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歷史的書頁，景德鎮的銷售模式似乎都由外來者承包，從清朝廣東十三行到東印度公司，還有一些遍佈於老鎮的地方會館，共同打開了中國陶瓷的內外銷售渠道。景德鎮的最重要精力似乎從來就在製造，而非經營。
如今，在經濟增長放緩與反腐重拳的雙重壓力下，陶瓷市場持續遇冷。但這絕不僅僅是陶瓷市場的悲催遭遇，來看一組大數據：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中國當代藝術成交額一落千丈，最受市場追捧的當代藝術家作品成交額嚴重縮水：嶽敏君的作品下降48%，張曉剛的下降86%，劉小東的下降88%，王廣義的縮水75%，周春芽的下滑了57%，劉野的下降了65%（以上資料來源於Artprice網站數據）。
遇到困境，便會迎來改革。在成熟的藝術交易市場，都會有一、二級市場的運行規則。但在景德鎮，這一塊處於缺失狀態。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缺失引起了很多討論以及一些變革。任何事情都需要回歸本源才能看得更清楚，御瓷坊負責人、“瓷上敦煌”藝術展策展人過小明先生認為，在表述任何觀點時都不要忽略景德鎮是座“匠人城市”的本質。
景德鎮還是原來的那個它嗎？如何客觀看待景德鎮呢？看看這組問答，你就會知道！
問：來看景德鎮的歷史，從最開始的民窯，到官民窯並行，官搭民燒，包括之後的行業社團、行幫之間都有很多不成文的規矩。當然，這些行規也不是在某天當中突然產生的，而是在生產、銷售中為了適應一些必須面對的不同問題而產生，以地緣和血緣關係建立。然後是十大瓷廠成立，十大瓷廠解體之後，個體產生。在這種改變中，它的交易規則發生了哪些變化？
答：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把這個背景捋順了，對這個城市也會多一份理解。
明清兩代，有官民二窯之分，裡面有兩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一在官窯制度中，就像在計劃經濟中，只管做，不管賣。現在大家對景德鎮這麼多詬病，是因為對景德鎮期望值太高。景德鎮就是一個草根城市，就是一個來料加工的大工廠，僅此而已。沒有我們現在紛紛雜雜討論的各種創意，各種創新，只是聚集了一批非常優秀的工匠，宮廷制度之下的來料加工。沒有銷售。
民窯體系中是有交易行為的，當時有兩家在壟斷瓷器的內外銷售，一個是當時的廣東十三行，一個是東印度公司。這兩個可以真正成為藝術經紀。建國後，我們有十大瓷廠，當時也沒有銷售，是由江西省陶瓷銷售有限公司（陶銷）統購統銷，陶瓷只管製造，不管銷售。外銷則有江西省進出口公司。以前個人在十大瓷廠是買不到瓷器的，需要批條子。
建國後，全國百業待興，對物質極度缺乏，陶瓷也是外匯主要來源，所以統購統銷。統購統銷也締造了十大瓷廠的輝煌，之後市場經濟，十大瓷廠的垮臺也是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進入市場經濟後，就開始打價格戰。
問：從十大瓷廠的解體到成千上萬個人作坊的興起，其實上是生活壓力的倒逼。很多大師以前都是瓷廠里美研社（即美術研究室，主要負責企業的新品研發及工藝創新等工作）的員工。
答：上世紀80年代，瓷廠裡頭腦靈活的手藝人會出來自己做點事，抽空幫別人畫幾個薄胎瓷。當時薄胎瓷的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了，帶著幾個薄胎瓷，到廣州可以換雙鞋子回來。各個行當裡也都有手藝很精湛的代表，像薄胎瓷的代表是高梅生，其它領域也都有標杆型人物。
在十大瓷廠解體後，興起了我們現在所說的藝術陶瓷，當時叫綜合裝飾。當時基本集中在鳳凰山製作，因為那邊有個煤窯，大家都把作品搭在裡面燒。而另一部分手藝人，也因為謀生分流到了外地，這也促成了其他產瓷區的繁榮。
問：陶瓷市場表面上的交易看起來很單向，一般是藝術家自己既擔任藝術家的角色，也擔任買賣人的角色，但隱藏在這個表象之下的交易規則是怎樣的？
答：現在沒有規則，景德鎮乃至全國的藝術陶瓷交易都是個人大於集體，在景德鎮，哪個公司都要拍個人的馬屁。個人既要做藝術創作，又要做藝術銷售，這能做好嗎？
問：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才能讓景德鎮陶瓷市場變得有規矩起來？或者這個組織需要具備什麼效應？
答：如果你希望通過某種聯盟形式來規範市場或者行業，首先必須要有服眾之人。目前市場很不規範，比如在北京要花10萬塊錢買到的瓷器，在景德鎮5萬塊錢就能買到。其實，大師並沒有錯，一個行業肯定需要大師，只是對大師的評判體系、價格體系不完善造成了無序。
把大師的頭銜全部砍掉，對這座城市是有傷害的。如果能出現非常偉大、能真正稱之為大師的大師，他就會成為一個行業精神支柱的存在。大師這個頭銜沒有問題，只是後期有些人變了。另外，除了制瓷的技藝外，有些大師在綜合素質方面也需要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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