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传统“三堂”文化漫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台古属越地,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可谓僻处山角海隅。自汉末高察隐居天台山龙皇堂,南朝顾欢在天台设教馆,首开天台教化之先河,儒家正统文化开始影响天台。智者大师来天台山建道场,开创佛教天台宗;三国吴赤乌元年,高道葛玄始来桐柏山建庵传道,至北宋淳熙年间,张伯端创道教南宗。由此,在儒家思想的主导和佛道理念的影响下,敬天、忠君、敬祖和宗法观念深入人心,传统礼教对天台风俗带来极大影响。在天台,学堂、祠堂与中堂,传统的“三堂”文化支撑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学堂教人读书明理,祠堂教人敬天法祖,中堂教人仁义孝悌。天台山传统“三堂”文化既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充分反映了天台山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天台山传统“三堂”文化漫谈


学 堂

学堂是旧时对学校的称呼。天台山传统的学堂分为书院、县学、学塾等几种类型,民间统称为学堂。

天台最早的书院是南朝顾欢在欢岙创建的“顾欢读书堂”。宋淳熙十一年,特科进士徐大受在东横山南麓建“竹溪书院”;宋咸淳四年,鸿博科进士叶亨孙在龙溪乡黄水村南独资建“龙溪书院”;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天台全城百姓募捐合建“文明书院”;清道光三年,监生曹光熙等捐银数万两,在街头镇合建“蓝洲书院”;清同治十年,县令刘引之首倡并带头捐俸银千两,然后在天台东乡广为募集资金,在坦头街东隅建成“苍山书院”。

天台县学旧址在县署西南40步处,始建于北宋庆历七年。北宋皇祐五年,县令石牧之曾三次选址,最后在县署东南200步处重建儒学庙(孔庙),并即庙建学。后经元、明、清各朝多次重修和扩建。清道光八年,县令张如梧带头捐银于县署东隅妙山西麓后坑兴建校士馆,至光绪三十二年,金文田将校士馆改建为中学堂,即天台中学。

天台的学塾有:家塾、族塾、私塾等几种。晚清时全县学塾甚多,城乡有各种私塾242所,塾童4092人。民国22年,有学塾159所,塾童1749人。比较有名的有聿修书塾、曹源书塾、观榜书塾、丹山书塾等。除此之外,还有地方官府兴办的社学,明清时期,在花桃街(滩岭)、小田街(白鹤)、平头潭(平桥)、东岳庙(城关)各建有社学。自明清以后,天台乡村大多都建有学堂,只是规模大小不一、档次高低有别。

城乡教育的兴起,使天台学堂文化得以繁荣,儒学教育欣欣向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自唐以来天台人才辈出,仕宦如林。宋时达到鼎盛,天台中进士者95人,其中特科状元1名、探花1名、榜眼2名。《四库全书》记录浙人著述,天台有21种,被誉为“东南小邹鲁”。程朱理学、浙东事功之学、陆九渊心学等各种思潮既吸收融汇了天台山的释道文化,进而发展为新儒学,同时又催化了天台山儒学的成熟与繁荣。

祠 堂

祠堂,旧时又称为“祠庙”或“家庙”。祠堂代表着一个家族的祖先,蕴藏着一种质朴的精神动力,也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代表。天台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全县宗族姓氏繁多,自古以来就有合族建祠堂重祭祀的民俗。因此,在全县城乡间遗留着众多的古宗祠建筑。

天台的祠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崇祀纪念圣哲先贤的公祠。例如方侯祠是奉祀明朝天台县令方印;戴公祠是奉祀清朝天台县令戴兆佳。两位县令在任时,都为天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为此百姓建祠祭祀。还有崇祀烈士的,如城关的忠节祠是为纪念明代“土木之变”中为国捐躯的兵部车驾司郎中齐汪而建;城关北门外的忠烈祠是为抗日捐躯将士而建。还有一种是宗族的宗祠。宗祠是汉民族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宗祠体现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场所,它往往是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

