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魯迅死後，魯迅先生的母親魯太夫人對周作人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1936年，魯迅逝世，周作人將此噩耗告知魯太夫人，太夫人全身顫抖，兩腿抖得厲害，站都站不起來，只好靠在床上說話，而周作人說出的卻是：“我苦哉，我苦哉。”
這一句話是頗有內涵的，魯迅在的時候，母親自由魯迅支撐，當魯迅死掉，周作人說苦哉苦哉，太夫人曾氣憤地對俞藻說：“難道他說苦哉，就能擺脫他養活我的責任嗎？”我們知道，當日本人來的時候，周作人以“家累重”、“有老母寡嫂需要奉養”為辭留平。寡嫂者，魯迅先生原配朱安之謂也。
魯迅母親魯瑞（前排中）與家人合影。後排右為周作人，左為周建人，中為魯迅（周樹人），前排右為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左為周建人妻羽太芳子。
其實自魯迅逝世至1937年底，周作人“老母寡嫂”的生活費用均由許廣平承擔。從1938年1月開始，周作人才開始承擔老母的生活費用，每月五十元，後來幣制變動，物價飛漲，而這周作人給五十卻一直未漲。“珍珠港事件”後匯款中斷，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津貼因而終止。這期間，魯老太太和朱安夫人的生活之困可想而知，這個時候朱安夫人曾動起賣掉魯迅在北平的藏書來補貼生活。其時，周作人大宴賓客，出入有專車接送，還有一事堪記，1943年5月，魯老太太逝世，周作人“大辦母親之喪，共用去一萬四千餘元”
周作人給人們的印記，一向是性格內向，周身儒雅，毫無鬥士氣，有點像陶潛，而魯迅把他常比做貓頭鷹，這大抵是準確的，喜歡在夜裡工作，在夜裡發出惡聲，這有點如嵇康。兩人呢雖是兄弟，卻一峻拔一消散。這兄弟兩個真是對稱的可以。人們說有善必有惡，有抗爭也必然有附逆，有決死，也就有苟活，有穿燕尾服的，也有穿粗布衫的。
周作人自謂“我的心中有兩個鬼，一個是流氓鬼，一個是紳士鬼，如果說得好一點，也可以說叛徒和隱士。”在三十年代的文壇上，早年與魯迅並肩的周作人不見了，開始頹唐，窗外的時事不再引動他的心魄，喝茶飲酒玩骨董，在他五十歲的打油詩裡，我們好像看到的是一大徹大悟的化外高人。
二
1937年7月，日本人佔領了北平，以前每遇時局動盪，一遇風吹草動，羽太信子等人就叫傭人把八道灣住宅大門上掛的“周宅”摘下，換上“羽太寓”的牌子，還掛上日本旗，表示這是日本人的住宅。還在日本人佔領北平前，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把她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婦從日本接到北平八道灣周宅來了。魯迅得知這些情況後說了一句：“現在八道灣只有老二一箇中國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忠奸黑白在周作人這裡好像是無所謂的鞋子，可以穿，可以拋擲，只是為了文字的風雅，自己生活的優雅，一切民族倫理都可以是腦後的東西，
魯迅一個“昏”字是很好的周作人人生的註腳。周作人的昏，表現在不論是非，早在抗戰前夕，周作人就寫過《岳飛與秦檜》、《關於英雄崇拜》兩篇文章 ，在南宋和金朝的戰爭問題上否定岳飛主戰為忠，同時也否定秦檜主和為奸，公然為秦檜的投敵賣國翻案。在《瓜豆集•再談油炸鬼》中，他又說：“秦檜主和”還能“保得半壁江山”，“不是他的大罪”。甚至還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他在《苦茶隨筆》中還對文天祥的殉國進行了嘲諷：
“文天祥等人惟一好處是有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於他應當表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我們的模範。第一，要學他必須國先亡了，否則怎麼死得像呢？我們要有氣節，須得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那犧牲太大了。第二，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倒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保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第二……”
忠奸黑白在周作人這裡好像是無所謂的鞋子，可以穿，可以拋擲，只是為了文字的風雅，自己生活的優雅，一切民族倫理都可以是腦後的東西，藝術好像與政治無關，真的嗎？記得林賢治在寫斯蒂芬-茨威格與裡查德－斯特勞斯說：生在政治社會里而聲明脫離政治，倘若不是天真無知，便是自欺欺人。
三
周作人抗戰一開始，就顯得好像戰爭與他無關，他不像北平的那些同事和朋友，急急南下避難，而是定力超人，一如既往地坐在苦雨齋，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兩三人共飲，把”七七事變“當成人間塵夢。
盧溝橋事變戰火初起時，朋友們苦勸周作人隨眾教授南下，他以家中老小眾多，登程不便為由，滯於北平。當社會的逼迫實在不能再置之不理時，才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說：“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這話說得硬氣，好像隱士成了在北海牧羊的羊倌了，恐怕那吃雪喝草根的苦，知堂先生是消受不了的，但他卻偏以“苦”自命。先是“苦雨齋”，繼而做“苦茶庵”，後來又該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這樣在北平大張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藥旗”下長期持節，苦住到底，那真是我們民族的又一蘇武再世。
周是一個怯懦的人，對人間時常以悲觀和驚恐待之。活命，一切從此出發，“苟全性命於亂世”，在日本佔領北平最初的兩年裡，“苦住齋”裡的周作人雖然在故紙堆裡暫避身外的風雨，但一家已到了舉債度日，“惜無白粥下微鹽”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風裡。
1938年4月，上海的雜誌刊登出周作人於2月9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照片和新聞文章。照片上，“周作人長袍馬褂，躋身於戎裝的日本特務頭子與華服、西裝的漢奸文人中間。”
1938年2月，周作人赴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
1939年元旦上午9點鐘左右，國人一片“漢奸”罵聲中苦雨齋裡的周作人，正在家與前來賀年的學生聊天，僕人過來說，有一個天津來的客人要見他。周作人即請來人進屋。還沒等周作人看清容貌，來客問了一聲“你是周先生麼？”抬手就是一槍，打中了周作人的腹部。再一槍，打中了周作人的學生沈啟無。
這次暗殺行動中，周宅附近的一名車伕被打死，一名車伕被打傷，周作人的學生也肩部受傷，只有暗殺的對象周作人本人，因為毛衣紐扣阻擋了子彈，反而毫髮無傷。
