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我們把世界的各種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宗教信仰以及歷史演進等多方面差異，稱為文化的多樣性。這些不同的文化往往反映了一些國家的特色，卻難以判斷哪裡是先進的或是落後的。但在多元文化中，唯有科學是一元的，世界上不可能區分出美國的科學、中國的科學或是埃及的科學等。毋庸爭辯，科技發展水平成為了衡量一個國家強弱的最重要的尺度！這足以使各國把發展目標都聚焦到“如何實現科技創新發展”上來。
但實現這個目標談何容易！這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與現實、政治與經濟、文化以及國際間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宏大系統工程。從文化角度看，我國有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是值得關注的。
一、學校教學應重視培植自生根的科學文化
在中國科技界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李約瑟問題：為什麼歷史上的中國沒有產生近代意義上的科學？我認為答案是簡單的，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還不具備產生近代科學的文化基礎。
我認為，人類是生活在三個世界之中：人類社會、自然界和個人的精神世界，而探索求知又是人的本性，人類也因此產生了對應這三個世界的知識體系，這就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思維科學，以及貫穿這三個領域的哲學和數學，並形成當代科學的全部內涵。但在持續了2300年左右的封建社會里，我國與上述三個方面知識體系所對應的主流文化是儒、道、釋（也稱佛學）。我認為：孔子倡導倫理道德、“三綱五常”；老子堅持“無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佛學強調“因果報應”、“善待生命、為修來世”等學說，其主調是突出人的被動屬性。這些對中國的人性和文化發展所產生的束縛是不能小覷的。
孔子是我國教育界祖師爺，他比希臘早期從教者蘇格拉底年長，二者都堅持“述而不作”。孔子的教學方式是學生問、老師答，並由此延續了中國學校教育的師道尊嚴，老師始終處於解疑釋惑的地位；而蘇格拉底堅持與學生平等對話，在討論中啟迪學生的智慧和認知，這種教學方式，後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雅典學院”以及整個西方世界教學中得到了延續，並使亞里士多德說過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一句話，成為傳世名言。
十多年前，我到廈門參加活動，並與中小學老師座談，得知，他們與美國同行的一次交流活動引發了本校教學改革的討論。基本的情況是：美國一個小學教師代表團來校訪問，他們安排了一場最優秀老師的示範講課。下課前，老師與全班學生的對話是——
“聽懂了嗎？”
“聽懂了。”
“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了。”
這讓美國老師大惑不解，她們認為最好的老師應當能激發學生提出更多的問題，學生提不出問題是教學的最大問題。
從晚清中國人提出“西學東漸”的目標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我從1996年進入科協工作至今20餘年，同期參與、跟蹤了我國公民科學素質的調查工作，回顧和總結過去，得出的結論是：公民的基本科學素質主要靠學校來培養，學校應當成為培養國家自生根科學文化的一片沃土。出自這樣的認識，在一年前，當得知我國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開設科學課時，我內心無比欣慰！因為在七年前，在浙江教育出版社，我得到了一套共36本的美國中小學主流科學課教材，並放在身邊時而翻閱。這部教材給我的突出印象是：全部課程設計的理念，完全在於培養科學探索者應該具備的觀察、推理、預測、交流、測量、排序、比較、分類、調查、建立模型和得出結論的能力，幾乎每節課都有探索活動、思考和寫作，這讓我感到一種實實在在科學素質的培養。對比而言，國內一些地方很重視面向中、小學生設置創客空間，經常開展創新大賽，這樣的活動到底利弊如何，我實在有些惶惑。
二、創新與普及是科學發展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也是建設科學文化的過程
需要說明兩點：一是這裡提出的科普是大科普概念，是科技不斷實現社會化、大眾化的過程；二是所謂文化是人類擁有的精神與物質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相應成果。如果不是這樣，就難以理解“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同等重要”。由此，可以說科技創新發展的本質是使科學成為大眾的社會文化（不要把文化單純理解為精神層面的）。這應該是怎樣的發展過程？我有如下三點看法；
1、我國應進一步解決好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關係問題
在人類文明史上，落後的國家向先進的國家學習、模仿是一種必然。當西方的堅船利炮侵入東方以後，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始了“西學東漸”的行動，但日本較早地成為世界科技強國。雖然歷史上的因素是複雜的，但關鍵是兩國執行了不同的引進路線。在《中日甲午戰爭120週年祭》這篇文章裡，劉亞洲先生記述了當時的清政府到德國只關注買最好的軍艦、大炮；而同去德國的日本代表關注的是炮艦的性能和後續的學習、維護事項。不同的理念、歷史已給出了不同的結果。三十多年前，因為實現技術轉讓而遇到困難，我曾被派去日本購買通信設備。日方反覆向我們講述著：“我們從小學開始受到的教育就是：日本地上很少良田，地下沒有礦產，幾個島嶼如同漂泊在大海中的小船，如果不保持科技上的一點優勢，時刻有沉沒的危險，請理解。”由此也讓我想起，有人曾提出“二戰以後戰敗方德國、日本的一些人才流失了，物質耗盡了，但為什麼很快又能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回答也是明確的：因為他們大眾的科技素質還在。這些能對我國的科技發展帶來什麼啟示呢？
