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举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认为，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他进一步指出，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
他认为，用国有资本降社保是国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国企社保率，是降全社会的社保率，这样就使国有资本的盈利、资本的价值，能够使全社会国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国企的职工和民企的职工，包括农民工都受益。
中国社保缴费率高是共识，现在社保靠一般财政给补贴，这种方案也无法维持。所以，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但许善达认为，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
而且2018年划的数量离国务院要求差得很多，据不完整统计，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万亿，但实际上，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还没有到千亿数量级，离万亿差不多差两个数量级了。
“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这个改革的工作难度特别大”，许善达指出，因为现在各地的缴费率水平是不一样的，不但各省不一样，有的市县也不一样，各地发放的水平也不一样，而且从省里来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大于支，另外还包括央企的资本划给谁。
许善达认为，划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全国统筹这样一个方案需要很多的专家来共同设计，“而且推动这个方案，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为这涉及到所有的企业，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财政的收支平衡等等。许善达认为，需要专家们的团队，还需要国家在政治上要加强对这一项改革的领导，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这一点如果做得好一点，做得快一点，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间会起到比较大的一个积极作用。”许善达说。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他表示要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这样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资本布局需要调整。
许善达称，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拿着股权去质押，结果借了钱去炒股，去搞房地产，不搞主业，这样一种方向是不应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是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发展经济。他认为，调整资本布局是现在在改革各项措施里应该比较优先考虑的一项。
刘世锦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来源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刘世锦预计，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此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潜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他提出了两个典型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再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
第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刘世锦认为上述增长来源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所以，“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现在谈技术卡脖子谈的比较多，制度建设的卡脖子问题这一关必须要过”。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
刘世锦认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我们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刘世锦还强调，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制造寻租机会，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咱们的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在谈到改革的目标时，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姚 洋 中国需要适应低速增长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姚洋认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在2006、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还是会进一步下降，“因为日本只有17%，美国只有10%，我们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业化也已经开始，”姚洋表示，中国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我们的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姚洋认为，这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
姚洋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些情况并不特殊，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它的消费率达到最低。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大，它的最低点是52%，中国是50%左右。韩国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业化顶峰结束了，日本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我们老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张维迎 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表示，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张维迎反问道。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的”，张维迎表示，“（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张维迎指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成“静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张维迎表示，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补充道，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后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张维迎表示。
刘尚希 以所有权结构化、社会化推进要素市场化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他指出，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刘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刘尚希表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为什么说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并没有说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他认为，这是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占有是静态的，并不会带来财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刘尚希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有权划等号，产权源自于所有权，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权。”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关系层面，产权更多地可能是在生产力层面，生产要素配置层面。
最后，刘尚希还就怎么推进改革谈到了自己的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和行政分离运行的制度框架。
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际上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是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导致权属不清晰。同时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的情况下，财产权和行政权混合在一起运行，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论，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黄群慧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需要调整吗？
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表示，2015年5月19号，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的提出是基于两大方面的考虑，一是国内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的需要。另一个是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的需要，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规划，包括再工业战略等等。
黄群慧表示，理解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需要从三个方面的核心内涵看，一个是目标，我国把国外制造强国分成了三个方阵，最上面是美国，接下来是中等层面，接下来是刚步入制造强国的一系列国家，“我们制定的是2025步入制造强国方阵，2035达到中等水平，2050能够赶上美国”。
由此形成了第二个层面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即“五大工程”，集中了十大领域，各个省市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方案。在此基础之上出台了庞大的产业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随之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产业政策的一些选择性问题”，黄群慧表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人把矛头指向了它。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必要步骤”。
但他强调，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我的一个建议，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转向本身意味着政策思路的转变，从赶超对标，包括我们试点、示范这种推动的选择性产业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发展基础的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尤其是要发挥好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
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调整方向：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原创性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我们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具体任务我们强调五大工程，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服务型制造，但这些都是可以具体推进的，但是还应该更加强调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的品质革命。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基础没打好的话，很难谈所谓的制造强国”。
徐 忠 对改革决策中一些现象的思考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他说。
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称，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徐忠解释，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徐忠称，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在其看来，我国政策文件大多结构工整相似，涵盖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形势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等等。但是对政策的细节表述比较少，很多用鼓励、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励和支持，并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徐忠表示，“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心理有关，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48.850, -1.61, -3.19%)能懂的语言讲清楚，也不屑于描述具体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徐忠称，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看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群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充满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说。
以上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来自新浪网。
来自政经社公号
閱讀更多 民辦教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