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大家都關注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想講講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問題，分析一下為什麼中國經濟是這種狀況，跟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有什麼關係，展望一下未來，看看下一階段的發展、下一個4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會有哪些特點。
一、關於國內外形勢
首先看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是個大國，經濟學對大國經濟的定義是，國家經濟情況變化主要由自身國情決定，而不是國際形勢決定，中美貿易摩擦是很大的國際問題，同時也是國內問題，因為跟我們的貿易直接相關，跟我們的體制直接相關，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因素相關。
我們首先分析中國自己的經濟目前到了什麼狀況。為什麼說下行壓力很大？2018年比較低，2019年還會更低一點，這樣的局勢是怎麼出現的？經濟學界有各種解釋，如環保成本提高、人工成本提高等一系列各種因素，我也承認這些因素都存在。我們需要著重處理的問題是什麼？面對紛繁複雜的各種因素，遇到的問題主要是什麼？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包括民營企業質押、被收購，出現離場論，直接的原因是去槓桿，銀根收緊、槓桿率降低，各個部門一出政策，民營企業發展便受到嚴重製約。
往回捋這些問題是怎麼來的？過剩產能、庫存、槓桿率、債務率過高是怎麼來的？這些都是典型的經濟週期現象，是因為過去經濟過熱的時候過度投資，產生了大量的產能，產生出大量的企業，最後發現沒有那麼多需求，這些產能就變成了過剩產能、庫存積壓，投資借的那些錢就變成了債，造成壞債、槓桿率不斷提高，這是典型的經濟過熱之後要處理的問題。
這十幾年來我們有兩次經濟過熱。先是2005~2007年，2008年調整一年，國際經濟危機來了，2009、2010年又刺激了兩年，結果就遺留下了這些問題。出現經濟過熱的問題其他國家是怎麼解決的？其他國家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就是砸機器、倒牛奶、企業倒閉、金融機構破產。美國2008年出現危機以後出現的是急風暴雨、倒閉失業潮。美國採取的是硬著陸辦法，導致的是經濟衰退，就是3%、4%的負增長，那種方法很痛苦，但好處是長痛不如短痛，在短時間內可以把市場出清，把過剩產能、壞賬出清，比較快地進入復甦的階段。
2009、2010、2012年是美國最痛苦的三年，2013、2014年逐步復甦，雖然仍然蕭條但已開始復甦，2016年討論退出寬鬆政策，2017、2018年經濟恢復正常增長，3%的增長對美國來說已經是很高的增長，當然他們還在爭議是不是要進一步加息，加息的過程已經進行了，已經到了這一輪過熱的問題，現在世界最大的風險是美國股市過熱的問題了。
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用的方法是“軟著陸”，這個方法當然是有它好的方面，做好的話很好。我們的政府有很強的調控能力，調整得比較快，沒有使泡沫變得非常大。中國的泡沫是不是特別大？最近有人拿中國和日本的泡沫比，這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當時的泡沫規模、程度很不一般。他們當時並不覺得泡沫不好，而是覺得經濟越熱越好，房價越高越好，土地值錢，加上勞動力短缺，所以已經進入瘋狂的程度，什麼東西都便宜，日元又非常貴，升值以後買各地的東西。政府所採取的一些基本的措施、基本的宏觀經濟措施都不管用，泡沫無限擴張，最後導致經濟出現嚴重問題。恢復正常後房價跌了60%，股市跌了70%。
