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龙，有机化学家。1898年7月3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9年7月1日逝世。 他毕生致力于有机化学的研究，特别是甾体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为我国有机化学的发展和甾体药物工业的建立以及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在美国从事凯西纳-华尔夫还原法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称之为黄鸣龙还原法。黄鸣龙还原法是
数千个有机化学人名反应中以中国人命名的唯一一个反应(准确的说是1/3个反应)!
三次回国、两种心情
20世纪20年代，已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他，满怀科学救国的壮志，返回祖国，帮助二哥办医学杂志，宣传新医新药，在母校浙江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教课。可是，旧社会的现实使他感到痛心，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贫困。他受邀参加中央卫生实验处的工作，发现市场上伪药充斥，只谋私利的药商对人民的健康毫不负责。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奎宁）片竟不含丝毫金鸡纳霜。目击这种不正之风，他要求严格检查药物成份，由于有的官员本人就是奸商的同伙，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他深感无奈，1934年再去国外做研究工作。
1940~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离开伦敦生物研究院，再次奔回祖国，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昆明）研究员。他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员都是衣衫褴褛，有些教授为生活所迫，四处兼课，却出不起租车钱。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兼课，生活同样非常艰苦。他工作的研究所，非但化学药品欠缺，连试剂质量都发生问题。为此他不得不第三次漂洋过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黄鸣龙正在美国，从不断寄来的家书中，他呼吸到祖国的清新气息并受到了鼓舞。他贪婪地阅读来自祖国的画报、杂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一向埋头科研、自诩“不问政治”的他，订了两种报纸，墙上还贴起了大幅地图。他的小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抗美援朝成了父亲的特殊科研项目，也成了全家议论的主题。他常常站在地图面前给家里人讲解战局的发展。他常对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为科学而科学，应该为人民为祖国作出贡献’”。他的言行给子女的教育和影响很深。
在垂暮之年迎来祖国的新生，黄鸣龙无限激动，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趁应邀去德国讲学和做研究工作之机，摆脱跟踪，绕道欧洲辗转回国。
1952年，黄鸣龙返回祖国。船抵香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己经派人在那儿等待。回到上海，他应邀担任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随后又任职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在一封给海外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庆幸这次回到祖国获得了新生，我觉得自己年轻多了。我以一个儿子对母亲那样的忠诚、热情，竭尽我的努力……如果你也能和我一起在祖国的原野上一同耕耘多么快乐！我尊敬的教授，回来吧！我举起双手迎接你的归来！
在他的鼓励下，当时一些医学家、化学家先后从国外回来了。他的儿子、女儿完成学业以后，也相继归国，投入祖国建设中。
黄鸣龙一生为科学。他所从事或领导的科研工作，大都居于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行列，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国际最有权威的有机化学杂志《四面体》曾聘请他为荣誉顾问编委，这个杂志的两位主编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全部精力献身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重视自己的专业和科研工作与实际需要的结合，他说：
“一方面，科学院应该做基础性的科研工作，我们不应目光短浅，忽视暂时应用价值尚不显著的学术性研究。但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我们应根据自己所长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解决，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1952年黄鸣龙回国后的工作目标，主要是发展有疗效的甾体化合物的工业生产。当时，甾体激素药物工业已在世界上兴起，而我国却是一项空白。为了创立我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他带领一部分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了甾体植物的资源调查和甾体激素的合成研究。
黄鸣龙在办公室（1957年夏）
1958年，中国药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黄鸣龙领导下，以国产薯蓣皂素为原料，合成“可的松”成功了。这项原来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项日，提前数年得到实现。它不但填补了我国甾体工业的空白，而且使我国合成可的松的方法，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在合成可的松基础上，许多重要的甾体激素如黄体酮、睾丸素、地塞米松等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先后生产了。不久我国又合成了数种甾体激素药物。为此，当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王牌的可的松的价格不得不大幅下降。而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也从进口变成了出口。当可的松投产成功，人们向黄鸣龙祝贺时，他满怀欢欣而又异常谦虚地说：
“我看到我们国家做出了可的松，非常地高兴，我这颗螺丝钉终于发挥作用了。”
从此，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接连问世，药厂也接连投产，不管是原料资源，还是合成路线，黄鸣龙总是竭尽全力，不辞辛劳，他经常奔波于实验室和工厂之间。与此同时，黄呜龙还亲自开课，系统讲授甾体化学，为祖国培养出一批甾体化学的专门人才。我国第一次甾体激素会议，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因此，大家称黄鸣龙是我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的奠基人，是我国甾体化学领域的开拓者。
黄鸣龙指导青年科研人员实验
黄鸣龙为科研人员讲解质谱新技术
1964年，身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的黄鸣龙，以他突出的贡献，当选为第三届人大代表。会上，听到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展示的“四化”宏图，听到周总理提出要重视计划生育，防止人口过快增长，他立刻联想到国外有关甾体激素可作避孕药的报道，决心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为人民继续发挥螺丝钉的作用。
一回到上海，他就把自己的设想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项目，需要组织全国范围的大协作。国家科委非常重视这项有关国计民生的建议，为此，专门成立了计划生育专业组，由黄鸣龙任副组长。黄鸣龙参考国外的文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真制订出研究计划。在有关单位配合下，这一科研工作细致而踏实地开展了。
1964年，黄鸣龙领导研制的口服避孕药甲地孕酮获得成功，受到全世界关注。不到一年时间，几种主要的甾体避孕药物很快投入了生产，接着在全国推广使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由于他为祖国甾体药物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先进代表。1982年黄鸣龙等的“甾体激素的合成与甾体反应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79年7月1日，黄鸣龙因病离开了人世。噩耗在报上发表后，海内外的同事、同行、学生纷纷发来唁电，同声悼念这位世界科学界著名的化学家、药学家。美国纽约《美洲华侨日报》还报道了他战斗的一生，对他为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中，他始终忘我地战斗在科研第一线，值得人们永远敬仰和怀念。
黄鸣龙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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