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天臨造假門”爆發，僅僅是一個表象，但背後的問題卻是北京電影學院體制與教學方向的問題，所以，北電錶演學院院長張輝被推到風頭浪尖，也是必然的。
張輝導演的《一紙婚約》雖然公映於2018年，但是它慘淡的票房與無人觀影的市場態度，卻無形中拯救了張輝，讓這部電影的低劣，逃脫了觀眾的審視。
但因為“翟天臨造假門”的連瑣帶動，《一紙婚約》意外地走紅，成為網友洞察北京電影學院師資質量與水平的一具標本。
對《一紙婚約》的口碑，網友定性可以說是一致的。無論是從內容還是從藝術形式上來說，都是一件劣質品，一件次品。
但這樣的電影，卻被作為北京電影學院的“新學院派”的寄予厚望的力作推出來的，那麼，什麼是中國電影最高學府的“新學院派”？
其實，1979年，隨著北京電影學院的恢復，青年電影製片廠成立，的確拍出了一系列被稱為“學院派”的電影，並在中國電影史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當時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是由詹相持執導的《櫻》。影片非常緊密地抓住了當時中日關係改善的窗口期，緊跟時代風雲，注重情感表現，取得了很好的市場轟動效應，顯示出“學院派”對中國當代現實問題的強烈關注情懷。
這部電影也為青年電影製片廠賺取了第一桶金。本來這部電影的經費是從教學經費裡騰挪出來的，但賺來的收益，是今天的北電錶演學院院長望塵莫及的。
《櫻》賺來的錢，除了還了教學的錢之外，還支撐了青年電影製片廠又拍了兩部電影，這就是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經典意義與劃時代意義的《鄰居》與《沙鷗》，開創了北京電影學院“新學院派”最輝煌的時代。
那時候拍電影的成本非常低廉，《鄰居》與《沙鷗》的投入成本，不過20萬元，從這些電影中，可以看出“學院派”從沒有離開時代，始終關注的是社層底層與時代熱點，而絕沒有關在象牙塔裡，賣弄學術，胡縐社會。
而與學院派的經典之作相比，今天的北電院長張輝導演的《一紙婚約》，整個電影裡激情洋溢地生拼硬湊出一個五十歲的男人“必然地”要被一個小二十四歲的妙齡女愛上，並且最後還要用西部牛仔的風情，來展現這一段現實生活中愚腐醜陋的不倫之戀，這樣的電影，票房沒有票房，反響沒有反響，怎麼能與北京電影學院鼎盛時期的“學院派”的那種“接社會、接地氣、接人生”的藝術追求具有可比性？
曾幾何時，青年製片廠也在八十年代中國電影整體向娛樂片方向轉向的過程中徹底迷失，也由此引發了糾結電影學院教學方向的至今仍積重難返的問題。
這就是如何培養能夠適應市場的中國導演。
這個問題，從現任北電院長張輝的極端消極的情緒中，是看不出任何希望的。
在張輝談及他為何要拍攝《一紙婚約》的時候，就直言，他對中國電影市場不屑一顧。他說：“我拍電影也很想有非常精準的定位，但是我很遺憾，我沒有這能力，我能做的就是我的電影一定是真切感受的表達。至於市場如何，只能聽天由命了！
北京電影學院在八十年代中期，也曾經想過自己的轉型之路，就是如何在商業片的大潮中，探出一條可行性的路徑。
最代表性的標誌就是當時執導過《嚮導》《鄰居》等影片、且取得不錯口碑的學院導演鄭洞天，在1988年拍攝了一部純粹是趕趟娛樂潮的電影《秘闖金三角》，然而，導演尷尬地接到的市場反響，卻是這部電影讓人看不懂。
實際上，這部電影已經作為一部在娛樂片蒙太奇剪輯方面失敗的典型例子，存在於電影教科書中。
整個電影還是學院派都喜歡的沒有臺詞的風格，多用空鏡頭，鏡頭剪輯靜止緩慢，難以產生電影裡內在的緊張氛圍，臺詞的空白，又讓人不知道劇中人物的動機所在。娛樂片拍的如此生冷又如此無趣，使導演鄭洞天從此認識到，這種娛樂片不是自己的菜。
在試水失敗後，鄭洞天對通過參與娛樂片製作而意圖探索出一條可行性路徑的打算，徹底地鳴金收兵了。