我們還是有控制的，2005到2007年經濟過熱時我們進行了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在中國有特殊的含義。宏觀調控在經濟學上本來是兩方面的，冷的時候要託、熱的時候要壓。2004到2007年，壓著壓著仍有14%，我們就採取更嚴厲的措施，2008年自己調整了一年，硬壓下去的。2007年下半年房地產調控，也是出了“國幾條”，一下子把市場壓下去，房地產也壓下去，跌了不少。經濟增長2008年到了6%。2009、2010年是政府刺激。世界G20開峰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我們採取刺激政策，結果刺激大了。當時說是4萬億，其實4萬億是小，4萬億是兩年的支出放在一塊，每年2萬億中很小一部分是刺激政策。刺激政策必須是無中生有，必須是債務支撐新的需求才是刺激政策，哪裡只有兩三千億？真正的大頭是一年漲了6萬億的地方融資平臺政府債務，這一下子把“洪水猛獸”放出來了。2008年鋼鐵產能過剩，1/3過剩，2011年再算6億噸需求，12億噸產能，50%的過剩，那輪房地產起來了。2010年4月我們開始調整政策。第一個調整的措施是出臺了“住房限購政策”。限購政策大家有點詬病，不是長期的政策而是行政手段。這就是我們和西方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這是宏觀經濟學的特點。很多企業對經濟變量不敏感，貨幣政策、調利率他都不管，本金他都不還，還還你利率？出了問題我們用行政手段。我們敢用行政手段，其他國家用不了。比如說住房限購，其他國家沒法用，我們用這種辦法，急剎車把它剎住。好處是什麼？好處是當長效機制沒出來的時候先把泡沫抑制住。當時抑制的結果是，幾個一線城市的泡沫沒來得及波及就被止住了。2014、2015年世界上總有人說中國的房地產要崩盤、要硬著陸了。實際上，大城市是有泡沫，但一旦剎住，就沒有波及全國。全國的市場是穩定的，跌一兩個點，升也是一兩個點，基本是平穩的，能及時把泡沫剎住，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很重視的。
對待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值得思考的，應該給予正確的評價。當然遲遲不出長效機制，遲遲不把臨時的行政手段替換出來，而且臨時的行政手段還會搞一些“非常規”手段，比如說限貸、限購等改變供求關係後面的參數，也會帶來新的問題。但是出於對泡沫的敏感，我們還是千方百計地防止大的泡沫，不出大泡沫就不會出大的崩盤。
軟著陸也有不好的地方。客觀地說，我們是有泡沫，但泡沫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這輪房地產的泡沫基本控制住了，如果各地把限價放開，價格是升是降還不一定。經濟高增長的過程不可避免有一些泡沫現象。中國的泡沫和當年日本的泡沫不可同日而語，而且說句實在話，我們也在研究，為什麼對泡沫這麼敏感，不惜用各種手段進行控制。日本的泡沫破滅、香港樓市泡沫的破滅，對我們來講，是吃一塹長一智的過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這麼謹慎。
對形勢的判斷，好的方面我們要看到，有這樣的基本面而沒有大的泡沫，也可能實現所謂的軟著陸。加上我們的控制力比較強，把有些問題先控制住，不讓它一次性破掉，局部的風險不變成系統性風險，經濟就可以持續增長。軟著陸的特點是儘管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但是還有正的增長。這幾年我們經濟不好，還有6%左右的增速。增長過程中就把有些問題消化掉一部分。因而這也是優點，我們可以實現軟著陸，如果可以還能做得更好。
