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伍淑清
斗转星移四十年，沧海桑田一挥间。
四十年前，当改革开放号角响起，华夏大地上春潮涌动。三十而立的伍淑清第一次跟随父亲从香港来到内地，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真诚的爱国热忱，投身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时逢中美建交、中美直航的重要历史时机，伍淑清和父亲响应国家改革开放号召，成立了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号为“中外合资企业001号”，这是邓小平亲自批准的内地首家合资企业。
四十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并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四十年后的今天，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伍淑清。七十岁的伍淑清依旧精力充沛、依旧对祖国发展葆有无限深情、依旧对祖国未来充满坚定信心。
谨以此篇改革开放问答录，致敬历史，记录时代，开启未来。
东方财经：
改革开放之初，您和您的父亲一起拿到了中国内地001号合资企业的牌照，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和家人回内地参与改革开放的经历吗？
伍淑清：当时因为是邓小平先生1979年去了美国回来以后，决定一定要中美通航，所以他给当时民航局长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980年做好航空配餐，可以中美通航。
1979年3月，我第一次去跟民航局的人见面。1979年6月我和父母一起跟北京民航局的一个副局长谈，副局长说因为我们要通航，不谈餐厅，希望谈航空食品。再后来，我爸爸让我到北京跟民航局谈合资的内容、合同章程。于是我就跟民航局派来的代表谈多少年的合资，开始他们说四年，我说四年太短，需要两个四年一共八年才行，不然你们也亏本，我们也亏本，大家都没有利益，做生意要大家共赢才行。
他们回去研究后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在同意了合作大原则之后，我们就开始谈企业合同内容和法律的问题。我们当时先通过香港律师，将香港的企业法从英文翻译到香港中文，但香港中文跟内地中文用词不太一样。同时，要将企业的内容，也都翻译成中文。
然后我记得在1979年9月，我们将所有的法律文件拿到北京，当时大概晚上9点半才到北京饭店，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合伙人，跟民航局派来的代表一起研究内容。因为我们不懂得普通话，他们也不懂得广东话，所以大家一条一条地对。民航局的人根据内地法律，但当时内地的企业法才刚刚开始；而我们则考虑英文，因为香港回归以前，我们都是以英文作为企业基本语言，所以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才对完所有条文。他们回到总局去报告，我们就根据他们修改后的内容，把英文内容打出来。到第二天下午2、3点钟我们签了一个备忘录，把所有合资企业的意向书内容都签了。
签完以后，我们回到香港民航局，他们要通过外资管理委员会，要审查、要研究，当时是9月份。再到11月份，这两个月期间，我们到北京大概五六次，到广州也有好几次，因为当时外资管理委员会对很多条文不太清楚，他们就问民航局的代表，民航局就跟我们一起商量。
到11月份时，民航局局长比较急了，他们找人请我爸爸到北京，说审查合资企业的外资管理委员会，还没有决定通过批准合资企业，因为大家之前没有审查过这个内容，第一次，大家都很小心、很慎重。他说你可不可以先帮忙，先拿500万港币买设备安装，我们争取5月1号以前拿到批文（因为邓小平说1980年5月1号无论如何要开航空配餐，所以他说先争取把资金引进来，先购买和安装设备）。我爸爸当时想了大概30秒，就跟民航局局长说，“我们是华侨的后代，我们都非常尊重邓小平先生，也觉得他说话算数的，我们先回香港筹500万港币，以后的事情我们再等你们通知。”然后就跟民航局局长握手，双方当时没有签任何的委托信，什么都没有。就是握手，一言为定。中国人是讲信用的，我们说的话都算数。
我爸爸一回到香港就和合作伙伴谈，先筹500万入股，但是有些人不太放心，说如果批不下来，我们企业变成非法怎么办？我爸爸说如果将来真的批不下来，我将那个钱赔给你们。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承担500万港币的风险。
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设备了，很多设备是很大型的，现代化配餐、洗碗设备都要进口。虽然筹款500万港币时间很紧张，但到1980年1月，设备已经由美国过来了。当时美国对内地禁运，所以美国轮船公司将设备先卸到香港，再用中国的货轮从香港运到天津，然后再到北京；香港的设备就用火车拉到北京安装。
