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響哥薦：
年度100個觀點評選是人民論壇的年度思想盛會。人民論壇一直致力於打造最具價值的觀點產品，從2010年起，連續多年對思想界年度最新觀點成果進行梳理，探尋這些觀點背後跳動的時代脈搏，推動中國改革發展重大思想理論創新與傳播。今天，思響哥發佈2018年度值得關注100個觀點 · 社會文化篇，共30個極富價值的好觀點，一起來看。
來源 | 人民論壇雜誌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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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我國社會治理形勢出現根本性好轉
我國社會治理形勢出現根本性好轉，打破了犯罪率隨著現代化推進必然升高的西方“魔咒”，嚴重暴力犯罪案件、群體性事件、信訪總量、非正常上訪量等社會秩序的關鍵性指標同時出現下降趨勢，特別是成為世界上命案發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同時，互聯網依法治理初見成效，虛擬社會不再是法外之地。我國社會總體安全的好局面，實屬來之不易，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必要的良好環境。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人民日報》，2018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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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改革開放40年，我國社會政策經歷了從含混、從屬到相對清晰的發展過程
改革開放最初的20年，社會政策混合於經濟政策之中，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型社會政策。21世紀初，隨著對社會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不斷深入，社會政策理念逐漸清晰，在實踐上則表現為大量社會政策的集中出臺，這一階段的社會政策是補缺型或補償性的。2012年之後，社會政策進入科學化、制度化階段，同時在標準、過程、目標上強調製度化、精準化。這些重要變化是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相適應的。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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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躍根：由傳統的補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邁進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已由補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邁進。普惠型民生制度既不同於過去的以孤寡老人、殘疾人、棄嬰等在內的特殊困難群體需要為主的補缺性福利制度，也不同於福利國家統一的、均等的高福利體制，而是基於基本需要和公平、注重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和強調公民權利與義務統一的民生保障制度，意味著社會政策與社會公共服務的受惠人群由過去的部分居民向全社會公民擴展，從而進一步保障公民的基本社會權利，提升公民的尊嚴與獲得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光明日報》，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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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呈“圭字型”
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並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發達國家的階層結構也非想象中的橄欖型。中國社會上層的比重比發達國家還要大，新老中產階層的比重也不低於發達國家，但工人階層的規模卻比發達國家要小，農民階層的規模遠大於發達國家。中國地區間階層結構的差別甚至大於中國與發達國家間的差別。可以用“橄欖型”來描述中國東部地區的階層結構，“圭字型”來描述中國中西部地區的階層結構。若不分地區，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總體呈“圭字型”。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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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路：中國社會代際流動機會在減少，社會階層結構趨於固化和封閉
當代中國的社會開放性的擴大並未一直持續下去。最近幾年，相對流動率再次下降，一個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中國逐步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既得利益群體格局，既得利益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擔心不斷進行的改革開放會影響到他們已經獲得的利益，就有可能利用各種資源和機制保護既得利益，其中，強化代際繼承、阻礙代際流動就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而整個社會階層再生產機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變強。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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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英：鄉村振興的規劃須防止農村公共品過度供給
從農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到，農村居民點的公共服務設施並不多，農民實際上大多都是和就近的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務。我國有的村莊大搞綠地、大廣場，甚至亭臺樓閣、華表石雕等，鄉村規劃須對此類情形加以警惕，防止農村公共品過度供給。讓農民便捷地和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務設施，應當是編制鄉村振興規劃的重要指導思想。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做多方面的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日報》，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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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敬忠：振興鄉村的關鍵在於振興小農，而非振興資本
