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影片由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馮小剛執導，徐帆、張國立等人主演。
2012年公映的《一九四二》其實是一部長期未受重視的好電影，某種意義上講，它也可能是那位前途未卜的賀歲大師近十年間為中國觀眾留下的最優秀的一部作品。
不過，《一九四二》好雖好，只是你別將它當作1942年發生的事。否則，導演、編劇連同原著小說家可都得擔上“篡改歷史”的嫌疑。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電影主要劇情同真實歷史的出入幾乎可用“無一處符合史實”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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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時間硬傷。
民國三十一年（1942）至民國三十二年的河南省的確遭遇了罕見的大饑荒，但日軍並未像電影描述的那般在當年大舉進攻河南，歷史上“豫中會戰”的時間是民國三十三年（1944），這就完全對不上了。
其次，看責任歸屬。
在《一九四二》裡，國民政府為“救災不力”背了黑鍋。從重慶到河南，從政壇到軍界，皆已腐朽透頂，不是推卸責任便是發國難財，置民眾於水火而不顧，生將天災拖成人禍。唯有時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問題最小，他的責任至多是礙於情面未能將實際情況向領袖上報。
然而，歷史上那場饑荒的成因是複雜的。
有天災，乾旱與蝗蟲的肆虐是客觀現實；有人禍，河南位於戰事相持的前沿，日本人的封鎖無疑惡化了饑荒形勢。國民政府對於救災的態度是積極的，但無奈時機已被貽誤。饑荒真正的罪魁禍首，恰是電影中為救援而反覆奔走的李培基，他的政府班子堅持對重慶壓下災情，釀成了最終的慘劇。
▲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
再次，看輿情管制。
電影中有一處，講《大公報》刊登一篇《豫災實錄》，引起了蔣中正的不滿，他因此斥責了主管新聞的行政院秘書長張厲生，並責令《大公報》主編王芸生休刊反省。
而在真實歷史中，國民政府並未對災情報道予以控制。不僅那篇《豫災實錄》沒問題，一些由延安主導的抨擊力度更大的新聞也都未受壓制。僅有個別指責政府限價不力的報道被處以“停刊三日”這類極輕的處罰，但這不代表報導饑荒是犯禁的。
第四，看軍方角色。
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蔣鼎文，在電影中被刻畫為視災情而不顧的冷血動物，他明知河南遭了災，每天都有無數人餓死，還一個勁地向李培基催軍糧。等日軍臨近了，他又奉令甩鍋，把災民扔給了敵人。
而在真實歷史上，正是以蔣鼎文、湯恩伯、李家鈺（川軍）等人為代表的軍方高層率先向重慶報道河南真實的饑荒情況，但他們的陳述皆與李培基的彙報不符，軍、政兩界為此還結下樑子。重慶方面礙於影響，在派員親赴調查之前也多偏袒河南政府的報告。至於蔣鼎文對李培基催要軍糧一事，可視作前者實在看不下去後者那種“打腫臉充胖子”的行為的一種應對辦法。
▲蔣鼎文與董英斌
第五，看戰事發展。
電影中蔣中正密電蔣鼎文放棄河南省一節純屬子虛烏有，兩年之後中方在“豫中會戰”的失利也主要是由軍事實力的巨大差距所導致。
最後，看日偽作為。
與電影末節呈現的相反，侵華日軍與偽政府均未對1942年的饑荒進行救援，他們所做的無非是將災民往國統區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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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蔽之，若將《一九四二》當作歷史題材，它不僅無足觀，而且大錯特錯；可若壓根不將其視作對歷史的呈現，那麼中國電影史上必將豎起一座現實主義的豐碑。
在重溫這部電影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了一處獨具匠心的細節。
▲右側參謀領章的竹節標識
那處細節便是軍部的作戰參謀向蔣鼎文呈報電文時，其領章一側露出的竹節標識。國民革命軍中參謀人員的領章是特殊的，一側是正常軍銜，另一側則是兩條交叉的竹節。據我的觀察，這可能是國內的影視劇第一次對國民革命軍參謀人員的身份進行正確標識。
以創作者對質感與細節的苛求與嚴謹，電影沒道理在史實上處處違和。那就只有一種解釋，即它壓根和那段歷史沒關係。《一九四二》拍的是哪段？是過去，也是未來，是隻要條件形成便會一再重複相似悲劇的歷史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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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拎一些“條件”出來供大家品咂。
有一幕是講政府組織重慶市民為歡送美國特使的車隊而沿街彩排，一位處長不停朝本地官員摳細節，訓斥道welcome喊得不整齊就是極為嚴重的外交事故。正在大家排練的時候，日本飛機例行轟炸重慶。遍地狼藉之後，活下來的群眾還是按照先前的秩序在廢墟兩邊進行歡送，政府方面唯一的妥協，就是準允將英語換成了重慶話。
有一幕是講蔣鼎文拒絕李培基提出的減免軍糧的請求，他的理由是“萬千的弟兄正在奔赴前線，誰知道一個月以後我能帶回來幾個人。如果兩個人要同時餓死的話，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我們就會亡國”。
▲段奕宏飾演的陳布雷
有一幕是講李培基親赴重慶見蔣，本意是想在席間報災，結果侍從一直在旁念新聞，不是羅卓英從緬甸來電，便是戴笠密會汪逆投誠密使；不是印度甘地絕食，便是斯大林格勒戰事膠著，一頓飯吃下來，蔣要坐飛機離開了，李培基都沒敢開口。事後，陳布雷問李培基是否彙報河南情況。李培基脫口而出：“他們向委員長報告的每一件事，都比我說的要大，一下把我給嚇住了，重慶等於白來了。”
有一幕是講李培基跟秘書抱怨壓力太大，心有解甲歸田之意。秘書是怎麼勸的——“主席，如果我們要解甲歸田，那說不定現在真成災民了”。
還有一幕是講岡村寧次在飛機上告訴部屬，只要把糧食發給這些逃難的災民，他們就可以為己所用。部屬不解：“他們可是中國人”，岡村寧次回應道：“首先他們是人”。
這一層層意思捋下來，基本也就解釋了美國記者與神父這些“多事”者的困惑——為何大災當前，掌權者卻對百姓不管不顧？原因非常簡單：民不能決定官，民便對官不重要。權力不受制約，便難免為所欲為。
細觀全片，你不難發現片尾蔣問李培基災民罹難數字官方統計與真實情況的出入，反倒是諷刺情節最平庸的一處，電影中更值得重視的部分數不勝數。話說回來，或許正因為《一九四二》未受重視，它才得以長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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