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英祥
朗诵｜雨 林
入了腊月，就近了年。喝了“腊八”粥，年的气息就开始扑面而来。法桐树上悬挂了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商城超市张灯结彩张罗售卖年货，街巷路旁多了舖摊好了印刷整齐的春联，多了堆成山似的临时专卖鞭炮礼花。喜庆的气氛虽然染上了商业味道，但毕竟还袭承点一些旧时的风俗。
常常漂泊异地，不能回乡过年的我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在城市节日磁场里寻找旧时“年”的味道。小时候的年俗、故乡的风貌在记忆里，也就由隐隐约约，变得愈加清晰、亲昵，年复一年的堆积，犹如旧年相框一样，里面完整的珍藏着浓浓的亲情，一幅幅、一帧帧，幻影般集束起来流放，把年味的屉笼，高高叠加，又重新堆积出新的情结。
小时候过年，日子虽然贫瘠， 但也不乏那个年代的趣味。
小时候盼着过年，盼望着父亲从集市上买回的那块肥肉，盼望着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新衣，盼望着一挂小鞭炮，不时摘下几个，甩向高处，炸响天空，盼望着快快放假，不再听到那催促你上课的破犁铧的敲击声，盼望着老人们在挂满墙壁的相框旁，指指点点，讲述着黑白照片里的人，和照片里人的故事，就精神层面来说，这也是小时候难得的一种体验。
乡下的年，好像只有在北屋最具装饰性、新气象、仪式感，最能展现年的内涵。在老旧的北墙老人们通常要挂一幅有轴柱的中堂，有的是山水、有的是寿星，大概是寓意生活美好、细水长流、长命百岁的意思吧。
我家不一样，只有春节期间才挂出的中堂油画是毛主席去安源，两边是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对联下面是一条几，条几前摆放着一方桌，方桌上是香炉，香炉里有几根燃着的香，左右是两根红红的蜡烛，蜡烛只在除夕才能引燃。袅袅的香气里年的味道开始弥漫开来。
在乡下，北屋也叫堂屋，木梁下要用窄窄的土坯垒砌，间隔出客卧主次，春节要将石灰和水搅拌成浆，粉饰一遍。年的清新和底色，年的韵味才会在厅堂里堂而皇之起来。
厅堂的左右墙面，有序整齐的挂满了相框，里面全是照片，一寸的、二寸的、四寸的，全是黑白照片。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单身照有全家福，有老者、有学生、有军人、有工人、有农民，有认识的，不认识的，不过，都是自家亲人。让人觉得，那些相框里的人们，在过年期间，终于在此团聚了。
奶奶有两个儿子，二叔在福建工作。大约腊八前后，每年都会从千里之外，寄回一年里全家人的照片。这段时间，奶奶会天天倚着门框，向着东南遥望。当一阵清脆铃声响过，一声“挂号!印戳!”喊过，就知道邮递员已骑车到家门口了。盖了印章，取了信，沉甸甸的，全在照片，奶奶脸上的皱纹一下子舒展了，笑的很开心。
厅堂的西墙又增加了一幅相框。
太阳在冬天里总是向南跑偏，阳光总是斜斜地倾洒厅堂，照着白白的墙，照着方方正正的相框，照着一张张黑白的照片，映着中堂画，映着长条几，映着四方桌，般配和谐，淡雅清新。年，随意自然，就在腊月里绘就了一幅的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过年，少不了走亲戚、串门拜年。小时候我最喜欢，不仅尝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美味，还可以欣赏各家厅堂里的照片和故事。
村东头一户人家，男主人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个高魁梧，戴着眼镜，一脸和善，只有寒暑假才回家。按乡下辈分，我应称他二哥，喜欢他家的摆设。他家的条几方桌刷过大漆，明晃晃的，能照出人影。中堂画也别致，斜斜的几根墨竹，稀疏有序，对联的字很特别，如飘然的竹叶，有倾有斜，但觉得又恰如其分，清净素雅，可惜，对联上的字大部分都不认识。
到后来，我才知道，估计那是郑板桥的真迹。他家的相框也不一样，长长的，一幅一幅的镶在墙上，尽是学生的毕业合影，很明显最前排中间戴眼镜的就是校长。
邻村有一远房亲戚，我应叫老奶奶。听祖母讲，她家原本在县城开了间杂货铺，日子过得还算富有，两个儿子，是双胞胎，老大叫梁子，老二叫柱子，解放前都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梁子在淮海战役时投诚加入了解放军，听说柱子后来去了台湾。老大在抗美援朝时牺牲在鸭绿江边。
思儿心切，老伴也不久去世了。她也就搬到乡下。家门口挂着一块“革命军属”的小木牌，很醒目，很耀眼。她家相框里多是梁子的志愿军战士戎装，原来梁子是个炮兵，在高射炮前，在雪地里，身着条纹分明的棉衣，头顶“火车头”军帽，威风凛凛，飒爽英姿。
老奶奶抚摸着相框，念叨着，双胞胎放学回家(店铺)，路上被拉上军车，那年两人刚过了16岁。梁子牺牲时21岁。老二在台湾，死活未知，音讯全无，老人眼眶红红的，湿润着。
年，来了走，走了又来。
转眼几十年过去。自己也从乡下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转到了另一个城市。由平房搬到了楼房，由楼房又迁到了高层。搬来迁去，相框不见了，只是留下一些发黄的黑白照片。
岁月已老。一同老去的是乡下旧年的相框，还有那些照片以及照片上的人们，那时黑白照片里的少年，现在也已鬓角染霜，变成了老者。
现在，相框已框不住它原来的意义，已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年的挂牵。
(本文发表于2019年2月1日济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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