當前，小農農業經營方式被納入資本化農業的低端環節抑或消亡，應清除將小農生產方式視為“落後生產方式的殘餘”的思想。振興鄉村的關鍵在於振興小農，而非振興資本，農村勞動力的抽離、“三留守”問題以及農村空心化的出現等，都值得重視；鄉村振興戰略應深刻反思現行的產業推進和企業下鄉舉措。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北京日報》，2018年7月16日）
58
景躍進：要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莊治理結構的現代化程度
村莊治理結構的多樣性應當成為留住“鄉愁”的一種內在關切。未來中國農村的治理結構將是豐富多彩的，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係類型亦是如此。面對這樣的複雜性，我們應當力戒簡單化的齊一思維，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莊治理結構的現代化程度。應鼓勵和允許各地根據自身條件，採取不同的適合本地情況的治理結構；應適度下放鄉鎮、行政村設置和管理權限，儘量減少體制層面的一刀切。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治理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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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智：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特色”之一正是“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規模農戶”
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是中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方向。今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重點應該放在對小規模農戶的帶動上。對於中國2.3億農戶，應該保障其承包經營權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和股份合作的權利。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特色”之一是“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規模農戶”，而絕不可能是大規模經營。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
60
張彥：警惕扶貧攻堅戰中的急躁和厭戰情緒
扶貧攻堅是充分調配各級地方和各部門要素資源的聯合作戰，決勝小康在即，地方和各級機關部門都立下軍令狀，志在一鼓作氣、最後攻關。在這種壓力下，一些扶貧幹部為了追求政績不惜採取“數字脫貧”等投機方式，而這與急功近利和消極倦怠厭戰兩種情緒的存在不無關係。扶貧事業關鍵在人，主觀上能動作用的鈍化，勢必影響決勝小康的大局。因此，必須克服不良情緒，穩紮穩打推進扶貧事業不斷取得新勝利。
——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人民論壇》，2018年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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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風田：深化宅基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必須堅持宅基地的使用權可以流轉
探索推動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必須堅持宅基地的使用權可以流轉，不僅在村莊內部和縣域農村戶籍內部流轉，而且應該允許在城鄉間流轉。流轉期限可長可短，最長可以向國有土地流轉看齊，即70年。只有這樣，才可以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是未來的必然趨勢，但前提是必須明確產權主體及權益分配機制，建立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防止公權力侵佔。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人民論壇》，2018年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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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綱：“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仍適用於當下的改革
任何一個體制都會有既得利益。有人說以前改革沒有什麼既得利益，現在利益越來越大，越來越難改，其實只要有改革都會面臨既得利益的問題。基本的辦法可以是努力保護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動，同時發展新體制。這就使得一個“非帕累託”變成了“帕累託改進”。這樣一個邏輯，就是中國的寶貴經驗，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這在現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產稅等，先把既得利益保住，就往前走了。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官網，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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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功成：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制度真正成熟和定形還有過程
公務員從免費的或者非繳費型的退休金制度改成繳費型社會養老金制度，這是一個進步，這個進步在於雙軌制在制度的層面上已經加以改變，大家都要繳費，積累資金，在制度層面是接軌的。儘管雙軌制的制度痕跡消除了，但當時人們期望的待遇差距迅速縮小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內顯現。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跟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水平差距還是很大，所以這是一箇中長期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經濟日報》，201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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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菊華：流動人口更期待在城市擁有住房