外國人不知道、不理解中國還有經濟週期，他說你們沒有出現經濟衰退，實際上，我們經濟波動的幅度不比他們小，他們是3%和負3%的波動，6個點的波動率，我們是14%和6%的波動，8個點的波動率。但是我們能保持正的增長。軟著陸的壞處就是很多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市場持續不能出清，新的一輪遲遲不能開始，最後演變成殭屍企業、壞債越來越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長期發展、提高生產率，當年主要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2016年底開始去產能，2017年開始去槓桿，然後各個部門都提出來去產能、去槓桿，在去槓桿的過程中又出了問題，銀根縮緊，縮的方式是貸款收回來就不貸了，要恢復表上的債務率、違規率等，以前可以滾動，現在收回來就不再給你了。收誰的？國企的收不動，壞的民企、情況不好的民企也沒得收。誰有錢？好的民企。結果把好的民企債務收回來不再給他，一下子把好的民企的債務鏈斷掉，這就是所謂的誤傷，就出現了2018年質押的股權違約、賣掉、民營企業退場等現象。
之後，國家出臺了一些保證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這就是這些問題的來源。這是一系列的歷史結果，我們走到這兒就到了低谷，軟著陸最後出清的階段到了，最後出清的階段就是經濟最低谷的時候。
美國市場出清的時候是其經濟最低谷的時候，他們到得比較早，我們到得比較晚，這個過程最後的幾年到最低谷。2018年經濟不好，2019年可能仍然不會比上年高，就是因為我們還在處理中，會不會到2020年？實在說不太好。這些問題確實都在處理中，殭屍企業的問題、債轉股的問題、股市上的問題、去槓桿的問題。去槓桿現在已經到了穩槓桿的階段，正在消化、出清的過程中，今明兩年還是相對比較低，加上國際形勢的問題，要有思想準備。
就這個過程也不特殊，如果今年年底這個過程基本結束的話。我們2011年開始到2019年底是8年的時間，90年代我們軟著陸的過程也用了8年的時間，1995年開始，前面是過熱，1992、1993、1994年開始下滑，一直到2002年基本穩定下來，2003年非典過後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下一輪的增長，一定意義上也沒有太出格。這次是兩次過熱，清理起來困難更大一點，現在遇到這些問題也是不可避免。
另一個含義是中國經濟也不會老這麼差，週期性的過程過去以後，市場基本出清以後我們還會進入下一輪增長，下一輪增長是多少大家可以爭議，最好不要超過8%，6%到7%仍然是高增長，二三十年的增長也是非常好的前景，也不要悲觀地說中國經濟從此就這樣了，也不符合邏輯。
現在政府正在調整政策，應該有所放鬆，西方國家在低迷的時候，我們同他們的節奏不一樣，他們在低迷的時候我們還在增長，他們在衰退的時候採取寬鬆政策，我們現在到了底部，我們也需要採取一些寬鬆政策。調低存款準備金率是措施之一。有缺口放出來是彌補缺口，並不是強刺激，我們現在需要相對寬鬆的政策，相信政府會根據目前情況的變化進行一些調整。
國內的變化還是最基本的，理解現實的經濟狀況，理解下一步的發展還是最基本的問題。國際形勢是兩方面，一方面不光是美國，歐盟、日本、發達國家和我們的貿易衝突在加大，各方面利益衝突在加大，這是重要的變化。先不說美國和歐洲，歐洲人的說法是，十年前中國規則有點不一樣，違反點知識產權，有點保護，我們也無所謂，你們還很落後，你們差得還遠，沒有太大的關係。十年後我們突然發現你們在很多領域很有競爭力了，你們還那麼做，我們就得說道說道了。因此，他們通過了新的投資法規，這對整個發展的環境確實是一種變化。
國際上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不確定性，美國的泡沫、英國脫歐現在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美國的股市泡沫，大漲大跌說明投資者很脆弱。