周作人一直以為這是日本人的所為，就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給《光明日報》寫了一篇“元旦的刺客”，這本是愛國的青年學生看不慣周作人的附逆行為，但周作人卻藉此事為自己的叛國罪行辯護，把它說成是因為他“觸怒了”日寇而遭日本軍警刺殺的案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準烈士”形象。
周作人走到此處，是他的心理軌跡的正常運轉，人格的委頓、道德的弱化一步步把他載到了如此的境地，屈從於求生，是他尷尬的開始，他本來還羞羞答答的面紗就徹底扯去，半條腿入水的周作人終於完全擁抱下水了，就此開始出任當了偽教育總署督辦。
四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傅向來最痛恨不講民族氣節的儒生，對不顧氣節和民族大義，甘願為日本人驅使的知識分子更是深惡痛絕。當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長後，曾於重慶報刊發表聲明：“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別和補習，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達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就問陳與偽北大的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當場表示偽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滾蛋。不但不請他們任教，還當場表示要請司法部門將罪大惡極的儒林敗類捉拿歸案，嚴加懲處。並在報紙發表聲明： 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就在傅斯年的聲明於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報》刊出之時，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灣的苦茶庵，一邊飲著苦茶，一邊悠閒地做著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極具感情色彩地回憶了他的故鄉紹興石板路與石橋的優美。
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令周氏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寫罷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漢奸罪被捕入獄，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獄前的最後的文字。
有的人為自己的過失，進行懺悔，用懺悔為歷史劃句號，而有的人卻對自己的過失漂白，最後像鴨子死掉，還留一張硬嘴，臉都沒有了，還留狡辯的鳥嘴有何用處。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因漢奸罪被押赴法庭受審
五
1966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歲的風燭暮年。他早年說的壽則多辱，毫釐不爽的應驗。
8月22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宅，砸爛周母牌位。兩天後，紅衛兵宣佈對周作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他住的日式“榻榻米”臥室砸得稀爛，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趕到院子裡，跪在地上接受批鬥，手持皮帶的紅衛兵邊打邊審，逼迫他老實交待罪行，並將周作人的獨生子周豐一揪來陪鬥。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還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年老齒稀，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周作人的兩條腿很快就出現浮腫。
周作人曾兩次將寫好的“呈文”交給兒媳張菼芳，叫她揹著紅衛兵轉交派出所，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
1967年5月6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為公公倒了馬桶，並準備了一瓶開水，然後去上班。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的一位鄰居發現周作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順眼。他便打電話給張菼芳。
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周作人渾身早已冰涼。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時猝然發病，連鞋都來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屬匆匆銷了戶口，火化，連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來。
周作人曾有一文《死法》，像是讖語：統計世間死法共有兩大類，一曰“壽終正寢”，二曰“死於非命”。……但是長壽非可幸求，希望心臟麻痺又與求仙之難無異，大多數人的運命還只是輪到病故，揆諸吾人避苦求樂之意實屬大相徑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們不得不離開了壽終而求諸死於非命了。
他在這篇文章裡說“三一八”慘案，學校裡開追悼會的時候，他曾給遇難的學生送去一副對聯，文曰：
“什麼世界，還講愛國？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如果說周作人的附逆是生命已經交給了魔鬼一次，算死了一次，那後來的生命也不是在仙界的逍遙吧，寫到此處，我覺得我太饒舌了，也學習一下知堂抄書的筆法，抄他的《死之默想》的開頭，四世紀時希臘厭世詩人巴拉達思作有一首小詩道，
(Polla laleis, anthrope-Palladas)
“你太饒舌了，人呵，不久將睡在地下；
“住口罷，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
葉文龍摘自 耿立 著《赳赳民國》（金城出版社）之《前世出家今在家 》一文，摘選時有刪節，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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