流動人口在流人城市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對城市生活空間也有了新的期待；在因務工經商增加收入時，更加註重家庭團聚、子女教育和生活質量的改善，而實現這些訴求的一個重要保障就是穩定的居所。“租來的是房子不是家”道出了無數人對房子的渴求，對屬於自己小天地的熱盼，也道出了現實生活中的無奈與辛酸。住房對流動人口而言，既承載了在城市奮鬥的希望，更凝結了他們對與家人團聚的渴望及對家的期盼。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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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當前農村新一代年輕女性從“為他人而活”轉變為“為自己而活”
當前農村年輕女性的私密生活正在興起，這是農村家庭權力天平向年輕人傾斜、代際關係軸心轉換以及夫妻關係愛情化的結果，彰顯的是農村年輕女性個體化構建的努力。對於她們來說，村莊已不再是她們精神與心靈的歸屬之所。她們從“為他人而活”轉變為“為自己而活”，越來越在乎個體的身體、情感和精神體驗，並退出村莊的人際關係網絡、交往規則體系和價值評價體系。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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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枝：青年秀文化背後體現著青年群體複雜多元的社會心態
網生代展示自我、張揚個性的青春心態，屌絲群體追求愉悅、幽默搞笑的娛樂心態，主播群體急於求成、不擇手段的逐利心態，底層青年在秀文化中的突圍和宣洩心態以及空巢青年虛擬生存的孤獨心態……這些心態反映著青年群體的社會生存和心理狀態，也折射著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現實秩序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對於商業驅動下的青年秀文化本身，需要加以規範，用更為健康的文化來影響青年群體的心態，形成良性循環。
——北京郵電大學數字媒體與設計藝術學院教授（《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67
陳歆磊：“錦鯉”營銷把握了消費者佔便宜的心態
營銷的本質都是為了滿足需求。消費者要想防範虛假營銷，最關鍵的是不要抱著佔便宜的心理，某些“錦鯉”營銷已涉嫌欺詐，其成功的核心就是把握了消費者佔便宜的心態，本質上和電信詐騙並沒有區別。當前，由於我國互聯網發展速度太快，一些法律法規還存在滯後或空白，消費者需注意保護自身權益，工商部門也應加大監管力度，維護市場健康。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市場營銷學教授（新華網，201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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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小文：文化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的最好詮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同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相融合、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文化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的最好詮釋。歷史文化傳統決定道路選擇。中國的未來決不是西化，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決不是發展階段上的差異，其重要原因在於文化基因的不同。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1月9日）
69
王寧：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文化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全球本土化”
中國文化和文學在與全球化的互動中，以本土的因素滲入到全球化的話語中，從而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全球本土化”。中國當前已進入了一個後革命和後社會主義時期，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時代已經結束，在經濟建設的主導下，中國正經歷著一種“脫貧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實踐，旨在將中國從一個“出口勞務”的第三世界大國轉變為一個“輸出高科技”和“輸出文化”的發達國家，就文化理論而言，我們的目的是將中國從一個“理論消費”大國轉變為一個“理論生產”大國。
——清華大學外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70
陳先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應該培養創造更多文化名人和名篇鉅著
文化名人和傳世鉅著的出現，並非累世能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應該創造條件以培養更多的文化名人和出現更多的名篇鉅著。只有群星燦爛、高峰迭起、蔚為壯觀，才是一個擁有如此豐富文化遺產的中國應該有的文化大國、文化強國的樣子。一切有責任感、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一定要不辜負我們的時代、不辜負我們的黨、不辜負人民對我們的期待，以自己的作品推動文化自信走向更高層次。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哲學組組長，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一級崗位教授（《光明日報》，2018年1月8日）
71
崔唯航：擺脫學術話語體系上的“學徒狀態”，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中國話語體系
面對世界，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對外學習從根本上說始終伴隨著一種緊張，一種以“古—今”“中—西”為樞軸的思慮。為了擺脫學術話語體系上的“學徒狀態”，走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失語症”，發展立足中國現實、中國經驗、中國問題的中國話語體系，我們必須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整合中國傳統話語和西方話語資源；以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實踐為核心，以富有民族特點和時代特徵的標識性概念為骨架，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中國話語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人民論壇》，2018年12月上）
72
馮顏利：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