天台的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成为当地独特的人文景观。天台境内现存的祠堂大多为清代建筑,也有部分是民国时期修建的。宗祠记录着一个氏族的辉煌与传统,也是一个家族的圣殿。一般来说,宗祠都是单姓所有,天台族姓人口较多的陈、许、王、张、徐等,各自都有规模不小的宗祠。而天台东乡坦头街米行庵边上的仙村祠,则是坦头、溪南、湖岸、鱼山及黄务洋几个谓之“四仙”村所共建共有,并非是某单一族姓的宗祠;还有,龙溪乡岩坦村的祠堂,是附近季、林、陈、叶四个姓氏共有,因名其堂曰“联志堂”。这种数姓合建祠堂,作为地方上赋予教化、联谊、议事、祭祀、庆典等功能的公祠,在全省乃至全国也不多见。

祠堂作为汉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祭祀先祖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每个族人走进祠堂,能够了解自己的祖先是怎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令人萌生强烈的宗族文化与血脉传承的意念。祠堂的另一种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谱、纂修宗谱,宗族注重宗谱,按照惯例,十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而这个任务一般都在祠堂里完成。祠堂又是宣讲学教礼法的课堂,祠堂内一般都有家法族规、劝戒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向族人灌输伦理纲常理念,要求族众按照家法族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除此之外,祠堂又是族人们欢庆或娱乐的场所,规模较大的祠堂,通常建有戏台,每逢风俗年节或族内有重大喜庆活动,总会请来戏班唱戏,到了农忙收获季节,祠堂又成了族人们临时堆放收获谷物、劳作农具的场所。

旧时,祠堂里有很多严格的东西,如果有谁做了严重缺德甚至违法的事,就不允许迈进祠堂,以免辱没祖宗。如此,给族人一种精神理念上的规范约束,让你自觉地遵纪守法。如果你出人头地,会在宗祠予以褒扬。这种宗祠文化教育与当今创建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祠堂,不仅是维系海外乡亲与本土血缘关系的载体,同时也是给乡亲以及所有后代子孙了解祠堂文化和当地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载体。祠堂,可以说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又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变迁史。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乡村文明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近年来,祠堂的现代价值为人们所重视,许多地方将传统宗祠打造成村级文化礼堂,丢弃传统祠堂的封建糟粕,吸收其有益的文化元素,增添新时代精神文明内涵,使之成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让其充分发挥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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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堂

天台人多聚族而居,各宗族之间“和而不同”。天台民居讲究天人合一,追求房屋内在关系的和谐统一。天台古民居多以俗称为“道地”的建筑形式建造,近似于北方的四合院,但又有着更多的灵巧与雅致。“道地”一般坐北朝南,正中一个大中堂,俗称“堂前”,两侧各有一个大房间,共居一个道地的人多为同宗族亲。至清代中晚期,天台民居开始有了“三退九明堂”。这种尊卑有别、主次分明、有分有合,开合自如的建筑形式是天台民居的典型体现,除了居住、生产、祭祀等功能外,还有一种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

天台民居的“堂前”即中堂,是一处最被尊重的主体建筑空间,这里蕴藏着一种精神信仰,成为天台传统民居中的文化精髓,演绎着中国人“仁义孝悌”的道德之美。中堂是迎宾宴客、庆典、祭祀、会客及举行各种礼仪活动的场所,同时又是人们日常起居主要活动之地,面积一般都比较大。典型的中堂格局是入门正对板壁或屏风,中堂板壁或屏风前放长条案,条案前是一张八仙方桌,左右两边配扶手椅或太师椅为陪坐席,以右主、左宾或左为上、右为下为序,从室内空间上确定了宾主的等级次序,作为礼制礼俗的延伸。旧时,堂壁正中通常挂着“天、地、君、亲、师”或是中堂字画与匾额,主题往往表达的是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旧时,中堂陈设布置严整静穆,家具、楹联、匾额、挂屏、书画屏条都以中轴线形成两边对称布置,在整体布置中显其均衡、安定感。每逢年节或家族大事,要在这里烧香跪拜磕头——跪天、跪地、跪君、跪师、跪双亲。中堂,中国传统儒学“天人合一”精神及道家、法家思想精髓以及家庭文化教育之所在。中堂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既充分体现了君臣关系与家族传统,从中可窥见延续几千年的仁义孝悌的性德之臻,凝聚着天台山大韬大晦的儒隐之风。中堂的祭祀、礼仪功能与规范,则体现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表现形式。

中华传统文化有其极深的内涵和悠久的传承,天台山传统“三堂”文化也同样有丰富的内涵。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传统“三堂”文化的精华,对于健全人格,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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