關於不確定性和匯率變化的關係，大家現在很關心人民幣會不會破7，我覺得破不破7不重要，6.9和7.1沒太大的差別，人民幣確實不具備長期單邊貶值的趨勢，人民幣的變動主要不是因為我們的變動，我們內部也有各種因素在發生變化，但主要是外部因素在發生變化。最近美元指數走低，對日元暴跌一把。美元將來的前景很值得大家關注。大家現在說人民幣貶值是不是換點美元？現在市場上很多人預期美元貶值，美元在資本市場上大跌大動，那美元下跌，我們受益了，匯率是兩頭的事。如果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可能全世界的貨幣都貶值，美元升值。而現在大波大動，美元是貶值的，人民幣是升值的。再看其他貨幣變動對我們的影響。人民幣可能被貶值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如果英國不脫歐，英鎊會升值，拉著人民幣也會升值。英國脫歐沒什麼變化，脫歐的風險早就被納入到貨幣中，已經貶了好幾輪，但是它的波動不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其中的不確定性會導致資本市場波動，包括匯率、價格等，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這對我們經濟也是不確定性的負面的影響。
二、關於中美經貿摩擦
當前，關於中美貿易摩擦的分析很多，貿易不平衡這件事本身，貿易摩擦本身會不會停下來？還很難評價。
發展之爭、大國之爭的政治問題解決不了，先把貿易的問題簡單說一說，美國之所以連年逆差：一是儲蓄率低，導致貿易逆差；二是國際貨幣發行國，要想使貨幣當成儲備貨幣、交易貨幣的話，每年得有一些逆差才能輸出。只買不賣就是逆差行為，大家用更多的美元做交易，美國要輸出必須要有逆差。以前是歐洲和日本，我們最多。70年代以前都是順差，70年代以後變成逆差，為什麼？因為貨幣因素，1970年宣佈美元和黃金脫鉤，美元越印越多，輸出去大家越用越多，赤字越多，經濟的邏輯說得清楚。這些因素都是一般性因素。中國和美國的赤字越來越大，中國的逆差越來越大，這就要回到另一個因素，這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兩個國家發揮比較優勢貿易是可以平衡的，我們發揮我們的優勢，他們發揮他們的優勢，我們生產2000萬件襯衫換他們一架波音客機是可以平衡的。如果他除了波音飛機不賣了，以前要進口的東西我們不進口了，我們需要的高新科技，他們就是不賣，那不是更赤字？這一點解決不了，他們以後更不賣，技術封鎖更嚴重。
現在中美貿易摩擦，讓我們買他們的大豆、天然氣、豬肉，以此來平衡貿易，歐洲也是，歐洲現在靠什麼和我們平衡貿易？紅酒、橄欖油、火腿。不發揮比較優勢，用他們的話說是出口管制，那平衡不了。
解決中美經貿摩擦怎麼談、談什麼？談的不光是多買點，還有規則的問題。不要把責任都推到美國頭上，要看到我們對貿易不平衡的貢獻。我們正常發展了，很多東西不用進口了，都能出口了，出口越來越多，這是國家競爭力的增長。40年改革開放我們的競爭力不斷提升，這是我們的正常發展。這不是我們的問題，不是要改的問題，我們要繼續發展，要比以前發展得更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有幾個問題也需要調整。
儲蓄率低就是逆差，儲蓄率高就是順差。我們確實有些重商主義，有些政策鼓勵出口，40年來一直是出口快於經濟的增長，GDP我們只有他們的60%~70%，出口都已經超過他們，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已經很多年。特朗普政府降稅以後，據我們研究分析，美國企業比中國企業的賦稅負擔要少十幾個點，競爭力顯然不錯。但是我們有一個政策是出口退稅，一退回來就比他們強。他們是直接稅制我們是間接稅制，我們可以出口退稅。歐洲也可以出口退稅，出口賣得可以比國內還便宜，因為有退稅，所以特別鼓勵對中國的出口，對順差也有貢獻。
我們發展起來，變得有競爭力以後，遲遲沒有改變過去的保護政策，客觀現實也是存在的。我們加入WTO是按照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因此有了15年過渡期，15年以後要退出保護政策，要變成市場經濟國家，去掉不平等的條件，包括勞工、知識產權、關稅壁壘、投資限制等。15年到了，他們都不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客觀上我們確實有些東西還沒有退出，政府已經宣佈要退出，應該退出，也到了要退出的時候。中國的企業需要在新的層次上，在更少的政府保護層次上，真正形成國際競爭力，現在開始做了，而過去一直沒有做，所以就引起了他們的反彈。他們的反彈首先是企業的反彈，美國的商會、歐洲商會抱怨中國不對等、政府補貼。