不忘本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體現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原創性，要圍繞中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不斷作貢獻的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人民日報》，2018年9月17日）
73
項久雨：“塔式結構”的紮根效應、聚合效應、固本效應與引領效應是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生成動力
以“塔式結構”的視角來研究文化自信的對象性基礎，方能理順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邏輯。“塔式結構”的基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產生了強大的“紮根效應”；“塔式結構”的中堅是中國革命文化，本身有著強大的“聚合效應”；“塔式結構”的頂端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其本身有著強大的“固本效應”與“引領效應”。在恰當的形式與載體的支撐之下，“塔式結構”所內含的紮根效應、聚合效應、固本效應與引領效應給予國人以強大的自信力量，在文化自信生成的過程中發力。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74
耿傳明：理解傳統需要跳出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立場
我們既往對傳統認識的偏頗，往往與我們現代觀念的偏頗相關，我們被籠罩於這樣一種主觀化、片面化的“現代性”想象之中，沒有走出主觀自我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傳統、理解他者的能力。要讓傳統和歷史開口說話，就必須在傳統與現代的對立雙方之外擬設一個“第三方立場”，從比較超邁的立場促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對視與對話。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人民論壇》，2018年11月下）
75
葛劍雄：對待傳統文化，要分清“傳”和“承”
對待傳統文化，要把“傳”和“承”區分開來，一方面堅持無條件、有意識地“傳”，另一方面要有選擇、有條件地“承”。“傳”是無條件、無差別的，要儘量把不自覺、無意識變成有自覺和有意識。“承”就是繼承、發揚、延續，還包括轉化和創新。中國的傳統文化只有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才能真正起到“承”的作用。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解放日報》，2018年10月23日）
76
陳平原：“保守”是前進中的另外一種力量
任何時候，過分強調潮流、革新都不是好事情，“保守”是前進中的另外一種力量。某些知識沒必要與時俱進，它必須要保守，留下來讓人類文明在左衝右突、尋尋覓覓的過程中有個基軸不會變，這是人文學的意義。相對來說，社會科學和人文學不太一樣，新知識、新技術、新生活不斷湧現這很可喜，但請記得對傳統保持幾分敬意。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新華日報》，2018年10月30日）
77
張汝倫：中國哲學體系的生命在於真正的問題
哲學的體系性絕不等於哲學家可以閉門造車，拍腦袋想出一個體系來。體系的生命在於真正的問題；而問題總是在與傳統的對話中、在對時代的批判中產生出來的。沒有這樣的真實問題作為核心而構建的體系，只能是曇花一現，最終淪為思想史上陳舊的資料，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學家必須認真研讀的經典和取之不盡的思想資源；更不可能成為催生新的哲學體系的強大動力。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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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峰：生活美學化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大趨勢
隨著大眾審美水平的提高，美學與日常生活的結合也越來越緊密。從未來的市場空間和消費需求角度講，生活美學化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大趨勢，它能夠為我們的創意和營銷提供新的思路。文化產品不僅要好用，還要好看，要做到實用性與藝術性的統一。生活美學化的產業趨勢要求文化產業向創意常態化方向發展，要將創意產業滲透到人們生活方式之中。事實上，創意更多被應用於營銷領域，而不是產品領域，普通的產品如果營銷做得很有創意，同樣會給人震撼的感覺。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新華網，201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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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新洲：互聯網的解構性不斷改寫著人們對世界的認知，也激勵人們不斷進行創新和重構
算法新聞成為當前重要的新媒體產品，它改變了傳統新聞行業的把關機制，解構了記者、編輯的權威性以及傳統的新聞生產管理制度。互聯網的解構力量進入社會結構與制度層面更加顯而易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形態由此發生了重大轉變，產業界限、階層關係、社會組織、文化類型、價值觀念等越來越呈現出顛覆傳統的趨勢。這一系列變化反映到互聯網思想的制度與精神層面，加劇了互聯網思想的解構性。這一解構性不斷改寫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同時也激勵人們居安思危，不斷進行創新和重構。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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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楚新：新媒體時代要破除“信息繭房”
新媒體時代，用戶一直在追求個性化信息需求的滿足，“信息繭房”中的人們似乎正享受著個性化信息的供給，但實際上可能已經陷入了工具奴隸的圈套而不自知。“信息繭房”問題產生的根源在於，各新媒體平臺忽略價值導向，轉而以流量導向作為其運行的準則。由此，我們可以從媒體平臺角度出發，建立起一套觸發法則發揮作用的機制：以價值導向為核心要義，依靠技術驅動和平臺賦能，聚焦內容價值的提升，讓新媒體吸引法則起作用的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人民論壇》，2018年6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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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論壇雜誌2019.01（下），總第6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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