就在我们一路开始运作的时候，1980年3月8号，民航局有个代表打长途电话给我爸爸，他说恭喜你伍先生，邓小平先生批准合资企业。其实之前民航局局长感觉很紧张了，因为如果5月批不下来合资企业，就不可能开业，员工也不可能调过去，也不可能开银行户头。所以他专门跑到邓小平先生家里跟他报告，就在3月8号那天，他跟邓小平先生说，他在香港找了一个合资伙伴，背景是爱国的，没有问题。然后邓小平先生就问到，香港这个合作伙伴，懂不懂得做面包？因为邓小平年少时去过法国，觉得做面包很重要，飞机里面面包掉渣，他觉得很不应该。所以民航局局长说我爸爸在香港是做餐厅的，做面包没有问题。然后邓小平就说，快点报批。然后民航局局长就跑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开始报批，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
1980年4月4号，合资企业管理委员会开会通过了三个合资企业，我们是其中一个。4月12号红头文件给到我们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同意我们成为全国合资企业001号。所以我们5月1号就开业了，民航局也达到邓小平先生的要求，在1980年把航空食品做好。
到了1981年，美国的飞机飞来北京，我们的飞机也从北京飞到美国去。
东方财经：
基于当时的情况，您和您父亲为何义无反顾地坚持作出这个决定？
伍淑清：当时做事情要想，做事情是为了什么？不是立刻赚到钱，也有风险，而且觉得大家是中国人，当时邓小平说要改革开放，我们对他很有信心。我们当时也不认识邓小平先生，不过觉得他谈话很坚定，我爸爸就觉得邓小平先生说话，就是应该有这个信心去做事情。
东方财经：
改革四十年来，国家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最有体会的是哪些？
伍淑清：当时我们来到内地做生意，内地在生产成本和买卖等方面的会计制度还没有形成，我们将国际的会计制度标准引进内地，我们引进了double entries system，也就是说可以计算你投资多少，有多少成本，有多少收入，有多少费用，最后有多少盈余。
同时内地也没有商业法律，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商业法律引进来，后来这个商业法也被俄罗斯借过去给他们做航空配餐。所以内地现在的商业法是通过将香港的商业法和企业法引进内地，再形成内地的特色版本。
同时工厂工人以前没有打卡，他们觉得上班、下班都无所谓。我们要求工人一定要几点钟上班、下班有个记录，开始工人很不愿意，觉得是不是资本家欺负他们。我们不是资本家，这是工厂的规矩、纪律的问题。所以最后让内地方总经理跟他们谈清楚。因为合资企业是董事会负责制，而内地以前是干部任命，也是党委任命干部，所以他们当时觉得为什么不是对党的系统来汇报，要跟董事会汇报，觉得很别扭。
我们跟他们说可以有党委的系统，干部要对党委负责，但是业务买卖工作，总经理负责制是对的，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开会要听总经理的报告，所以一开始内地派来参加董事会的成员也不太理解什么是董事会。这有个过程，从一个管理体制引进企业的行为，慢慢地去给他们介绍经营模式及方法。
东方财经：
当时您去北京适应么？
伍淑清：我去什么地方工作都很适应，我1970年在日本大阪博览会工作了半年，六、七十年代在英国读过书，在美国生活过，所以去哪个地方都无所谓，到每个地方都入乡随俗，尊重人家的风土人情，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到北京、上海、四川……都是一样。
东方财经：
这四十年，您无数次地往返于香港和内地，您觉得通过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可以看到内地哪些变化？
伍淑清：从一个航空食品可以看到，1980年代内地还是什么都没有，当时我们引进很多黄油、面粉，因为内地的面粉是蒸包子的，我们做烤面包的面粉是进口加拿大的，所以为什么邓小平先生说中国的面包做不好掉渣，因为面粉的筋不一样。然后我们引进奶油、糖、各种蔬菜……因为当时内地除了番茄和心里美萝卜，没有其他蔬菜。西餐配的西兰花，都是我引进菜种到内地种植。我让他们在太阳宫种，我说你们种完我们再买。然后火腿，当时买火腿，他连整个骨头一起给你，要自己加工，所以当时有很多东西不够细，但没有办法。最后一步步我们帮他们改良工艺，改良生产的要求，包括洗做沙拉的生菜，我们有一种专门清洁的水，当时内地没有，我们买进来，后来北京有一些商场开始有卖了，我们才不用进口了。
我们烧热水的水壶后来很多医院都来参观了，并不需要一壶壶把水烧开再用开水壶装。我们在厨房炒菜，炉灶上面有水不会烧起来，后来他们考察以后，北京很多厨房都用这个方式操作。
■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
我们引进的不是生意，而是一个整系列的现代化的设备、现代化的标准。
所以，当时从1980年、1982年一路培训人才，从北京一路达标，达到国际标准，然后当然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我们刚开始是200个工人，每天大概四五百份餐，现在有2900个工人，每天10万份餐。现在管理层用电脑系统，基层还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中层的年轻人将来可能很少，他们不愿意做这个行业，觉得太辛苦。所以将来可能还得半自动化，或者机器人来做事情。在我们电脑系统里，洗碗很多是用设备来洗的。生产过程中部分是半加工，像烤面包这种必须都用设备加工，不用手工的，来不及做。