這次談判很多東西就是要落實退出的東西，這點也是我們改革和開放進一步的發展，有些東西已經在落實，比如說股本比例的問題等。我們這方面也是有問題的，說到對我們的抱怨就到了下一個問題，大家都知道不僅僅是貿易摩擦，技術方面的限制是遏制中國的發展。
現在美國認為中國偷了他們的知識和技術。中國做得最對的就是學習和模仿，沒有這個中國沒有今天。他們把這當成罪過，後悔了，他們沒想到中國真的學了而且會學得這麼快，現在需要趕緊停下來，因此這件事不是短期的事情，即使貿易談出點成果，這個大趨勢不會改變，中美關係到這個份上，大家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
不可避免的事兒早來比晚來好，早來我們都清醒一點，早來我們都不抱幻想，迫使我們更早、更快地做好我們的事情，改革好我們自己。
下面說一下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直接、間接的影響。對貿易的影響還沒看到，世界經濟正在復甦，有些東西還沒有顯現出來。現在真正看到的，較大的影響就是對投資的影響，去年一季度投資是恢復性的快速增長，二季度一出現貿易摩擦馬上跌回去，不僅僅是中國的投資，外國的投資都得停一停，不確定性使大家都得觀望。做美國生意的企業顯然不能在中國再投資了，要到越南投，即使決定到越南投也得觀望一下，到越南還是美國投。做中國市場的公司要想一想到哪兒去，到中國來還是到越南去？最近越南很火，大家至少都停一停、看一看，對投資的影響很大，因此資本市場就出現了波動。
過去一年裡資本市場的表現，上證指數、深證指數全球墊底。各類投資回報，黃金、外匯、原油，上證指數跌了23%，只比比特幣好一點。美國原來很好，在復甦。中美貿易摩擦對資本市場也產生波動，如果這種摩擦繼續下去，是挑破股市泡沫最大的因素。
這張圖是上一次美歐貿易戰的情形。1929、1930年美國泡沫破裂，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賣不出東西，企業找政府，國會通過一個法案，平均關稅稅率從20%提高到57%，貿易戰只針對歐洲，雙方互加關稅，你不讓我出口，我不讓你出口。三年時間世界貿易萎縮了2/3，1929年還有3000億美元，1933年就不到1000億美元。貿易雪上加霜，一方面經濟危機出現，一方面貿易戰，導致歐美經濟十年大蕭條。倒閉、破產、失業，產生了各種極端思潮，產生了納粹，打了世界大戰，金融危機爆發。
G20在巴黎開峰會，大家一致的結論是兩點：一是互相刺激經濟，托住經濟，吸取上述教訓；二是保持經濟的開放，不要打貿易戰，可以繼續全球化的進程。危機中風雨同舟，這兩件事中國都做了。貿易摩擦雙方都會有損失，而且損失會很大，美國號稱是相對勝出的，我國出口下降30%，整體下降2/3，美國下降了1/3，美國相對勝出，在國內得到了發展，依然會有很大的損失；中國也會獲得勝出，貿易上也會有很多損失。
貿易摩擦我們應該看到更多的機遇，思考我們的機遇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化解貿易摩擦負面影響的地方。首先要看到世界其他市場的因素。歐洲和美國各自是100%，現在市場是多元化的，我們對美國出口只佔全部出口的17%，這17%還是加上從香港轉口的，80%以上的市場是可以替代的。現在的產業鏈和過去不一樣，30年代的產業鏈都是在各國本身，現在都是在國際化，跨國的產業鏈使得大家在分攤貿易摩擦影響，不單壓在我們國家。
