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聚人生
清末中興名臣左宗棠曾經當過兩次京官，都是去擔任軍機大臣。
第一次是在1881年，當年年初身為陝甘總督的左宗棠奉召入京，2月26日面聖召對，然後就直接被留在了北京，到軍機處入值當差，同時在總理衙門行走。但是在北京的工作乾的不長，當年10月28日就被外放出京，去當兩江總督。
第二次是1884年，中法關係緊張之際，左宗棠奉召在6月13日到達北京，面聖後又被留在北京，第二次入值軍機。因為考慮到這時左宗棠年歲已高，特旨允許左宗棠不用天天到班，可以呆在家裡等到有緊要事務需要討論時再來。這次在北京任職的時間更短，9月份就被外放福建督辦軍務。
左宗棠這兩次加起來差不多1年多的京官生涯，期間和同事的關係可以用三個字評價，即“不和諧”。關於此，野史筆記中的記載很多，以民國時代黃濬著《花隨人聖庵摭憶》為代表。
左宗棠為人，恃才傲物，到了擔任總督後，這種氣勢更大。另外，左宗棠好當眾抒發議論，滔滔不絕。這種性格，在他作為封疆大吏，身為一方最高軍政長官時，自然大家俯首帖耳，不會有什麼明顯的矛盾，屬下即使受不了他這種脾氣，也只能忍者。至於官場上的同僚，反正遠隔山水，眼不見為淨，至多是在奏摺中打打筆仗，以及背地裡說說左宗棠的風涼話而已。
但是當他到了京城，入值軍機之後，情況就大為不同。同事的都是執掌中樞輔政要務的軍機大臣，大家平起平坐，而且相對於其他軍機大臣，左宗棠還是個沒有經驗的新來的同志。這時候，他經常性在軍機處裡高聲發表自己的議論，瞬間就像是軍機處值房裡的一股泥石流，自然招來其他軍機大臣乃至章京們的側目，更不用說，他的政見可能和其他一些軍機大臣心理所想並不合拍。
從左宗棠每次在軍機的位置上都呆不久，也就能想見其中的情形了。
下面貼上《花隨人聖庵摭憶》中的相關文字，非常生動有趣：
“左入京後，果大苦，諸臣頗侮弄之，左顧此失彼，舉端不能竟委”。
“文襄（左宗棠）每展閱一葉（奏摺），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為議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複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尚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晚，諸公並厭苦之，凡半月尚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命章京藏之”。（即某次李鴻章上奏討論海防事務的奏摺，軍機處開會討論，左宗棠一說就說起自己在西北的功績，以至於一份奏摺討論了半個月還沒說完，軍機大臣們常常被拖得加班，最後沒辦法恭親王乾脆讓把李鴻章的奏摺藏起來別讓左宗棠再看了）
海研會
實在不怎麼樣。和同僚關係很僵，又不能好好處理政務，很快就自請外放兩江總督了。左宗棠為將沒說的，收復新疆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做軍機大臣實在是差強人意。他自己也不願意呆在中樞，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
左宗棠收復新疆後，於光緒七年，在時任領班軍機大臣兼領班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的推薦下，奉詔入京擔任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行走。正史《清史稿》記載“然值軍機、譯署，同列頗厭苦之。宗棠亦自不樂居內，引疾乞退。”這裡就寫的很清楚了，“同列頗厭苦之”，跟同事關係特別差。
而左宗棠年紀大了，難免有些毛病，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輝煌戰績和一些個人恩怨中。最與之不合的自然就是曾國藩。曾國藩、左宗棠之間的矛盾人所共知。左宗棠也是逢人就回顧當年的戎馬生涯，然後就罵曾國藩，數落他的各種不是。
結果到了京城，據說每次朝議，左宗棠也是幾句話就能談到曾國藩的不是，然後再遙想當年自己西征時如何如何。有一次李鴻章上了著名的《籌議海防折》，恭親王召軍機大臣們議論，到了左宗棠這裡，他開口便說，海防很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啊，想當年老夫在西征的時候……然後又喋喋不休地說他的西政故事了。聽他說了半天，一條都沒議成。
半個多月後，恭親王實在沒辦法了，覺得左宗棠呆在京城實在也不是個事，左宗棠自己也不痛快，於是自請退休。奕訢就坡下驢，左宗棠改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就這麼離開了京城，前後只有幾個月時間。到了兩江總督任上，左宗棠倒也又表現不錯，興辦水利，支持洋務運動。可見，有的人比較適合坐鎮中樞，運籌帷幄。有的人還是實幹為主，親歷一線，左宗棠就是後者。
伊耆角木
左宗堂是真有才真幹事的人，與官場很多老油條相處並不融洽，不象李鴻章那樣左右逢緣，但左平太平收新彊功勞太大(不象李大人花大把銀子建海軍打仗不讓出港，全葬海底)，慈禧老太婆忍讓著，朝堂不好呆就外放，別人看不慣也對他不敢怎麼樣，頂多把支持他收復新彊功勞最大的胡雪巖整死。
芊瑞1
好相還可以、為人正直、
用戶周明朝
不瞭解，不過新疆之功，大於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