东方财经：
现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行业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伍淑清：我们还是领头羊，走在最前位、高标准，而且我们前瞻性很强。我们不是炒地皮的，我们这个行业是为航空公司做好服务工作，航空公司不可能给我们太多钱，整体利润不到10%。
东方财经：
您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香港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什么样的定位和作用？
伍淑清：1978年12月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对外开放，是很有战略性，很有前瞻性的，是要为以后所有的老百姓谋幸福。所以当时利用香港充分引进资金、引进市场、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所有现代化的东西是最方便的。香港因为毗邻内地，又都是中国人，比较容易沟通，都希望看到中国好。所以当时香港输送了很多资金、市场经济、管理方式到深圳。后来很多香港的工厂都搬到深圳，利用深圳发展制造业，香港出口产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香港工业也关门了。香港工厂的人也得到了很多利益，也带动了深圳以外的就业，因为当时很多人是从东北、陕西等地过来，从外地来深圳住的人占到90%以上。
所以这些政策很好，解决了大家就业、改革的期盼，提高大家生活水准。从当时香港一路引进很多资金到内地投资，不光是深圳，上海、北京、全国都有了，最多还是在珠三角一带，广东省最多。后来有一些在香港的大型外国企业，就跑上海，帮当地公司做合资；有些外国公司就利用香港的分公司跑到北京开拓市场，特别是德国、英国、美国的公司，香港一般个人投资到内地北方的不多。而且在香港很多年的英资公司，也懂得跑到内地，因为他们在香港基础很好，比如后来汇丰银行跑到北京开店。
所以这是一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过程。不光是钱的问题，等于技术、人才、还有市场都通过香港进去。还有很多外国公司，也利用香港这个桥梁进入内地。比如大众就在上海有很多业务。
■ 伍淑清在香港中华基金中学参加活动。
1990年代开始，有些外商觉得除了在中国内地来料加工、做世界工厂，出口到欧美之外，随着内地市场开放，大众慢慢可以买东西，就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批准，以香港公司跟内地谈，将一些产品在内地内销。香港当时也做一个配合协调，与内地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也开始谈了，内地跟香港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1989年以后，我们慢慢变成是带徒弟，一起利用香港环境来筹资金，同时从1990年代到2000年时，香港变成一个新的角色。因为当时有很多高科技，利用香港到中国内地发展市场，内地也开始有高科技，吸引越来越多海外人才回来。海归派有些到香港定居，有些到内地做生意，有些住在内地来香港做事情，因为这时候开始允许他们来香港工作。所以香港就变成了一个腾笼换鸟的地方，外国人来香港学点东西跑到内地，或者内地人通过香港去世界再回到内地，香港是一个两边跑的地方。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采取“一国两制”。2000年以后，很多中资的企业来香港开分公司，分公司可以在香港筹资、发债券、发基金，去海外收购，所以2000年、2010年代这些分公司一路在海外合并收购。有时候内地母公司不赚钱，要靠香港分公司去救活。
所以香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在“一国两制”下，大家怎么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利用国家给香港的定位，要在“一国”的前提下才能做事情，所以灵活应变很重要，包括现在越来越多海外公司也来香港上市，因为觉得在香港上市融资更方便，同时用香港主体到中国内地市场也很方便。
在高科技发展方面，香港将来应该配合国家发展，在全球引进人才来香港，因为他们在香港生活比较习惯，与外面接轨比较方便，然后也可以通过香港引进人才到粤港湾大湾区，用大湾区作为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相当于美国的硅谷、波士顿，可以做麻省理工做的事情，应该做成很大一个地方。所以香港有一个龙头的角色，也帮忙牵线搭桥，因为香港跟外面沟通联络比较容易。
尤其香港在法律、会计、精算、顾问方面人才多，而且精通英文，香港又是国际大都会，在世界各地风土人情、文化和宗教方面较内地的朋友懂得多一点，这都是香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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