美國的貿易很單一，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國很分散，除了美國以外，我們在各國都有貿易，80%的市場分佈在各國，我們把這些市場做好，貿易也下降不了多少，非常重要的是國際市場，這是我們和當年美國有點相似的地方，美國當年相對勝出，它的十年蕭條結束以後比別人發展更快，原因是什麼？首先它有國內大市場，1億多人口，歐洲是分崩離析的。它有當時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現在比它更完整，聯合國260多個子產業我們都有，不一定高端，中低端也可以圍繞這個大市場發展。
美國市場受阻，我們做好世界其他市場，做好中國的市場，這件事太重要了，做大市場以後大家不敢不來。美國為什麼勝出？當年和日本、德國貿易摩擦的時候，貿易摩擦和貿易戰的區別，貿易摩擦是講道理的，一個產業一個產業和你掰扯，你哪兒違規了，WTO訴訟，怎麼改革，日本弄了20多個產業，都是一個一個掰扯。貿易戰是不講理的，500億加多少稅，2000億加多少稅，所有的產品加稅，不給你講道理的，這是懲罰性關稅。
30年代的貿易戰和七八十年代的美國、歐洲、日本的貿易摩擦最後都有一個現象，因為美國市場大，誰都不敢放棄美國市場，結果大家一邊打著貿易戰，一邊又同時投到美國市場，奔馳、寶馬的市場都在美國。如果我們做大市場，各地都會在中國追加投資，這個時候我們就發展了。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 . 深圳）最近提了政策建議，不要總搞“中國製造2025”，我們搞一個“中國市場2025”，我們怎麼擴大市場給世界看，給國際貨物公司看，我們會放棄這麼大的市場嗎？所以，首先是做好國際各國市場，二是做好自己的大市場。
要看到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推動作用，貿易摩擦早來比晚來好。我們可以認真思考該怎麼進一步改革開放，包括自主創新制度。
三、挑戰與機遇：中國發展新階段
1. 自主創新
中美貿易摩擦倒逼我們進入下一階段的發展。下一階段的發展一定要和前面有點不一樣，而且確實到了不一樣的時候。它有自然規律，到了這個階段，自然顯示出來，我們增長的動力、增長的機遇，首先是自主創新。下一階段要自主創新，不是說我們過去做錯了，只是我們到了新的階段。經濟增長一定是四大要素：一是勞動，不是說勞動力，而是要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二是物質資本，也包含很多技術在裡面。三是知識和技術，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主流經濟學接受，現在越來越先進。四是制度，制度改進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制度創新對生產的促進作用，效率的改進已經納入正規的增長模型的分析。
第一階段主要是比較優勢，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這個沒有異議，如果有資源的話，有的國家就賣資源了，沒有資源就賣勞動力。然而只有這一個因素解釋不了發展。中國是14億人口大國，有些發展中國家剛開始也發展得很好，有礦又有廉價勞動力，有10年、20年的高增長，但怎麼解釋中國後面的20年？我們一直在持續增長，重要的因素是因為開放引進了知識，還有我們的儲蓄率比較高，有資本。改革是制度上的變遷，最重要的是我們發揮後發優勢、比較優勢，節省勞動成本，可以是勞動密集型，後發優勢是節省研發成本。研發成本一定程度上是試錯成本。研發很貴，大公司每年投入研發是費錢的，學習、模仿一樣可以引進大量的知識。
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的行長保羅 . 羅莫，他的理論是關於知識外溢問題。我們用在這兒恰如其分，可以用到發展的問題上。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當年他說過這句話：別人不可能追趕上美國，為什麼？美國每年產生的知識增量比其他國家的知識存量要大，你怎麼可能追上？但是他們都忽視了一件事，一旦我們開放了，你的知識存量可以外溢到我們這兒來，學過來就成了我們的知識增量，同時成了我們的知識存量。外資到中國來投資有兩大困惑，一個是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好，一個是說中國僱員不忠誠，好不容易培養到一定程度，自己出去就辦個公司。這不是偷而是學習，這就是知識外溢。想想深圳的華強北，就是學習、模仿，學習模仿再逐步進入創新，這個過程就是走捷徑了。