西方哲學有一句名言：一個天才人物的出現，往往會窒息數代人的思考。是這樣嗎？我倒是看到，一些國外先進設備的引進確實束縛了中國科技產品的出現，如滿街跑的汽車、全國實驗室裡的高端儀器儀表，有多少是真正的中國製造呢？二十年前到漢城，讓我驚奇的是難以看到一輛進口車。全國政協科協界委員曾組織去一個省考察科技創新發展的情況，看到一家生產載重汽車的工廠，生產圖紙完全由國外提供，用材按要求採購，生產流程和工藝標準要求也與國外工廠相同，但我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只能賣到原產品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價錢，因為用戶反映車輛完好率總比原廠產品低一大截。這是什麼原因呢？有的專家認為：真正的創新產品，只有經過自己的設計和反覆試驗才能取得成功，重複別人永遠只能是二流產品。
2、重視公司企業裡的學習和研究
2001年，我以《科普法》起草小組負責人（之一）的名義帶隊去美國考察，因為是全國人大對口聯繫，白宮科技辦公室副主任接待我們並進行了很好的交談。其中，她談到美國面向全體公民的科學教育有三個維度：學校教育、職業教育、社會教育。美國可以普及高等教育，但讀不讀由個人選擇；社會教育是社區教育和各類媒體、場館的教育；職業教育是崗位、職業相關的教育。其中她反覆強調的是崗位、職業教育的重要性，每一個人都是在職業化、專業化崗位上度過一生，有了大學文化基礎以後，在特定的崗位上能否把學習、工作和研究結合起來，這才是關鍵。對比而言，作為“文革”後期進廠的技術人員，我認為我國的崗位培訓和考核是很不夠的，甚至還不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那時工廠裡的八級工和技術員晉級制還沒有廢除。
產、學、研相結合，這是我國早已提出的一個很好的科技創新發展方針。但產、學、研不是三駕馬車，而是三輪驅動在同一個產業或企業上，因為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反過來講，技術創新也向院校和企業自身的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需求。我認為產、學、研相結合不僅是企業與學校、研究院所之間的合作，也可能是公司企業內部的三方融合。
3、科技創新發展應堅持專業突破，有多學科、領域交叉融合的方向
即堅持專業突破，又強調多學科交叉融合，看似一種邏輯上的混亂，但反映了當代科學文化發展的方向。中科院近幾年的權威性文章都提到：科學向著學科高度分化又高度交叉融合的方向發展。怎麼理解這個問題？用我比較熟悉的科學類博物館發展情況來說，歐洲有幾個新建的科技館都有自然博物館的內容；羅馬的21世紀藝術博物館反映了藝術與科學、人文的融合；米蘭的達芬奇科技博物館是科學與人文、藝術的融合；各具特色的如地下管道博物館、添加劑博物館、城市建築博物館等專題博物館也不勝枚舉、內容豐富多彩。怎麼理解這些不同科技館間的彼此關係呢？西方哲學在近代有個被稱為“走廊哲學”的學派，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學科的不斷分化如同人們忙碌在一座大樓的各個房間，但他們總要走出來，在走廊和大廳相見，這個走廊和大廳就是社會生活和實踐。我看到日本科技館的理念就是要努力建造一個公眾與科學連接的橋樑，如琵琶湖自然博物館，組織了十餘個有當地居民參加的生態調研組參與博物館工作；東京的未來館，每一個主題展廳都有徵求參觀者意見的平臺，每年有千餘條公眾對科技發展的要求和建議分送到不同的研究單位，體現了科學發展與大眾的互動。
怎樣讓科學更好地迴歸到“科學源於實踐又服務於實踐”，應該是科技創新發展的本質特徵。
三、體制和機制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文化，我們要發揮國家優勢，集中力量解決科技發展中的關鍵問題
我在全國政協兼職十年，後一屆幾乎年年科技界、科協界的委員提案都涉及科技發展中的軍民融合問題，眼看著西方一些國家已實現了這方面的資源融合，而我國更應該這樣卻多年不能實現，委員們都十分著急。習近平總書記就任以後很快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情，堅信會對相關科技發展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
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城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影響與日俱增，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堅持了強有力的領導和統一規劃，集中資源辦大事。我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在國內外環境、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完成了“兩彈一星”的項目，體現了我們國家的意志和能力。實際上，美國在歷史上實現的“曼哈頓計劃”、“阿波羅計劃”也同樣是通過一種“會戰”的形式，實現了預定的目標。
目前，我國科技創新發展還存在一些短板，甚至是卡脖子的項目，如芯片核心技術問題等，我的意見是能否採取集成要素資源，列入國家重大項目，實施集中攻關來解決有關問題？（作者：徐善衍，男，中國科協原副主席、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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