但是這個深刻的教訓，一直鏤刻在鄭洞天的心中，使他始終思考著在電影學院的培養體系中，如何能打造出適應市場需求的導演隊伍。
電影學院78級，因為出現了張藝謀、陳凱歌等一批頂起中國電影脊樑的第五代導演而成為北京電影學院值得顯擺的驕傲，但鄭洞天也注意到，張藝謀這一代人，在進入電影學院之前，都有著在社會上打拼的履歷與經歷，而之後進入學院的導演班學生，都是直接由高中錄取到電影高等學府的，他們對社會的感知，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這也導致了中國第六代導演在整體上難以形成在中國中流砥柱的氣候。
可以說，第六代導演基本是一群放過的一代了，指望他們提升中國電影工業的競爭力，看不出希望。他們的最大業績，就是到電影節上掙取到幾個獎項，然後電影在國內放映乏人問津。最近王小帥電影再次在柏林電影節上獲獎，但與中國電影的工業化有何關係呢？王小帥實在要拍獲獎電影，就讓他去拍，但是，電影局必須從工業角度考慮中國電影的未來，所以，《流浪地球》的成功，才是國家電影局最希望看到的成果，也是中國電影能夠抗衡好萊塢的希望所在。而《流浪地球》的導演郭帆正是電影局送培到好萊塢學習的六十名導演之一。電影局一舉解決了電影學院多少年不能解決而現任學院院長也放任不管的歷史遺留問題。
鄭洞天當年也曾經像今天的國家電影局一樣思考過，如何改變電影學院培養人才方面的招數匱乏。他認識到，學院培養導演之路有著很大的欠缺，一度時期，他甚至提議，不設導演本科班，而是從其他的學校畢業生中選拔那些有社會歷練與經驗的學生進行重點培養，這可以說與國家電影局今天的送培好萊塢計劃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實都是意圖向張藝謀那一屆的培訓模式效仿與學習。
他還設想，電影不分專業，直到分配時，再根據各人的興趣，去選擇電影的各個具體工種。這也是美國電影學院體系的成功模式。
一句話，電影導演的培養模式，只能是立足於片場。
但是，北京電影學院老一輩學者的這份深度思考，依然無法在現實的教學中得到體現。而現在北電院長張輝的對市場的棄絕，可以看出，這個問題依然困擾著北電的教學體制。
張輝與前輩鄭洞天不同的是，他已經不再對市場抱有任何信心，而是破罐子破摔，自命為自己追求藝術，而對票房與市場抱著駝鳥的態度，不聞不問，“聽天由命”。
一個現任的北電院長，對市場竟然用這樣一種“聽天由命”的負氣而消極的態度來對待，究竟合不合格？
而值得注意的是，國家電影局終於出手了。這就是送培中國導演到好萊塢學習的計劃。
這一計劃結出的一個碩果，我們最近已經看到了，這就是《流浪地球》。
在電影局送培導演求學好萊塢電影的時候，我們是否感受到這背後對北電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呢？
聚焦到張輝院長身上，他典型地的“聽天由命”的撂挑子心態，是否與電影局的這一份直接與好萊塢接洽培養中國導演的“新生力量”之間有著因果聯繫呢？
應該看到，張輝的對中國電影市場的如此冷漠的態度，對自己改變中國電影競爭力的無能為力的心態，以及用背棄市場與人倫的理念製作《一紙婚約》這樣低劣的影片，都說明了“新學院派”已經成為中國電影的一紙笑話。
張輝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看到國家電影局卻繞過了他，找到了一個正確的選擇方向，北電院長是否感到了自己還在“新學院派”的幌子下，做著春秋大夢，迷醉在自己的小心思中，必將會遭遇到中國電影前進力量的唾棄呢？
從1979年青年電影製片廠成立之後，就開始糾結中國電影最高學府的問題，是應該到了解決的時候了，而實際上，國家電影局已經漂亮地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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