第二階段是“比較優勢+後發優勢”。學習、模仿，我們沒做錯。發展中國家學習、模仿，不是丟人的事情。熊彼特講創新第二階段緊跟著就是模仿。我們要有這個過程。長期模仿也會產生一些問題，簡單的問題是自主創新不夠。模仿很創新，給人貼牌很舒服，但自主創新不夠，自主創新的機制不夠。現在是逼著你非得自主創新。以後技術封鎖會越來越嚴，中國的工程師能不能到美國訪問，將是個問題。美國的簽證有行政檢查，要到美國的國務院做。能不能訪問美國？經濟學應該沒問題，工程技術、科學的可能去不了美國了。中國留學生將來哪個學科能學，哪個學科不能學都成為問題了。技術封鎖越來越嚴重，逼著你非得自主創新。下一階段繼續要模仿、學習，但是要更多地自主創新。以前沒到這個階段，現在逐漸接近前沿，很多領域接近前沿，我們也到了自主創新的時候了。
我們仍然要學習模仿，認清自己的位置在什麼地方，該學習就學習，該模仿就模仿，發展自己的自主創新。但是到現在不能什麼都自主創新，因為在多數領域我們還是很落後的，還得繼續學習、模仿，但確實到了要加大創新體系的過程。最重要的是創新不是靠政府組織，創新不是政府補貼就能實現的，要有持續的激勵，這種激勵不能靠政府的補貼和組織，要靠產權激勵。使知識產權變成股權，成為永久性的激勵，政府也在逐步做這些事。
2. 國內消費市場擴大
第二階段我們到了消費擴大的階段，最近有點爭議，消費是升級還是降級了？消費確實在升級。買高端的東西越來越多，這個過程正在開始。過去確實儲蓄率太高，中國為什麼那麼有錢？我們的收入還是很低的，人均GDP只有9000美元，儲蓄率從2003年開始一直超過40%，現在還有44%，其中幾年50%以上。不缺資本，我們缺的就是知識，缺的就是制度。儲蓄率高消費就低。為什麼用2012年的數據，2012年儲蓄率最高，52%，居民消費只有35%。
到了今天，出現了各種使得儲蓄率下降、消費率逐步上升的因素。這些因素確實方方面面都具備了，收入快到1萬美元，2018年年底大概為9000美元，如果沒有人民幣的貶值大概9300~9400美元，10000美元就接近高消費了，美國5萬~6萬，我們只有他的六七分之一，物質需求進入高消費階段，我們確實也到了這個階段。10年以來低收入階層、農民工的階層收入增長特別快，窮人的消費傾向比較高，多掙點錢消費增長比較快。社保確實起作用了，城裡的低收入階層保住了，農村的新農合、新農保，消費信貸、金融漲得特別快，跟金融科技、大數據都是相關的。現在年輕人不一樣，年輕人敢於借錢消費，現在有分期付款肯定促進消費，互聯網、電商都在促進消費。再就是代際的替代開始發生，在職的人做的是正儲蓄。假設儲蓄率是30%，在職人掙1萬存3000，消費7000。退休的人掙過1000，30%的儲蓄率很小很高。消費結構已經很不一樣了，剛才說的老年人升級，這些確實都在發生。
3. 資源效率與清潔發展
綠色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趨勢，中產階級的成長提出的要求，資源枯竭也越來越要求我們提高資源效率，能夠更好地進行綠色發展。解決霧霾、汙染、水資源等問題，現在很重要。這裡既是挑戰也是商機，有些企業不能在中國做了，更多的企業需要利用新的方式轉型升級，全世界的企業、中國的企業都在做這件事，問題是你怎麼做得更好。
4. 城市化新階段：大都市群
