧準向年輕人授課，年輕人回饋給他青春純淨的親情，他的胞弟陳敏之也在這一年從上海到北京來看他，這是劫後餘生的相見，此後他們開始通信，20年之後，陳敏之將兩人的通信結集出版《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顧準晚年把他的研究課題稱為“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這是魯迅1923年在北師大一次演講的題目，娜拉是易卜生話劇中一個追求個性解放的女性，她為反抗而出走了，魯迅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沒有經濟獨立的女性，她出走之後問題解決了嗎？顧准以此為題想回答中國社會改造的一個前景。
從1952年到他去世的1974年，他不斷的遭受苦難，幾十年的坎坷探索，幾十年的獨立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的路在他的心裡已然清晰，呼之欲出，他說自己像一個老農，面對著大片金色的麥浪，只等開鐮收割了，但他卻在走向死亡，他不斷的咳血，醫院卻不收這個極右派，雙目失明的經濟學家駱耕漠為他奔走呼號，他被查出了肺癌晚期，1974年12月3日凌晨，顧準離開人世，按照顧準的遺願 ，他的骨灰撒在了經濟研究所旁邊的河裡，他說小河通向大海，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改革開放，歷史驗證了他的預言“只要我們清醒的看到問題所在，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對待客觀世界，我們的祖國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
20世紀50年代，顧準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比大多數中國人 提前了三十年，時至今日，距他出生已經一個世紀，距他離世也有四十多年，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加諸其身的功過榮辱漸漸被人淡忘，也許一切都如梵高所說的“沒有什麼是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藝術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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