下一階段的特徵是大都市群的發展，城市群的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站在房地產市場的角度、城市化的角度，過去幾年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原來城鎮化發展，發展小城鎮，給小城鎮敞開供地，大城市嚴格控制不讓發展，小城市蓋了房子人走了，大城市房子暴漲，人們追求美好生活，但是供給不充分、不均衡。2015、2016年以來的樓市波動、兩極分化確實使人認識到這個問題。大城市暴漲、小城市庫存，需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庫存指的是三四線城市的住房需求不足。我們的決策者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先是國土部宣佈給大城市增加供地，減少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二是允許集體土地入市。中央政府做了三個城市群，雄安新區加了一塊地，京津冀加了一塊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他們正在做方案。以前小城市發展，現在大城市群發展，城市群是什麼概念？通過交通和各種便利化措施、政策的便利化。這塊不光是交通，包括各種公共服務，包括報銷能不能在別的地方報，看病、養老、入學是否便利化，使得一個區域的大中小城市互相補充，實現城市都市群的生活狀態。就像美國紐約城市群，曼哈頓的金融精英不住在曼哈頓，住在康乃狄克州，每天通勤一小時。倫敦、東京都是這種生活狀態，大城市群的發展，城市做大總是有邊界的，用城市群的方法加速城市化的進程，大家知道里面有巨大的商機、巨大的發展機遇。
反過來講對房地產市場有影響，以上這幾項政策會使房價趨於穩定。因為增加供給了，以前是供給不足、需求太多，以前是拼命壓需求，限購，現在補充供給。供求均衡了以後價格趨於穩定，不僅涉及到城市的發展、產業的發展、科技的發展，還涉及到房地產趨勢的發展。
中國今後幾個大城市群，珠三角、長三角1.5億到2億人的規模都是可能的，中間還有以省會城市為中心3000萬到5000萬的城市群，3+N的城市群模式已經顯示出來。
5. 改革開放新階段
中央政府陸續出臺改革、開放的新舉措，開放肯定要出了，改革這次圍繞民營經濟的發展做了一些新的調整，接下來會有新的改革。但是改革舉措落實之難，確實是個大問題。圍繞具體問題的改革從長遠來講更有生命力，因為它能解決問題。比如說給民企疏困，最大的矛盾是如何給民企疏困。國企收購民企的股權，這個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你這是混改還是逆混改？有的把民企股權收了，結果國企成了第一大股東，甚至控股了，民企就並表了，以後民企就得按照國企的規則運行，就把它變成了國企。混改的意思是讓國企引入一些民企的因素，使其更有活力，如果不是這樣，而是逆混改，把民企變成了國企，這個問題還是非常值得重視的。民企的重要好處是什麼？花自己的錢可以承擔風險。國企用的是公共的錢，拿的是公共的權，是要有程序的，是要有監督、檢查的。現在國企各種規則綁得很嚴，包括高管的收入。如果把民企變成國企那樣的規則，那民企就會被管死。國企按程序、按規則，退到競爭性不那麼強，一些基礎行業、資源行業，做得也很好，變化不大。民企保持活力，自己承擔風險，我們建立的方法是不要國有企業直接收購民營企業的股份，怎麼做？國有企業有錢、政府有錢，我們拿錢做點基金、做點兼併重組，用基金收購一部分股權，市場變好還可以放出去，不讓它直接成為國企的一部分，成為一個基金持股，即使股權佔得很大也不需要按照國企的規則運行，使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而不是很多民營企業都被收購、並表、收編了。如果不是這樣，大家想想後果將不堪設想。政府、國資部門要有傾向性的指導意見。這個不是沒有先例，安邦最後是由政府託管，而且政策的取向是政府整理好放回市場讓民營企業收購，這應該是大方向性的政策。
我們的改革要具體到這些問題上來，不要想著馬上能把國企搞好，國企改不動我們發展民營企業，不要把民營企業又搞回去變成國有企業，通過這些具體的做法、措施，推動市場化進一步改革，推動進一步的開放。
2019年可能更困難一點，但是我們看未來的前景仍然可以持續增長。不僅僅是願景，分析各種因素還是可以得出這種結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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